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位市长都是受贿30万，看看区别在哪里？

任职前受贿与离职后受贿辨析

小伙伴们都知道，

党员干部在职期间的受贿，

是要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

那么离职后再受贿，

是不是能够逃避纪律和法律的追究呢？

典型案例

案例一

张某，中共党员，A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刘某，A省所辖B市水利工程建设公司经理。刘某听说张某要来B市任市长，通过同学认识了张某，并三次送给张某30万元，希望张某将来多关照，张某应允。2017年4月，张某赴任，按照刘某请托，违规干预水利工程承发包活动，使刘某中标，造成不良影响。

案例二

李某，中共党员，某市市长。肖某，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经理。2016年5月，李某违规干预和插手土地使用权出让活动，要求有关部门采用招商引资名义规避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将土地给肖某开发,造成不良影响。肖某拿到批文后对李某表示去他办公室坐一会。李某说：“不用来，年底我就退休了，你到我家来。”李某退休后，肖某到其住处送上30万元。

处理建议

案例一中，张某任职前收受他人钱财，并约定到职后为他人谋取利益，属于任职前约定受贿行为。对张某的上述行为，应依据党纪处分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追究其党纪责任。依据监察法第四十五条、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给予其政务处分。将其涉嫌职务犯罪调查结果移送人民检察院依法审查、提起公诉。

案例二中，李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利，约定在其离职后收受请托人财物，依据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2007年《意见》）“关于在职时为请托人谋利，离职后收受财物问题”的规定，李某属于约定离职后受贿行为。对李某上述行为，应依据党纪处分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追究其党纪责任。依据监察法第四十五条、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给予其政务处分。将其涉嫌职务犯罪调查结果移送人民检察院依法审查、提起公诉。

评析意见

任职前约定受贿一直是执纪审查监察调查中难以准确把握的问题。笔者认为，应当根据受贿罪四要件构成界定标准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来准确认定。

（一）关于任职前约定受贿的认定

笔者认为，受贿罪包括“谋利型受贿”和“索取型受贿”两种情形。从受贿罪四要件构成看，对于“谋利型受贿”，其客观方面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立法实质是对利用行为时现有职权进行权钱交易进行否定评价。“任职前约定受贿”中，利用职务上便利可以认为是行为人“期权”的预售，实质仍是权钱交易。从主观方面和客体看，“任职前约定受贿”整个流程都体现了行为人主观故意，侵犯了受贿罪的法益。

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6年《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实际或者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的。笔者认为，2016年《解释》强调的是对现有职权未行使前，“承诺”和“明知”的规制，不需要存在具体实施行为就可以入罪。“任职前约定受贿”是受贿人进行的“期权”预售，也属于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而且后续存在具体实施行为，因此应当入罪。

需要注意，任职前约定受贿必须同时具备“双方曾有约定”和“任职后为请托人谋取了利益”两个行为要素，缺一不可。

（二）关于约定离职后受贿的认定

约定离职后受贿，是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之前或者之后，约定在其离职后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在离职后收受的行为。从主观方面看，当行为人与请托人达成关于权钱交易的约定时，行为人对预期利益的获得具有了主观故意。从客观方面看，行为人与请托人存在约定收受财物行为。案例二中，李某离职后收受财物与其在职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肖某谋取利益存在因果关系。从客体看，李某的行为侵犯了国家公职人员职务的廉洁性。

从司法解释层面看，2007年《意见》明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之前或者之后，约定在其离职后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在离职后收受的，以受贿论处。案例二中，李某与肖某就贿赂事项进行了约定，符合上述司法解释规定，属于受贿既遂。

需要指出的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未约定在其离职后收受请托人财物，却在离职后收受的，是否构成受贿罪？笔者认为，此种情形下，行为人不具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主观故意，不符合受贿罪主观要件。因此，“未约定”在其离职后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不宜认定为受贿犯罪。

笔者认为，认定约定离职后受贿构成犯罪应当注意：一是普通受贿和约定离职后受贿中的谋取利益均是发生于在职期间。二是离职是指不再具有国家公职人员的身份。包括退休、辞职、开除、辞退等。三是约定离职后受贿是以谋取利益前后事先存在约定为前提要件。如果没有事前约定，不构成受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