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切国家利益的旁观者：从李普曼的冷战思想看他的知识分子性Ⅰ

沃尔特·李普曼（WalterLippman）（1889—1974）是20世纪美国最富盛名的专栏作家。他一生中写了总数达一千万字的上万篇时政文章，发表了三十多本著作，影响了几代美国人的思维方式，曾两度获得普利策奖。他发表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以及后来在《新闻周刊》上的“今日与明日”专栏持续了36年（1931—1967），是20世纪美国报刊史上历史最久、内容最广、影响最大的专栏。

然而李普曼的影响不仅局限于报刊业，他的一生与美国20世纪的许多重大国务和外交事件密不可分，从老罗斯福到约翰逊的美国历届总统都极为重视他的立场和观点。李普曼的争论冷静客观，他善于把新闻事件放在深广的历史背景下去考察，在他所处的年代，几乎美国的每一件大师都被收纳在他的专栏文章中。

不过对全世界产生更为深远影响的是他于1947年针对乔治·凯南（Kennan George）关于遏制苏联的文章所写的反驳文章，他在“今日与明日”专栏中连续发表了14篇评论，后来这些文章集结为《冷战》（The Cold War）一书。李普曼提出的“冷战”和凯南提出的“遏制”成为20世纪下半叶国际关系最流行的术语。

乔治·凯南

李普曼作为一个新闻人，却对美国政治取到如此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在冷战时期的外交思想更是深远地影响到了整个世界格局。如今重读李普曼，我们不仅应该把握他对政治现象的精辟见解，更应该深入探讨，看看在美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中，李普曼作为媒体人物是如何在政治决策过程中占到一席之地，从而影响内政外交，并且由此为媒体留下了丰富的财产。而且他又是如何在权力集团中保持他作为思想家和知识分子的独立性的。

一、一个冷静的观察者

在具体讨论李普曼冷战时期的外交思想之前，我想先谈谈李普曼微妙的身份定位。他是一个新闻人，没有政治头衔，却曾做过十二位美国总统的顾问，对美国政治的制定往往起到十分重大的作用。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李普曼每年都有一段时间用来同各国元首交谈，他们甚至经常找上门来盼望能接受采访。李普曼拥有众多忠实和影响巨大的读者，很多正是在读到李普曼的文章之后才开始考虑或是明白应该如何考虑这些问题的。因此李普曼实际上掌握着潜在的巨大力量，而一个政治家除非要自冒风险，否则他是不会对这股力量置之不理的，这样一来，李普曼的专栏文章理所应当地成为各国政府、外交部的必读材料。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李普曼的专栏使其享有无上荣誉和各方厚待，但是这些只是由于他具有影响舆论的巨大力量，一旦这种力量消失，李普曼头上的光环也将随之消失。

约翰·里德曾经称李普曼是“美国未来的总统”，但是李普曼自己却更愿意对权力进行分析，而不是身体力行。李普曼选择作为一个冷静的旁观者，而不是一个身处事件中心的参与者。他完全具备成为一名政治家的素养和能力，甚至有不少机会踏入政界，但是他在六十多年的从业生涯中却始终坚守着自己的政论舞台，虽然与政治保持着一定程度的亲密接触以便使自己更好地评说政府行为，却又坚定不成为政治的附属，坚守自己的独立性，因为李普曼认为只有保持距离，才可能尽量靠近客观与真实，同时这也是他保持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性的前提，无论是如今还是当时的新闻界，我认为至少李普曼对于新闻真实性和客观性的追求与崇尚是永远值得我们赞扬和跟随的，特别是在如今信息垃圾越发泛滥的时代。

正是因为李普曼对政治保持了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才让他既可以了解政治动态，又可以保持旁观者的姿态，扮演一个超然独立的角色。然而即使如此，李普曼依然无法完全置身事外，他在政治激流中并不是一个旁观者，他在分析研究事件之外还积极地去影响他们。李普曼为政治家们制定战略，为国务卿起草计划，向参议员们咨询，发起总统竞选人的运动，撰写竞选演说。他甚至亲身参与并影响了一些重大的国际事件。然而李普曼认为自己政治参与者的身份及自己的行为都是在制度之内的，“凡是认真负责的评论者，他不应该像一个无所事事的旁观者那样，而应该充满想象的深入行动，扮演参与者的角色。所谓责任，就是要分担那些知道事态发展的人的重担。”（罗纳德·斯蒂尔:《李普曼传》，新华出版社，1982年）

李普曼对自己有着明确的身份定位，他是一名政论家而非政治家。他一方面保持与政府保持一定距离，一方面也注重和各种政治势力保持接触联系。同时李普曼也认为自己的责任在于像一个已经意识到那样做的全部含义的人那样，设身处地地提出另一些行动方向。

二、浅谈李普曼的思想变化

李普曼是犹太人后裔，虽然像李普曼父母这样富有的第二代移民家庭认为他们是德国人而不是犹太人，且现在他们更愿意把自己视为美国人而不是德国人或犹太人，但犹太人依然是李普曼挥之不去的身份。李普曼将自己的犹太裔身份视为自己的弱点，而且从他上学开始就因为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而受到了种族差别待遇（哈佛学生的大部分课余时间都在一些“社交俱乐部”里，进入俱乐部意味着进入了哈佛社交界的顶峰，然而俱乐部不欢迎犹太人，无论李普曼如何努力，俱乐部的人总认为他“不合适”，这使李普曼成为大学生活中的局外人。特别是在十九世纪末席卷美国的排犹浪潮中，即使是被同化的德国犹太人也未能幸免），他总是尽量忽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甚至拒绝加入犹太人的组织，也因此他不接受犹太人信奉的宗教。

虽然没有宗教信仰作为支撑，但是李普曼并不缺少政治信仰。李普曼的思想经历了从信仰社会主义到后期保守派的变化。他的哲学观是在哈佛大学读书时逐渐形成的。但是西方现代哲学的两大思潮——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人本主义）都对在哈佛大学哲学系读书的李普曼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不可忽视的是作为美国宗教唯心主义批判实在论创始人之一的乔治·桑塔亚纳和美国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威廉·詹姆斯的作用，他们作为深受李普曼喜爱的导师，对李普曼的思想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李普曼在哈佛大学读书时信奉社会主义，但实际上他信奉的是英国费边社会主义，因为他所希望和主张的只是废除童工、争取妇女选举权、对贫民窟进行救济工作之类的社会改革，是对社会的治理而不是改革。费边社会主义社是1884年在英国产生的一个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团体，提倡用温和渐进的方式改造社会，强调教育的作用，并把其会员局限于一小部分“开明人士”。费边主义者确信，民众是干不出什么建设性的事情来的，他们主张组织一个由科学家、工程师等无私的领袖为核心的团体来服务国家，来克服大众民主化所导致的效率低下和偏见等弊病。

1914年，李普曼接受赫伯利·克罗里的邀请参与创办自由主义刊物《新共和》，标志着李普曼已经放弃社会主义，而成为一个社会改良派，他认为职业化、科学和社会支配是改良的工具。李普曼赞成克罗里和罗斯福的主张，要求通过政府发起的“反贫困战”来实行社会改革。

一战开始后，李普曼由最初的极力反对战争逐步转变为支持协约国，他认为美国应该用他的道德力量、经济资源、甚至军事力量来反击侵略者，并且相信战后一个更完美的世界将会补偿战争的损失，这场战争是通向崇高目标的一个阶梯。一战后李普曼的政治思想已经超越了“以职业化、科学和社会支配来改良社会”的主张，更多从现实角度提出改善民生的主张。简单来说，李普曼的思想已经从社会改良主义转变为自由主义思想。

一战后李普曼开始注意到自由派的缺陷，并逐步倾向于保守派。从1931年他离开《世界报》到《纽约先驱论坛报》写专栏的过程中可以感受到这种变化。李普曼认为自由派对行政管理冷漠的态度和对组织工作问题的厌倦是其致命缺陷，而保守派在处理事务上比自由派具有更好的支配能力。保守派的价值观可以简单归纳为：政治上信奉自由、传统、秩序，以及对人和政府的不信任感；经济上信奉竞争、自立自助和自由放任。这种观点反映出的是对原则的坚守，具有更多的实用性。这些特征在李普曼此后的人生中一直相伴相随。

哈佛大学

李普曼的思想是在他进入哈佛大学后逐渐开始形成的，而这之间离不开当时社会背景、哈佛校风和导师的影响。同时因为犹太人的身份，李普曼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但是这并没有引发李普曼的斗争热情，相反他选择了“沉默”。李普曼的思想观点随着整个国际社会格局的变化，经历了信奉社会主义、投身社会改良派运动，到自由派、保守派的一系列转变。而通过李普曼思想的演变也可以让我们更好理解他的冷战思想。

三、冷战背景和“遏制战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和美苏国家力量的上升，东西方冲突逐渐出现。此外，一系列战后事件（德国问题、共产主义在东欧的兴起、美苏在伊朗、希腊和土耳其的争端、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在中国的垮台、苏联原子弹爆炸成功等等）都促使冷战环境逐步形成。

1946年2月，美国驻苏联代办乔治·凯南接到国务院电报，要求他对苏联不愿意参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行为动机进行分析。2月22日，凯南向美国国务院发回了一份长达8000字的电报，即著名的“8000字长电”，对战后苏联的“理论、意图、政策和做法以及美国应采取的对策”进行了全面分析，1947年，凯南在美国权威的《外交》（ForeignAffairs）季刊上又发表了一篇署名为“X”的文章，名为《苏联行为的根源》（The Source of Soviet Conduct）。在“长电”基础上，对苏联政权以及美国应采取的政策进行了全面、系统地阐述，并明确提出了“遏制”概念。凯南的“8000字电文”以及《苏联行为的根源》为杜鲁门政府提供了“遏制”苏联的战略理论基础，遏制战略很快成为美国对苏政策的指导方针。

凯南对苏联的认识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从地理环境对俄罗斯民族心理和历史影响的角度来分析苏联的内政、外交与国际行为的根源，并据此提出遏制战略思想。

在“8000字电文”和《苏联行为的根源》中，凯南分析了俄罗斯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认为苏联领导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及其行为是俄国传统的不安全感的产物。他说，苏联领导人对世界事务的看法，植根于俄国传统的不安全感。随着苏联同西方进行接触，又增加了对西方的畏惧。因此，苏联对外政策行为的动机是消除其固有的不安全感。由此产生的苏联对外政策的目标，就是为彻底毁灭同它竞争的国家而进行耐心的斗争，决不同敌手达成妥协。苏联需要大大提高其实力，最大限度的发展军事力量，在一切它认为合适和有可能的地方，努力扩大其势力范围。至于苏联对美国的态度，凯南认为，苏联坚信它同美国之间不可能有永久性的妥协。

关于美国的对策，凯南在“8000字电文”中声称，苏联对所谓的“力量逻辑”高度敏感。当它遇到强大阻力时，会轻易退却。因此美国如果拥有足够力量，并表明准备使用它，就不必真正摊牌。虽然“遏制”一词没有出现，但实际上这就是遏制思想的实质性内容。凯南在《苏联行为的根源》中比较全面、系统地提出了“遏制”苏联的主张，即：“在俄国人露出侵犯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每一个点上，使用不可更改的反击力量”，“苏联对西方自由制度的压力可以通过在一系列变化着的地理和政治点上，灵活、警觉地使用反击力量而被遏制”。凯南声称，美国以足够的资源和力量对苏联政权进行遏制，将迫使克里姆林宫的行为变得较为“温和、明智”，从而导致俄国政权的“瓦解或逐步软化”。

而凯南所说的遏制政治手段大致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保持西方社会内部的健康与活力。在凯南看来，如果西方世界较好地解决了自己内部的各种问题和弊端，保持社会内部的健康与活力，就可以抵制苏联的影响和渗透。第二，鼓励和利用苏联同其盟友之间的矛盾。凯南认为，苏联将势力范围向外扩展将会增加苏联的负担和压力，因为它无法使别的民族或国家永远处于从属地位。因此，美国可以而且应当鼓励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苏联闹独立，其方法包括改善同东欧国家的关系，并且向它们提供经济援助。第三，促使苏联内部的和平变革。凯南遏制战略的最终目标是使苏联的内政、外交按西方的意愿发生变化。凯南一贯认为，外界影响苏联行为的能力是有限的，苏联变化的根本动力在于其内部。在他看来，西方可以影响苏联内部的和平变革进程，他所主张的手段和方法主要有：榜样的作用、谈判、缓和。

下期预告：

四、李普曼的冷战思想

五、重读李普曼的知识分子性

六、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