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妈妈的职场天花板

北欧国家的“玻璃天花板”

要论性别平等，北欧国家是公认的世界领军者。在全球性别差距指数排行中，北欧国家排名靠前。冰岛排第一，挪威、芬兰和瑞典分别是第二、第三和第五。丹麦稍微靠后，排第十四，但比美国高出很多，美国排第四十九。

人们普遍认为，北欧国家的性别平等是这些国家社会福利的体现。北欧国家的政府宣称，他们的福利制度是促进性别平等的良方，也因此，他们甚至向美国推销这些政策。有些欧洲国家也效仿挪威，立法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要设置性别配额。虽然美国现阶段的政治环境并不适合推行类似法案，但也并非遥不可及。

本文分析得出，性别配额政策收效甚微。此外，北欧的一些社会政策甚至对女性升职产生负面影响，甚至促进了“玻璃天花板”的形成。“玻璃天花板”比喻女性升至领导层时可能面临的障碍。

虽然在性别平等这方面，北欧社会的确是榜样，但是，在现代国家福利系统形成之前，这种平等就已经延续了几个世纪，它是对北欧传统文化的反应。

引 言

一直以来，北欧福利国家的兴起都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为女性职业发展带来了一些好处，另一方面，它又阻碍了女性的职业进步。比如，福利包含各种公共体制，这种体制鼓励家庭生活与工作相结合，比如：公共托儿所和产假福利。

但是女性升职的障碍也普遍存在。政府垄断了保健、育儿和养老等女性密集型行业，因此限制了这些企业的发展。高税率和福利政策在变相鼓励女性减少其工作时间，充裕的产假制度使女性更倾向留在家中，这些因素都在减缓她们攀爬职业天梯的速度。

首先，我会概述北欧地区为性别平等打下基础的文化与历史因素。这些历史因素不属于当前被吹捧的现代社会民主制度。其次，我会阐述北欧的公共行业垄断、税收政策和福利政策对女性职业生涯的影响。最后，我对北欧国家女性的职业成果进行比较，并探讨其中存在的不足。表面上，北欧国家为女性成为高层领导提供了机会，但北欧国家中，在企业高层任职女性所占的比例在世界排名中并不靠前。不论北欧国家设置性别配比的出发点是什么，从领导能力、薪酬和职业目标这几个方面来看，这个政策并不会有效提高女性的职业成就。虽然世界上很多国家受挪威启发，执行类似政策，但鲜有人注意到，挪威有相关研究表示，此类政策对女性职业生涯几乎没有积极影响。

在这个女权进步的年代，北欧社会支持性别平等的文化值得赞赏。但在鼓励女性职业发展这方面，北欧模式并不十分有利。

性别平等的维京遗产

人们普遍认为，北欧的两性平等是福利国家政策的产物。但从更广泛的视角来看，数百年前，瑞典等北欧国家就已经出现了两性平等的观念，这比现代福利国家的出现早很多。北欧的祖先——维京人早有强调女性权利的文化。

书籍和媒体所呈现的挪威社会中，两性之间权利分配相对均衡。尽管这些文化都是基于父权的，但和其他文化相比，女性在挪威文化中的影响力明显更大。例如，斯堪的纳维亚的民间传说中有“持盾的女战士”。拜占庭历史学家John Skylitzes 表示，早在10世纪，北欧就有女性参军。这表明，与欧洲的其他地区相比，挪威早期社会中的性别分工更加灵活。

还有一些证据表明，北欧早期社会中，女性可以继承土地和财产、决定自己的嫁妆、享有配偶的三分之一财产。有时女性也会与男性一起参与社会公共事业。此外，女性也可以自主选择离婚。中世纪法律表明，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女性相比，北欧女性的权力更大——挪威的遗产法遵循的是家庭关系，在家庭中男女平等。

在当代看来，这些权利不足为奇，但在历史上确是十分罕见的。许多欧亚地区的法律都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女性从属于她们的父亲或者丈夫，女性的财产、契约和公共参与权很小。

维京时代后，北欧的性别平等仍然存在。18至19世纪，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女性被排除在资本主义兴起的历史进程之外；自由市场和私有财产被视为男性的专属制度。虽然北欧国家并非完全的两性平等，但女性可以参与早期资本主义进程，这是对当代性别规范的一种挑战。

例如，瑞典女性在18世纪中后期已经可以开始管理企业。1798年的一场改革规定，已婚妇女在其商业企业中可以拥有合法的主要法律权利。1864年，瑞典几乎所有未婚妇女和成年男性都拥有商业自由。

尽管一开始，已婚女性被排除在外，值得一提的是，男性和女性被同时赋予了商业自由。瑞典女性有权在婚前合同中规定其丈夫在10年内不得干扰其商业活动。

美国各州也像北欧国家一样，持续推动女性的经济权利。1844年，缅因州的已婚妇女获得了独立的经济权利。四年后，纽约州也通过了“已婚妇女财产法”，女性单独签订合同成为可能。而在其他方面，北欧国家则领先于美国。冰岛在1850年成为第一个建立无条件平等继承权制度的国家。在当时，北欧和美国在女性经济权利方面的进步是颠覆性的，引领了世界其他地区的进步浪潮。

20世纪初，北欧两性平等政策继续发展。本世纪伊始，受国际上一些发展的影响，关于劳动立法的问题被提了出来，它们打着“保护”女性的名义，禁止女性在工厂做工。这些提议引发了激烈的讨论。1909年，女性运动中涌现大量批判的声音，此后瑞典确实禁止了夜间工作。与其他欧洲国家、美国与澳大利亚不同，丹麦和挪威的工厂法从未禁止女性在夜间工作。这两个国家允许女性参与到工业发展的进程中。

早在现代福利国家制度发展之前，即20世纪早期，北欧国家就已经将已婚妇女确认为有独立权利的个人，北欧税法和婚姻法中均有所体现。这些法律以双薪家庭模式为基础，所以男性和女性应当独立纳税。如果一个社会中，配偶共同纳税，且夫妻其中一人收入较高，则两人都会面临高边际税率。而在北欧的税收制度中，妻子的收入通常较低，即便其配偶收入较高，也不会影响到边际税率。这种模式能够鼓励夫妻双方各自发展自己的事业。

此外，北欧国家的婚姻法建立的基础是，夫妻双方共同承担家庭开销，而欧洲其他地区的婚姻法一以贯之的思想是，丈夫有供养家庭的责任，这些法律表明男性对其妻子和孩子有监护权。

在当今的社会价值观中，北欧的性别平等传统观念显而易见。世界价值民调机构开展了一项调查，调查的主题是：如果工作机会有限，则男性理应享有更多工作机会。瑞典人对这一观点的认同比例最小。如图1所示，在这方面，瑞典的性别平等观念格外突出。虽然美国和澳大利亚等现代国家中也有类似的态度，但显然，北欧国家最重视性别平等价值观。之前对北欧国家进行的调查也显示，整个区域都持有性别平等的信念。

无独有偶，2015年YouGov的一项调查发现，只有少数的北欧受访者同意“女性比丈夫收入更高可能会导致问题”这一说法。芬兰同意的比例为26%，瑞典为20%，而只有18%的挪威和丹麦人同意。这与美国的32%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理论上，北欧长期以来都有关于两性平等的法律系统和价值观体系，它们能够为女性抵达职业生涯高峰创造理想条件，但北欧国家任职高层的职业女性占比并非世界领先。现代福利国家似乎制造了“玻璃天花板”。

北欧的公有领域垄断

长期以来，北欧商业领域中的女性比例明显低于其他现代国家。欧盟统计局1995年的一项统计发现，瑞典高收入群体中只有6%是女性，远远低于法国的15%。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瑞典只有11%的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士是女性，远低于其他发达经济体。

1998年，国际劳工局的发布了一项报告，该报告注意到，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中存在显著的劳动力性别区隔现象，许多女性在公有企业而非私营企业工作。

经济学家Magnus Henrekson和Mikael Stenkula在一篇学术文章中指出，瑞典女性在管理层中的代表性不足，排在美国、英国、西德和法国之后。他们得出了如下结论——“广泛的福利国家政策阻碍了女性在精英层面的竞争表现”。

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福利制度在服务业的扩展。北欧国家为教育、健康和养老这类行业提供福利。在瑞典和其他北欧国家，保健、教育等以女性为主的行业几乎完全由公有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北欧创新中心指出，公有垄断行业中，女性任职比例高，所以不同性别的创业率存在差异。

大型公有企业的出现对女性来说有利有弊。它大大促进了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因为公有企业不断壮大，很多女性开始从事工作。公有性服务企业也促进了工作和家庭责任的结合。北欧国家达到高就业率的时间远早于其他国家，并且能保持高就业率，这也是因为公有企业的扩张。提供公共托儿所服务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参与工作只是一种衡量女性事业成功的方式，另一种方式是女性的企业所有权。Anita Lignell Du Rietz研究了瑞典的女性企业家，并发现在19世纪，许多企业是由女企业家所经营的，这些企业包括小酒馆、裁缝店、啤酒厂和商店。随着时间发展，女性开始在学校和药店这类行业中有支配权。

然而，在20世纪，随着瑞典福利国家政策的发展，政府垄断挤出了私人企业。与此同时，由男性占主导地位的行业仍处于私人控制之下，比如制造业、采矿业和林业等。向福利国家过渡意味着女性的企业所有权受到了损失。

政府的垄断和统一设定工资的强大影响力削弱了女性的工作积极性。女性占主导地位的公有行业中，工资水平普遍低，工资上涨基于资历而非成就。虽然公有行业也有管理职位，但是对与个人职业发展和企业所有权来说，机会非常有限。

最近的劳动力自由化倾向凸显了政府垄断带来的影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瑞典的公有垄断开始向私营企业开放，他们建立了一套新系统，其中，税收补贴的福利服务领域（如教育、养老和医疗保健）由公有企业提供，其他一部分由私营营利性企业提供。这一套系统主要依赖补助金，但同时也依赖公有企业的采购。

瑞典的经济与地区发展署指出，市场改革已私有化了一些公有企业，这也为更多的女性成为企业家开辟了道路。研究人员Elisabeth Sundin和Malin Tillmar 在他们的论文中建议，公有企业的重组过程应降低女性企业家所有权的壁垒。

这些行业的私有化的好处并不仅限于令女性能拥有企业。比如，瑞典企业联合会发现，比起同类公有企业中的岗位，私有化能够使工资上涨5%。企业私有化的员工更容易在劳动市场中站稳脚跟，就业风险也更低。

国际上的文献研究证实了私有化使工资上涨的理论，工资上涨一部分是因为生产率的提高。瑞典著名经济学家Lars Calmfors与女性工作机会研究专家Katarina Richardson认为，工资分权化有助于促进收入平等，因为它增加了女性工资并使其个性化。比起立法，这种措施更有助于降低性别薪酬差异。

公有企业可能无意限制女性的职业发展机会，但限制却是存在的。尽管北欧国家采取了一系列能够实现私有化和市场竞争的机制，但公有企业的垄断仍然会减少女性的机会。

北欧国家的税收政策

高税率是阻碍北欧女性职业发展的另一个障碍，因为比起男性，女性对税收更敏感。通常来说，女性需要承担更多家庭和育儿责任。税收增加，劳动者实际收入减少，工作积极性随之降低，那么女性的机会成本会变高，她们更愿意把时间花在其他更有效益的家庭活动上。如果税收增加，女性更倾向于减少有偿的工作，将更多时间花在无偿的工作上。

在1975年至2004年间，Alexander Gelber 和 Joshua Mitchell对美国单身男性及女性的时间使用情况进行了分析。他们主要着眼于税收变化对女性在家务所花时间的影响。他们发现，对于单身女性来说，若所得税下降，用于生产性家务的时间会大幅减少，因为女性可能会花更多的时间去做有偿工作。此外，如果劳动力市场的激励因素增加，人们对家务劳动的替补商品及服务支出会增加。然而对于单身男性来说，作者发现，税收政策的变化对他们的影响很有限。如果税率较高，单身男性会继续把时间花在工作上，而单身女性则会选择做家务。如果税率较低，单身女性会花更多时间去工作，以购买能替代家务劳动的商品和服务——例如房屋清洁服务或做好的晚餐。

一些研究表明，一个影响女性的职业发展前景的重要因素是，她有多大的能力去购买家务劳动的替补服务。Henrekson和Stenkula发现，对培养女性管理人员而言，相关替代性服务的发展非常重要。Rachel Ngai和Barbara Petrongolo发现，相关替代性服务的发展提高了女性的工资水平和工作时长。在研究摘要中，他们写道：“随着家庭活动的结构转型和市场化服务业的兴起，女性的工资和工作时间均有所增长。单看数据，观察到的女性工作时长和相对工资的趋势大部分都符合这一模型。”

虽然北欧女性的就业率很高，但大部分女性都只是兼职工作同时兼职家庭主妇。一部分是因为高税率降低了工作和购买替代服务的积极性。比方说，教授这一类技能较高的人士可能会在暑假为自己的房子刷漆，但平日里每天花一个小时刷漆的一个教授，也可以用这个时间来教授一门课。教学的经济价值更大，因为在这方面，教授更专业。因此，从经济角度来讲，花时间教学，花钱雇佣专业漆工合理些。但税率一高，情况就会发生改变。因此，与税率更低的美国同行相比，北欧的教授和其他工作者更倾向于将无报酬的时间段用于家务劳动，而不会选择花更多时间带薪工作。

由于高税率会降低家务劳动替代品的购买力，因而会大大影响女性的职业生涯发展。可丈夫可以就家务劳动与妻子做交易。丈夫花费时间来工作，而妻子花费时间进行家务劳动。高收入女性的机遇常常因为性别而受到限制，而且丈夫的平均年龄比妻子更大，且工资更高。

《经济学人》指出，北欧的职业女性“与美国的职业女性相比，很难负担家政服务”，因为公共福利体系是由高税收来支撑的。当时效性强的家务活不能被外包时，女性就会亲自去做。即便是在税率较低的美国，综合税收效应也会大大减小人们购买替代性服务的积极性（见表1）。

表1在北欧税率较高的国家，A从B那里购买服务时政府所收税额。

公共服务鼓励了女性走上工作岗位，但是高税率却阻碍她们多工作。世界上很多证据都证明了该理论。Evridiki Tsounta的结论是，加拿大政府为兼职工作者提供更多照看儿童的机会并降低了税收楔子，以此来鼓励女性工作。Michelle Rendell的研究表明，高税率和服务性行业缩水、女性劳动力的减小有关。

瑞典、芬兰、丹麦的政府意识到，高税率会产生问题，因而开始尝试通过减免个人服务税收来抵消这些问题。2012年时，有150名女性高管向瑞典政府提议，对个人服务的购买也进行减免，并增加弹性工作时间的机会。这些改革有助于使更多女性成为企业家，并且降低了职业发展和家庭责任相结合的难度。

但是，尽管个人服务的税收减免使购买服务更加简便，但这些针对性的减税规模毕竟有限。因此，与不用交税的家务活相比，高税收依然会降低工作积极性，这无疑会影响女性的职业发展。

北欧的福利国家政策

在很多方面，北欧的福利机构都影响着女性的工作积极性。福利制度旨在鼓励家长参加工作的同时，可以受益于各种公共资金。但研究表明，国家的带提供的带薪、无薪假期以及其他的家庭福利是鼓励女性工作，但这些工作是兼职，而非全职。这实际上为女性升职造成障碍。

欧盟委员会的一项研究指出，在瑞典，兼职工作往往伴随公共育儿津贴增多。Eva Meyersson Milgrom和Trond Petersen的研究得出来一致的结论：由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大力实施家庭福利政策，所以比起美国、英国等国，玻璃天花板更加明显。儿童保育和产假制度使人们更倾向于减少工作时间，但是随之而来的影响则是，女性很难够格升职。因此，这些政策“也许无法克服家庭分工的影响，（事实上可能会加剧这些影响）”。

一些公共性资金项目为工作的父母提供帮助，哪怕他们只是兼职，这些项目包括托儿和产假。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妻子只工作数小时，工作时间之短足以使她无法发现自己的工作潜力 ，但是其配偶却可以专心于他的职业发展。《经济学人》引用丹麦学者Nina Smith的结论，正因如此，慷慨的北欧社会政策适得其反。

这些慷慨的政策也会影响那些决定不休长假的女性。北欧雇主们很少在这方面进行协商。其实，如果面试过程中，雇主询问参加面试的人近期是否有生子计划，会被视为歧视。因此，雇主会想，如果该职位难以找到替代人选，那么雇佣一名育龄女性有风险。

如果一个岗位很容易被取代，那么雇主不会太担心所雇的人休产假。但如果公司小且岗位关键，那么长产假就不适应雇主需求。例如，假设一个中小型企业招聘了一个人负责销售，该公司的日常销售完全依靠这个人。那么该员工休产假的话，公司很难找到替代者。如果一个年轻女性应聘此工作，她可能会因为需要很长的产假而遭到歧视。这样一来，很多没有生育计划的年轻女性就会受到影响，因为雇主不知道谁会请假而谁不会。如果产假基于雇主和员工的协议之上，这种情况的发生频率将会降低。

产假制度对管理和专家岗位的影响尤其大，如果一个岗位在短时间内容易找到替换员工，那么受的影响要小得多。事业上比较成功的女性会缩短产假时间来尽量减少职业中断期。

由于福利制度阻碍女性职业发展，且女性在育儿方面责任更大，北欧国家与其他国家一样，正在寻求能够解决该问题的措施。

挪威的性别配额

几个世纪以来，北欧社会的女性在不依靠国家政策的情况下依然取得了一些进展。2003年，挪威突破传统，通过了一项性别配额法，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会的40%成员必须为女性。

在2006年初，该法律需强制执行，挪威社会遵循了这一法令。大部分公司都采取了平权措施来改变他们的董事会性别结构。也有些公司采取了另一种做法：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500家公司中，大概有100家更改了公司所有权结构来规避该法律。这样做难度不小，但是也合法。

也就是说，很多企业投入时间和精力去规避该立法。而一旦强制企业遵守该法律，就会出现另一个问题：有经验的人相当短缺。平均算下来，新的女性董事比原有的男性董事年轻八岁，她们的专业经验也较少。

公司管理的相关研究表明，董事会的多元化与公司绩效成正相关。一种说法是，多元化能够丰富人才库，如果员工来源不同，知识的多样性会随之增加。Kenneth Ahern和Amy Dittmar利用股价和Tobin’s Q（一种衡量企业的市场价值的方法）对这一说法进行检验。他们发现，女性董事每增加10%，公司市场价值就会下降12%以上。性别配额会导致董事会成员经验不足、公司杠杆率提高、公司收购率提高以及业绩的下降。

在挪威实施性别配额之前，董事会的女性成员增加并不会导致这种情况。阿尔姆和底特码指出，如果将董事会成员的个人资历考虑在内（如年龄与CEO经验），女性董事的比例就不会与公司的市场价值有显著关联。这表明，导致了公司业绩下滑的是董事会成员的经验，而非成员的性别。

另一项研究表明，随着两性平等的增加，公司的业绩会提高。1993年到2001年间，Nina Smith，Valdemar Smith和Mette Verner对2500家丹麦公司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女性担任高级管理岗位的比例越大，公司业绩也会提高，控制企业特性得出的结果也是如此。一个人的工作表现不同，并不取决于他的性别，恰恰相反，一些在被研究的企业中，位居高层的女性在工作上表现也很突出。该论文得出结论，女性对高管岗位的影响与女性个人的资历有关。当性别配额导致企业业绩受到影响时，多样性的名声也就变坏了。

尽管如此，性别配额政策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全世界的政治家普遍认为性别配额是成功的，因为配额能够实现提高董事会中女性的比例。但这个举措的效果有限。

一种观念从大局出发，它指出，性别配额制具有负面影响，并不能实现其目标。配额的目的在于促进社会的广泛变化。立法者希望借此打破“玻璃天花板”，使女性能够升职。但这种益处仅限于少数人，而这些人已经拥有了顶尖职位。Cathrine Seierstad和Tore Opsahl表示，这项法律创造了“一小批女性董事，她们是那些有影响力的代理人中的上层阶级”。Marianne Bertrand与合作者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表示，该政策对大部分女性员工群体起不到作用，对没有被任命的高素质职业女性、性别工资差异均没有显著影响，且改变不了女性的职业发展计划。

挪威学者Sigtona Halrynjo，Mari Teigen和Marjan Nadim就女性职业发展如何受性别配额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指出，该政策对管理层的性别分工没有明显的影响。Kjersti Misjestbakken，Harald Dale-Olsen和PlSchne对性别配额是否能改变父权制工资制度进行了调查，他们发现该政策无明显效果。2015年中期，《 北欧劳工期刊》发表了一篇文章，阐述了尽管配额制已实施八年，但挪威60强的公司中依然没有女性CEO。

这些研究能让我们了解性别配额带来的影响。关于女权进展的讨论关注点过于浅薄，女性在董事会中的比例成为女权的目标之一。但是以此论女性职业成功的话，该观点过于狭隘，从全局出发，看到的情况则大有不同。

让女性顺其自然地升迁，或者鼓励其创业成功的改革才是更好的方式。消除服务业中的公有企业垄断，减少税收楔子来提高工作和购买家务劳动替代品的积极性，这才是好的起点。这些改革能为女性提供新的职业选择，并能逐渐增加她们在董事会的代表权。比起只能从表面上迅速带来改变的立法，这一体制大大不同。

北欧国家的玻璃天花板

北欧的公有企业垄断、税收政策、国家福利和无效的性别配额政策共同创造了玻璃天花板。玻璃天花板比喻女性想要晋升领导层时面临的障碍。

可以预料的是，北欧女性在私营劳动力市场的表现不错。毕竟，北欧国家的女性参加工作的比例非常高，北欧国家产假充裕，又有托儿服务，女性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高。但是北欧国家在女性高管占比方面并不占优势。

丹麦约有28%的管理层是女性，芬兰和挪威的比例都是32%，而瑞典是36%。（见表2）

表二：女性担任高管的比例（%）

冰岛女性管理人员占比40%，位居北欧第一。而美国是43%。这推翻了北欧社会民主政策有助于打破女性打破玻璃天花板的观念。与其他政府小的北欧国家相比，政府规模大的北欧国家的女性管理层比例更低。

冰岛之所以能在北欧诸国中鹤立鸡群，是因为它的福利国家政策比其他北欧国家要少。从另一方面来看，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国中，丹麦税率最高，而女性管理层比例最低。

在发达国家的数据中，只有三个国家的女性管理层比例等于或高于冰岛：新西兰、美国和拉脱维亚。这些国家的税率都较低：美国为26.4%，拉脱维亚为29.0%，新西兰为32.8%。

当然，政府的规模只是影响女性职业发展的因素之一。不过，政府规模与女性管理者比例之间的关系值得被关注。

另一个可以用来衡量女性职业成就的指标是《经济学人》的“玻璃天花板指数”。该指数将各国女性所拥有的机会进行对比，表3用几个指标对北欧国家和美国进行比较。

北欧国家在一些指标上表现很好。在某些方面，它的表现比美国好，比如高等教育中的性别差异和女性劳动参与率。由于税收支持，北欧的托儿费用相对较低。同时，北欧也有慷慨的公共带薪休假制度。

在劳动参与度方面，美国男女差异大，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竞争优势较小，私人托儿费用较高，且没有所谓的公共带薪假期。因此，美国的政策似乎对女性并不友好，而北欧对女性则相对友善。但是，在所有被统计国家中，美国女性管理人员的比例最高，而北欧的比例较低。《经济学人》描述了这一模式并指出，在北欧国家，因性别不同而进行职业分工的现象明显。

北欧女性打破玻璃天花板的另一个突破口是政界。女性平权运动成功推动了女性在政界占一席之地。历史上，女性在北欧政治的左右两派都扮演关键角色。丹麦议会的女性比例是37%，瑞典为44%。这个比例比美国要高，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女性比例分别为19%和20%。这种成功可能会被单独推崇。

然而，与更大范围内私营经济趋势相比，这仅仅引人们更关注北欧性别平等悖论：如果北欧的政策是支持女性职业发展的最佳政策，那么女性应该在经济各方面都发挥作用。可惜，在福利国家政策丰厚的北欧社会中，女性在私营企业中担任管理岗位的数量出奇的低。

结 论

从多个角度看，北欧国家有着世界上最平等的两性待遇，这是受历史、文化和一些福利政策的影响。因此，外国观察家认为，复制北欧模式是女性进步的关键，哪怕事实情况和研究结构得出的结论相反。

阻碍女性通往职业的顶峰的因素包括：福利政策、使替代服务变得昂贵的高税收，使参加全职工作积极性下降的福利体系，女性为主的垄断性公有经济，以及鼓励长期不工作的带薪休假政策。总之，这些政策创造了北欧国家的玻璃天花板。性别配额制无法弥补差异。尽管政治家们总认为性别配额很成功，但实际上，该政策并没有达到目标。

北欧女性的就业率的确很高，两性平等的历史和价值观非同寻常，这些成就值得赞叹。尽管如此，女性身居管理层和执行官的比例令人失望。在其他一些非北欧模式、但拥有小政府和市场导向型政策的国家里，有更多的女性获得成功。美国便是其一。对美国这样的国家来讲，很有必要将北欧两性的平等悖论牢记在心，因为这些国家常不加权衡地将北欧福利国家模式吹捧为促进两性平等的方式。

北欧地区内部所呈现的模式分化同样也值得注意。冰岛能够进入管理层的女性比丹麦的多，但其福利政策比丹麦多。这一模式与本文中所引用的各项研究共同表明，社会福利政策的几大方面会阻碍女性的职业发展。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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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陈飞震

校：王祥丽

审：Tina

编辑 | Tina

制作 | T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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