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才造反，十年不成——雍正大案“曾静案”

一向以残忍、沉猜、阴险、心机深刻著名的雍正帝，他一生中所作最“可笑”的一件事，乃是由“曾静案”而起。由于这个案子，他主编了一套《大义觉迷录》。这套书，在清廷力推下，一时间传遍宇内。

本来，雍正帝想借助这套书来宣讲清朝正统性，逐一驳斥坊间对自己不利的传闻，但结果，弄巧成拙，欲盖弥彰！

首先，我们讲讲引发雍正帝当“总编”欲望的“曾静案”。

曾静乃湖南永兴人，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生人。由于青年时代屡试不第，曾静就闭门读书，以授徒讲课为生，著有《知几录》、《知新录》二书，其中蕴含有浓厚的民族意识。

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曾静派弟子张熙到浙江购卖了一大批书籍，其中有明末清初文人吕留良的一本诗稿。此前，曾静曾接触过吕留良弟子严鸿逵、沈在宽等人，在二人家中还看到了吕留良的其他著述。由于这位乡村秀才长期仕途蹭蹬，曾静本来就有些“反社会”的倾向，看到吕留良遗著中关于“夷夏之防”的言论，想到自己长久一来不受清朝待见，未得考中及第，曾静就对吕留良的反清思想大感赞赏。

毕竟不是见多识广的大文人、真文人，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秋，曾静做出一件大荒唐事，他派弟子张熙到西北，投书给清朝的川陕总督岳钟琪，称岳钟琪是宋朝忠臣岳飞的后裔，劝他应该起兵反清。这还不算，曾静还在信中列举当今皇帝雍正犯有弑父篡立、杀兄屠弟、好色淫乱等等罪行……

岳钟琪乃四川成都人，多年来因战功累官至川陕总督，任“宁远大将军”。继年羹尧之后，以一个汉人身份得享如此权力，岳钟琪感激雍正帝还来不及，哪里会造反呢？

傻不拉唧的曾静判断简单，认为岳钟琪就是岳飞后代，姓岳的肯定和女真后裔有血海深仇。同时，他道听途说，认定年羹尧被杀后，雍正三次征召岳钟琪，岳钟琪都未进京，所以就断定这位岳大将军肯定对清廷不满，于是就投书劝其反叛。

岳钟琪接到来信，骇异非常，差点吓出心脏病来。于是，他即刻逮捕张熙，大刑伺候，穷治其幕后主使之人。

张熙受过曾静洗脑，还挺坚强，打死也不说，只字不吐。

这下，可把岳钟琪急坏了。深恐雍正帝怀疑自己，必须查出实情。于是，岳钟琪改变策略，开始以诱骗手段对待张熙。一天，他屏去旁人，深夜探访张熙，说自己从前派人对他施以大刑，是为了掩人耳目，不让朝廷怀疑。拍着胸口，岳钟琪说自己早就想起兵反清。

看到岳钟琪和自己设酒盟誓，信誓旦旦，那张熙也不是高智商，马上就一五一十都说了，道出是自己老师曾静派自己来见岳钟琪。

岳钟琪大舒一口气，赶紧秘奏雍正帝。清廷派人火速到达湖南，把正眼巴巴盼望岳钟琪起兵的曾静捉拿归案。

曾静作为一个文人，村学究，重刑之下，还真不如他的弟子张熙，马上啥都召了，供出了严鸿逵、沈在宽等人。说自己所看的吕留良著作，都是在他们家里发现的。

雍正帝马上命令浙江总督李卫，即刻捉拿吕留良家属（吕留良当时已死），同时逮捕严鸿逵、沈在宽等一干人等，收缴所有可以找到的吕留良文集。而后，康熙帝又派刑部侍郎杭奕禄、正白旗副都统海蓝以及湖南巡抚王国栋三员大吏，一同对曾静加以会审。

从前连县令都没机会见到，如今看到清廷三位省部级官员都来“看望”自己，曾静这个乡村教师确实害怕极了，以至于在大堂之上还没重新动板子，他就嚎啕大哭。

就此，以往看吕留良著作之时所产生的冲天豪气，如今都变成了流不尽的眼泪和说不完的痛悔前非。

后悔也没用，三个官员下令，大刑继续伺候。在严刑逼供下，曾静又供出一大批人。有关无关，凡是和曾静有过交往的，这次就真倒了半辈子大霉。

遵照雍正帝严旨，清朝官吏在数省范围内广泛追查，最终“曾静案”牵连人数达几十人，惊动了清政府几个部和几个省。由于株连甚广，当时交通、讯息又不是特别方便，清朝各地政府一直追查缉拿，所以，直到雍正十年，曾静案才最终结案。

审讯期间，雍正帝曾令朝廷京官和各省总督、巡抚、道府守令、以及各地学官依次表态，让他们议论曾静此人的应得之罪。

不出所料，各级官员一致表态，认定曾静罪大恶极，对这样的人，不仅要凌迟处决，还要诛杀三族。

雍正帝猫捉耗子一样，也亲自审问曾静，还让他自己议罪。

跪伏在雍正帝御座前，曾静这个村学究，一把鼻涕一把泪，说一句扇自己一个大嘴巴，严谴自己辜负天恩，说自己受了吕留良的著作蛊惑，萌发反清意念，确实大逆不道；谴责完自己，他又开始歌颂雍正帝和清朝伟大光荣和正确，还形诸文字，在供词中不停奉承雍正帝……

细细阅读了曾静所写的《归仁录》，看到这位反贼不仅表示悔过，还大肆颂扬自己，雍正帝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下令收录两年来自己关于曾静案的10道上谕，曾静47篇口供和他所撰《归仁录》，以及张熙的两篇口供，最终合成四卷，起名《大义觉迷录》，公开印行颁发。

这套书，其中除了雍正帝本人对“华夷之辩”重新解释以外，还对曾静等人谋逆时指责他的十大罪状（谋父、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株忠、好谀任佞）进行了一一辩解。。

善要人知，绝非真善；恶恐人知，必定大恶！为了掩饰自己先前犯下的弑父罪行，雍正帝就特别在乎天下人对他的看法。为了能够通过辩解把自己洗白，雍正帝下令刊版发行《大义觉迷录》，还要求朝廷上下、地方官吏能够保证人手一册：

“著将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悖逆之言及朕谕旨，一一刊刻，通行颁布天下各府州县远乡僻壤，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并令各贮一册于学宫之中，使将来后学新进之士，人人观鉴知悉！”

惟恐地方官员办事不力，雍正帝还恐吓说：“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察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

“曾静案”乃雍正一朝最重要的文字狱，当时轰动一时。其中，《大义觉迷录》中的“上谕”部分，内容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雍正帝对吕留良“夷夏大防”言论作出全面批驳；二是雍正帝对曾静指责他弑父逼母夺嫡自立之事，逐条进行一一反驳。

首先，雍正论证了清朝统治天下的唯一正统性，提出 “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宣称满清政权乃上天赋予的：

夫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更殊视？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华夷而有异心。此揆之天道，验之人理，海隅日出之乡，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 悉子悉臣，罔敢越志者也。

乃逆贼吕留良，凶顽悖恶，好乱乐祸，拢彝伦，私为著述，妄谓“德佑（宋恭帝赵显的年号）以后，天地大变，亘古未经，于今复见”。而逆徒严鸿逵等，转相附和，备极猖狂，余波及于曾静，幻怪相煽，恣为毁谤，至谓“八十余年以来，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在逆贼等之意，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为讪谤诋讥之说耳。（他们）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诗》言“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者，以其僭王猾夏，不知君臣之大义，故声其罪而惩艾之，非以其为戎狄而外之也。若以戎狄而言，则孔子周游，不当至楚应昭王之聘。而秦穆之霸西戎，孔子删定之时，不应以其誓列于周书之后矣。

盖从来华夷之说，乃在晋宋六朝偏安之时，彼此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是以北人诋南为“岛夷”，南人指北为“索虏”，在当日之人，不务修德行仁，而徒事口舌相讥，已为至卑至陋之见。今逆贼等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蜂蚁不若之“异类”乎！

且以天地之气数言之，明代自嘉靖以后，君臣失德，盗贼四起，生民涂炭，疆圉靡宁，其时之天地，可不谓之“闭塞”乎！

本朝定鼎以来，扫除群寇，寰宇安，政教兴修，文明日盛，万民乐业，中外恬熙，黄童白叟，一生不见兵革，今日之天地清宁，万姓沾恩，超越明代者，三尺之童亦皆洞晓，而尚可谓之“昏暗”乎！

其次，雍正帝宣称满洲入主中国乃因为列祖列宗开疆扩土有大德，指斥那些不向王化者才是“狄夷”，以文化之辨，来重新解释“华夷之辨”：

夫天地以仁爱为心，以覆载无私为量。是为德在内近者，则大统集于内近，德在外远者，则大统集于外远。孔子曰：“故大德者必受命。” 自有帝王以来，其揆一也。今逆贼等以冥顽狂肆之胸，不论天心之取舍，政治之得失，不论民物之安危，疆域之大小，徒以琐琐乡曲为阿私，区区地界为忿嫉，公然指斥，以遂其昧弃彝伦，灭废人纪之逆意。至于极尽狂吠之音，竟敢指天地为昏暗，岂皇皇上天，鉴观有赫，转不如逆贼等之智识乎？

且逆贼吕留良等，以夷狄比于禽兽，未知上天厌弃内地无有德者，方眷命我外夷为内地主，若据逆贼等论，是中国之人皆禽兽之不若矣。又何暇内中国而外夷狄也？自詈乎？詈人乎？

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

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

从来为君上之道，当视民如赤子，为臣下之道，当奉君如父母。如为子之人，其父母即待以不慈，尚不可以疾怨忤逆，况我朝之为君，实尽父母斯民之道，殚诚求保赤之心。而逆贼尚忍肆为讪谤，则为君者，不知何道而后可也！

接着，雍正帝开始洋洋洒洒，宣传清朝对明朝后裔的善待，清朝对中国百姓的德政，以及清朝的“得国之正”，宣扬清朝政权对中国的巨大贡献。：

从前康熙年间，各处奸徒窃发，动辄以朱三太子为名，如一念和尚、朱一贵者，指不胜屈。近日尚有山东人张玉，假称朱姓，托于明之后裔，遇星士推算，有帝王之命，以此希冀鼓惑愚民，现被步军统领衙门拿获究问。从来异姓先后继统，前朝之宗姓臣服于后代者甚多。否则，隐匿姓名伏处草野，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似此蔓延不息，则中国人君之子孙，遇继统之君，必至于无噍类而后已，岂非奸民迫之使然乎？

况明继元而有天下，明太祖即元之子民也。以纲常伦纪言之，岂能逃篡窃之罪？至于我朝之于明，则邻国耳。且明之天下丧于流贼之手，是时边患肆起，倭寇骚动，流贼之有名目者，不可胜数。而各村邑无赖之徒，乘机劫杀，其不法之将弁兵丁等，又借征剿之名，肆行扰害，杀戮良民请功，以充获贼之数。中国民人死亡过半，即如四川之人，竟致靡有孓遗之叹。其偶有存者，则肢体不全，耳鼻残缺，此天下人所共知。康熙四五十年间，犹有目睹当时情形之父老，垂涕泣而道之者。

且莫不庆幸我朝统一万方，削平群寇，出薄海内外之人于汤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是我朝之有造于中国者大矣，至矣！至于厚待明代之典礼，史不胜书。其藩王之后，实系明之子孙，则格外加恩，封以侯爵，此亦前代未有之旷典。

而胸怀叛逆之奸民，动则假称朱姓，以为构逆之媒。而吕留良辈又借明代为言，肆其分别华夷之邪说，冀遂其叛逆之志。此不但为本朝之贼寇，实明代之仇雠也！

可笑的是，雍正犯了一个简单而又巨大的错误，因为，他对自己的定位，还是“外国之君”：

如中国之人，轻待外国之入承大统者，其害不过妄意诋讥，蛊惑一二匪类而已。原无损于是非之公，伦常之大。倘若外国之君入承大统，不以中国之人为赤子，则中国之人，其何所托命乎？况抚之则后，虐之则仇，人情也，若抚之而仍不以为后，殆非顺天合理之人情也。假使为君者，以非人情之事加之于下，为下者其能堪乎？为君者尚不可以非人情之事加之人于下，岂为下者转可以此施之于上乎？孔子曰：“君子居是邦也，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又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夫以春秋时百里之国，其大夫犹不可非。我朝奉天承运，大一统太平盛世，而君上尚可谤议乎？且圣人之在诸夏，犹谓夷狄为有君，况为我朝之人，亲被教泽，食德服畴，而可为无父无君之论乎？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

历代从来，如有元之混一区宇，有国百年，幅员极广，其政治规模颇多美德，而后世称述者寥寥。其时之名臣学士，著作颂扬，纪当时之休美者，载在史册，亦复灿然具备，而后人则故为贬词，概谓无人物之可纪，无事功之足录，此特怀挟私心识见卑鄙之人，不欲归美于外来之君，欲贬抑淹没之耳……

吕留良乃清初著名的学者，在曾静案案发之时，他本人已死去40多年。吕留良著作中，一直具有强烈的反清思想，极力申明“华夷之辨”，也就是不承认清朝统治的正统性。为此，气急败坏之下，雍正帝借《大义觉迷录》的刊发，极力驳斥了一直为传统儒学所认可的“华夷之辨”，从而提出了他自己反中华思想的“一君万民”世界观。

当然，雍正帝抗辩“华夷之辨”，目的在于要摆脱历史上汉人的“自文化中心主义”。他认定，能够成为中原王朝正统的统治者，主要应该依据两个条件，一是文化的正统性优越性，一是政治支配与主从关系。那么，清朝的统治，就是天意所为。所以，清朝以“天”之名临预华夏，清朝的统治，肯定就具有强有力的政治正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