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验船师回忆录：文革时期，我们改了两艘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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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注：本文作者林明亮，退休老验船师，海南省政协委员（1988 - 2002），目前定居香港。林老以80岁高龄至今仍活跃在龙de船人社区，笔耕不辍，活到老学到老，堪为后辈楷模。

中遠廣州分公司“桂林”號和“吉林”號

由開式遮蔽甲板船改成閉式遮蔽甲板船

林明亮

我是1963年上海交大毕业后分配到船检局（现中国船级社）广州办事处工作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概是在1966年，中远广州分公司从国外购进二艘西德1954年造的二层甲板货船。

这二艘船原来证书是按开式遮蔽甲板船营运的。经过当时船检广办初次入级检验后，也仍按开式遮蔽甲板船营运，分别是“桂林”号和“吉林”号，载重量各为8900 吨。二轮由中远广州分公司管理和营运，数年内也都按规定完成了各种检验，正常远洋航行。

大概是到了1968/1969年间，我上船对“吉林”号进行年度检验时，钱方安船长操著标准悦耳的四川口音说：“老林，我们的船现在是以开式遮蔽甲板船营运，没有闭式证书。你能不能给我们发闭式遮蔽甲板船的证书，以大吨位营运，我们每次从国外回来装的都是重货，开式小吨位不能满足我们的载重要求，国家需要建设物资。”

钱船长是50年代初大连海大毕业的老船长，待人热情，和蔼可亲，工作责任心强。

钱船长一席话，令我十分感动。但他所提的问题牵涉到许多技术问题。我对他说：“钱船长，您提的问题很好，提高船的运输能力,对国家有好处。但这个问题牵涉到很多技术问题，譬如船的强度，乾舷、载重线，稳性，国家吨位、苏伊士运河吨位丈量计算，等等。是否请您公司船技处的同志提供资料给我们船检部门好吗？”

“那好吧，我先向他们提出。”船长说。

那时候，我们单位在广州南堤50号二楼办公，中远广州分公司在广州滨江路办公。

一天，听见楼下有人喊： “明亮，明亮，你下来一下。”那声音很熟悉，从窗口望下，没错，正是船技处的老黄，大家都是学造船的，船体专业。平时谈得来。

我匆匆下去。一见面，老黄说：“明亮啊，你叫钱船长要我们提供强度计算，还有那么多其它计算。我们没人算啊，都到英德干校清理阶级队伍去了，你帮个忙吧！”

我说：“我们原来53人，科室分工很细，各行其职，前些时候50个人下去清理阶级队伍，留下3个人，现在回来4人，也就7个人，国轮还好办 ，各忙各的。遇上外轮，轮机、电气的上船，我得去。他们写完中文报告，我得翻译打字。忙不过来啊！钱船长提这事，属船体专业的事，还是你算吧！”。

“我们这么多船在港，公司留下人少，没人算，还是你们算吧！”，老黄坚持道。

二个老朋友，就这样站在烈日下好长时间为钱船长这么一桩好建议互相为难著。心里觉得不怎么对劲，于是乎我心软了，说：“那我来算吧！我们船体科的老师兄都去了英德农场了。”。

他一听，马上就说：“那好呀，这事就交给你了。”转身就走。

“喂喂，老兄，你别走得那么快，你不考虑我怎么向处里交代啊？你得向我们处写个公文来才行！”第二天，他们的公文来了。就这样，我们船检处接下了这样一个任务。

在那个特殊年代，“抓革命、促生产”，一项正常的业务，通过“革命友情”从一个单位无偿被委托到另外一个单位代为义务执行。改革开放几十年后，回顾那个年代的一些做法也是蛮有意思的。

好吧，言归正传。船检广办把这个任务接下来了，但这个任务怎么去完成呢？

离开学校5-6年了，老师不在身边；单位里船体科的师兄、学长去了干校；这回得自力更生了。大学毕业前那半年毕业设计实践，汪希龄指导老师的悉心指导，严格要求，同学间的交流心得，在这个时候给我很多启示，帮了我很大的忙。思路和作业是这样开始的：

1.列下清单，上船把所需要的图纸资料拿下来。

2.二层甲板船，从开式（小吨位）改成闭式（大吨位），即是增加载重量，这船受得了吗？即首先考虑的是强度问题。什么强度？总纵强度！总纵强度怎么计算？毕业设计做过。先计算中拱、中垂弯矩；再利用横舯剖图计算惯性矩、剖面模数；求得弯曲应力。

3.总纵强度计算核查合格了，可以多装货了，但多装货重心高了，船的稳性行吗？空载出港、到港；满载出港、到港各种装载状况计算结果如何？全都得计算核查。

4.船的稳性计算核查合格了，但由于多装货吃水深了，船的干舷够吗？需要进行干舷计算、载重线核查，绘制载重线标志图供厂方勘画。

5.由于闭式（大吨位）量吨甲板在上甲板，这就需要丈量国家吨位和苏伊士运河吨位。图纸丈量与现场丈量（请船员帮忙拉皮尺，撑特制木杆）二结合，采用辛普逊法积分法求取。

6.上甲板吨位开口、甲板间吨位开口装置检查修理。

就这样，经过三个星期的努力，完成了计算核查工作，确定该船可以由开式遮蔽甲板船 改成 闭式遮蔽甲板船，载重量由 8900 吨 增加到 10900 吨。由于那年代生产效率很低，船压港，差不多时间回黄埔港的姐妹船“桂林”号也经核查，二船同样处理。均签发全套闭式遮蔽甲板船证书。各做二副本，一份存处里，一份送呈北京船检总局。

这是我离开校门55年后在船检工作中值得回忆的工作之一。二船安全航行直至拆解。感谢钱方安船长的建议，感谢各任船长、船员严谨配载，小心驾驶。我退休多年了，回忆往事感到无比欣慰，我尽力了。

2018-5-28 完稿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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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童年

1944-1945年日本投降前，我6-7岁在马来亚时，曾帮父亲拉风箱打铁钉，帮手拉大横锯锯木板，水火弯板，备料给木匠造船。所有木料都是我父亲和哥哥划船到岛外的树林砍伐和拖回来的。

至于铁钉， 多数是我和差不多同龄男孩拿着工具到海滩上的破船上撬回来的烂钉子。那时缺造船用铁钉。烂钉子回炉再锻打就是新的。船造好後，家人用面粉袋和草席分别缝制了二张帆，针线活靠妈妈。

我父亲、哥哥、邻居同乡文兰叔、他的侄儿东清哥，四人靠一个小指南针和地图，从马来亚邦咯岛开到缅甸帮人家运米回马来亚，赚取运费和米。我家造这艘木帆船的起因，是因为有一天傍晚我如常坐在沙滩上看船看海，看到海中载浮载沉一个大物体，高声叫父亲和哥哥来看。

他们随即划船到海中把那家伙捆绑拖回来，那是一根很大的木头。从一根大木头到造一艘二桅的木质运货帆船，那是很大的距离。多年後，我在海南问离休的哥哥：“爸爸和你当年为啥要那么辛苦造帆船去帮人运米？”哥哥说：“那时日本军已经占领马来亚邦咯岛，时不时抓人做苦工，鞭打。我和东清哥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爸爸为防我们被抓去当壮丁，就想到弄个船出海，不易再被日本人抓到……”

至于我1953年回国读书，学习造船，当上中国和法国验船师，那是后话。我很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