首先，社会性别是在历史中形成的，是历史的产物，不存在天生、凝固不变的男性、女性气质。两性的差异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由性别差异而形成的性别歧视及女性受压迫地位是一种历史存在。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集中论述了性别差异的历史生成，指出女性的受压迫处境是历史的产物。在原始的蒙昧时期，男女关系是平等的，“每个女子属于每个男子，同样，每个男子也属于每个女子”。而且因为妇女劳动对于部落生存是至关重要的，“妇女不仅居于自由的地位，而且居于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
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男子的生产领域逐渐居于重要地位，有了剩余产品，随之产生的私有制，使妇女开始处于依附地位，成为家庭奴仆、成为男子的私有财产，妇女的家务劳动“同男子谋取生活资料的劳动比较起来已经相形见绌；男子的劳动就是一切，妇女的劳动是无足轻重的附属品”。恩格斯认为这个转变是非常关键的，“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了”。此后进入了轻视甚至蔑视妇女的时代。
其次，社会性别差异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是社会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其中经济因素是最根本因素。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论述由性别平等到性别不平等的历史转变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经济因素。原始社会末期，经济上的失利，导致了母权制被推翻，进而形成了两性政治、社会地位的差异。在以后的父权制社会中，男子利用其手中的政治权力、话语权力，反过来使女性在经济上丧失独立性，完全处于一种依附地位。这种依附地位又加固了父权秩序。这样，在两性关系的历史中，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因素盘根错节地发生作用，形成了至今仍阻碍人类自身发展的不合理社会性别差异现象。
第三，社会性别是在文化中形成的，是文化的产物。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一旦形成后，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反过来影响社会存在。经济、政治关系中性别的不平等必然反映到文化关系中，形成了“男尊女卑”的性别文化。文化观念中的性别不平等主要表现在贬抑女性劳动的价值。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第一版序言中，恩格斯指出：随着父权制的确立，特别是资本主义拜物教的极致发展，人的生产、人的价值被无限贬抑，因而女性承担的家务劳动被认为是与社会无关的事，女性的生产劳动、家务劳动的贡献和价值得不到社会的承认，形成女人生孩子、女人照顾孩子、女人做家务，女人承担的社会分工是次要的，附属的文化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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