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口对于我们来说有多重要，我想也不用再多赘言了，没有户口，很多事情都做不了，而且很多福利都和户口息息相关。
其实，关于户口的重要性，也不是现在才凸显出来。在中国古代的南朝，就曾发生过一次人民起义，起因就是因为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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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期，对人实行等级化管理，尊卑有别，当时社会上主要分为士族和庶族两个群体，士族也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地主，享有很高的权力。不仅垄断官位，世袭官职，他们还占有大量土地。他们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十分残酷，在北魏建国初年，给事中李安世就曾经绝望地说：“每次遇到灾荒，老百姓就四处逃散，他们的田地大多都被豪强贵族们所霸占、掠夺。古代的井田制度难以恢复。”
士族们将社会上的财富都敛在一起，本来已经很有钱了，但是他们还不用向政府缴纳任何赋税，免除终生徭役，并受法律保护。而本来就穷的叮当响的劳动人民，还要负担高额的赋税，自然是苦不堪言，他们都梦想着可以变成士族，并将这看成是改变命运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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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士族又哪有这么容易呢？毕竟对于士族们来说，他们的家世是最值得骄傲的，为了保证血统上的纯净，士族多愿近亲结婚，亲上加亲，结果造成后代很多或身体畸形，或智力不全。此外，他们还定下了黄籍制度，不管什么人，家里老少爷们总数，祖宗三代婚配、职业、从事工种、获奖简历，全部一清二楚地记载在黄籍这个户口本上。这样，庶族就没有机会插进来了。
这招行不通，庶族又发现了另外一招，就是把自己祖宗的经历造假。地主们用钱买通官吏，经历平平的给安上军功章或者爵位等，这样，本来是被士族们鄙视的下等人，也摇身一变成为了上等人。
但是统治者也不是傻瓜，庶族们利用手段变成了士族户口，而士族是不用交税的，那么多人变成了士族，国家收到的赋税也少了。统治者发现了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人口大普查，凡造假户籍，一律退回本地；本应服役纳赋的，继续承担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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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一种心理，当有些事情，你没得到过的时候，还没有什么；一旦得到了又失去，其中的落差感可想而知。对于这些从庶族变成士族又变回庶族的人来说，他们已经享受过了士族的待遇，突然又被打回了原型，那种落差感是很难忍受的。这时候，对士族的感觉，也由之前的羡慕变成了怨恨。
而此时，在他们中有个思想比较超前的人物，唐寓之。他目睹有钱人驾着朱漆的车子，穿着锦绣的衣服，家童奴仆吹箫奏乐，到处赏花饮酒；而贫困的农民却蓬头垢面，衣不蔽体，挖野菜、剥树皮，挣扎在死亡线上。他深深地感到，穷人要活下去，只有像陈胜、吴广那样揭竿起义。
正好有一次，检籍官去检查唐寓之家的时候，想要敲一笔，硬说唐寓之家的户口有问题，当即要拿他充军。凭空遭遇冤情，唐寓之气坏了，他使了点钱打发走检籍官，晚上就发动群众要起义。而这次的户口清查，早就让广大庶族心里充满了不满，因此唐寓之一呼吁，马上很多人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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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400多人要跟唐寓之干。那些被充军者的家属传递消息，又有三万多充军者哗啦哗啦聚拢而来。这是一支真正的杂牌军，地主、农民、手工业者占一小部分，剩下的就是那些改户口冒充士族的赝品。他们作战起来，向这不平等的户口制度宣战。先后攻克桐庐、钱唐 、盐官(今海宁)、余杭、嘉兴、永兴、诸暨等地。
估计统治者都没想到，仅仅因为“户口”两个字，就引起了一场起义。其实，究其根底，也是“户口”两个字背后得等级差异太严重。
直到第二年，唐寓之还在钱唐建立了政权，国号吴，自立为吴王，还有模有样的设置了太子和百官，俨然一个成型的王朝。可是，就像很多农民起义一样，唐寓之的起义，虽然是对于当朝统治者的有力打击，但也还存在很多局限性。最终还是失败了。不过，这次起义也还是取得了一些胜利，迫使萧齐政权不得不向农民暂时作了一些让步，如取消检籍政策，允许因为“却籍”而谪边充军的老百姓返回家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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