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球》连载（十一）：足球政治权力变移

第一章 现代足球通史

两次世界大战

两次世界大战，都致使足球运动大面积停摆，虽然战时仍然有各种足球活动进行，但有组织的联赛却不可能延续。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本质上是对英国作为头号资本主义帝国的挑战。“一战”期间最有名的足球案例，是当时英格兰足总秘书弗雷德里克-沃尔，对足球名帅吉米-霍根的“叛徒”指控——霍根其时在欧洲大陆生活，是奥地利足球发展的开山鼻祖，而这样的行为，在战时是难以接受的。

吉姆-霍根

在1915年到1919年期间，竞技类足球比赛在英格兰被暂停，许多球员参军出征，导致大量足球俱乐部缺员，不得不四处借用球员组队作赛。两级联赛和足总杯停摆，不过一些地区性比赛还在继续着，只是这些比赛都被视为非正式比赛。

“一战”之初，著名作家柯南道尔的公开呼吁，号召球员入伍参战，得到了很多球员的响应，最终组成了一个“足球军营”。这还真是一个营的编制，“一战”期间，该营600名战士中500人阵亡。1914年“一战”开始前，英国全国有5000人参与职业足球，其中至少2000人参加了“一战”。

许多职业俱乐部受到战争的残酷打击，像布拉德福德城，有9名队员在“一战”中丧生。

“一战”期间，足球运动已经展现出独特魅力。在著名的1914年圣诞停战期间，就在欧战西线，英国和德国士兵之间进行的足球比赛，让足球从此拥有了“和平时期的战争”这样一个特殊称谓。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足球的打击更加惨烈。

1939—1940赛季，本是联赛在英格兰地区的第65个赛季，可是由于“二战”在1939年秋天爆发，联赛和足总杯自然被搁置。

足球活动仍然在继续，和“一战”一样，存在于一些地区的短期联赛中。大量球员参军入伍，大部分俱乐部受到严重影响。曼联球场因为遭受德军空袭轰炸，战后不得不和曼城共用缅因路作赛。

战时期间的俱乐部，也不得不大量借用各种临时球员，来应对一些临时组织的比赛。“二战”总共占用了7个足球赛季，像水晶宫在这7个赛季的各种比赛中，先后启用了186名球员代表本队登场。

足总杯到1945—1946赛季重启，而英格兰联赛要到1946—1947赛季才能复活。

不过战时的国际足球赛事，还是在小范围内进行着，大多作为军事活动的配套行为。英格兰战时代表队总共打了29场比赛，14场对威尔士，15场对苏格兰。

20世纪30年代，奥地利是欧洲大陆最领先的足球地区，但在德国纳粹控制下，奥地利联赛在1938年被合并入德国联赛体系。瑞士联赛则和“一战”期间一样，完全停赛。

“二战”初期，德国联赛还在勉力维持，但很快不得不停摆，最终和英国类似，只能在一些地区性竞技中存活。“二战”对德国足球的影响，直到今天还能找到一些痕迹。斯图加特2009年翻修球场时，发现了18枚“二战”期间盟军投掷的未引爆的炸弹——这片球场，就是建立在“二战”留下的废墟之上。

德国同样也在进行国际比赛，同样是和自己的盟友国家或地区。例如，在1939年9月的一场比赛中，德国输给了匈牙利。德国队战时一共打了35场国际比赛，1942年11月22日对斯洛伐克的比赛是战时德国最后一战，这个时间节点也和“二战”走势合拍。

受战争影响较小的是意甲，这个联赛一直运转到1943年，随后在1945年重启。

虽然足球对战时各国的民心士气都是很好的鼓舞，但所有球员的职业生涯受到残酷打击，是不争的事实。“二战”之前已经成名的球员，像克里夫-巴斯汀、斯坦利-马修斯和汤姆-芬利，不得不投身军伍。类似情况也发生在德国。

克里夫-巴斯汀

而在纳粹德国控制区域，许多犹太俱乐部在“二战”中消失，许多犹太球员，像匈牙利国脚布劳恩，就在纳粹集中营中丧生。

足球政治权力变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格兰足总只剩下了一名工作人员：后来得到爵士勋位并且成为第六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斯坦利-劳斯。

劳斯是现代足球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是一位业余足球门将，当过体育老师，担任过国际裁判。1934年成为英格兰足总秘书。如前所述，秘书在英国社会架构中，不是中文语境里“秘书”的概念，而是一个职权广泛的管理者角色。在1938年，劳斯参与了重新修订足球运动规则的工作，明确并且简化了运动规则的许多部分，这被认为是现代足球推广历史上的重要时刻。“二战”期间，劳斯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勉力维持着英格兰足总的战时运转，也同时协助不同的军方机构，去组织各种战时足球赛事。他的坚毅勤奋，为他赢得了足球界极大名誉。

“二战”结束之后，千疮百孔的英国社会，在马歇尔提出的欧洲复兴计划帮助下，进入了一个重建时期，这也是“大英帝国”由盛转衰、各种深层社会变革开始的一个时代。旧的社会层级体系逐次崩塌，贵族和士绅的社会势力委顿，传统的价值伦理观念也在新时代冲击下开始弱化，甚至被替代。

本质上，劳斯代表的还是过往那个时代的业余足球精神，他不遗余力地以自己的方式保护着足球，尽管这种保护已经越来越经受不起时代的考验。以他的个人名望和谦谦君子风范，劳斯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国际足球界，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1961年，第五任国际足联主席亚瑟-德鲁里病逝，劳斯继任。1966年，世界杯能回到英国这个现代足球发源地，劳斯的长袖善舞功不可没，只是他的业余化足球理念坚守，以及政治立场上保护种族隔离的南非，最终导致其在1974年国际足联主席连任竞选中，被巴西人阿维兰热击败。阿维兰热代表的正是足球的商业化，以及亚非拉新兴势力在国际足球舞台的话语权。

“二战”之后的大量新兴国家出现，让国际足球政治势力发生巨大变化，一个国际足联成员单位一票的原则，使亚非拉地区话语权更大，而欧洲及南美的足球传统势力，不得不在退让中寻找和新势力媾和的机会。这种隐性对立关系一直延续至今，阿维兰热、布拉特和因凡蒂诺，都得遵守游戏规则。

斯坦利-劳斯在1974年的下野，是一个反面案例。

阿维兰热控制国际足联24年，他是第一个借助赞助商力量，全球各地进行政治巡演，谋求各种政治权力的主席竞选人。当选之后，阿维兰热在前阿迪达斯掌门人霍斯特-达斯勒的支持下，大力推进世界杯商业化，于是可口可乐、阿迪达斯这些赞助商，成为国际足联的钱袋。媒体版权的销售，更让世界杯奇货可居。阿维兰热，以及他亲手选定的接班人布拉特，则用这些巨额收入，再分配给国际足联旗下的各个成员国和地区，作为各地的足球发展资金。这样堂堂正正的足球阳谋，对稳固在位主席的位置十分有利。

布拉特虽然是瑞士人，但代表的恰恰不是欧洲足球势力，他为阿维兰热服务多年，接收的是阿维兰热留下的亚非拉足球政治遗产。因凡蒂诺也是瑞士人，由于欧足联主席普拉蒂尼在政治争斗中，和布拉特同归于尽，这才接收了普拉蒂尼的政治遗产，登顶成功。不过因凡蒂诺以欧洲足球为主要背景，竞选中幸运成功，和亚非拉足球势力自身贪腐而被美国人抓住把柄有关。

如果不是阿维兰热和布拉特执政期间国际足球界贪腐太过严重，卡塔尔在2022年世界杯主办权竞争中贿选横行，以至于美国利益受损，有了2015年美国势力主导的足球风暴，外力恐怕很难动摇自1974年之后建立起的国际足球新政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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