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有如流水，赤忱已成永恒。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爆发于1919年5月4日的“五四运动”迄今已整整99年。曾经见证并记录了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百年老报《大公报》，在这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节点上，依然没有缺席。某种意义上，它甚至可被视为引爆这场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的舆论推手，是那股波澜壮阔民主浪潮中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1919年5月5日《大公报》关于五四运动的版面（资料图片）
且将历史指针回拨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当时，由于段祺瑞政府力排众议对德宣战，中国终成战胜国。1919年初，重新瓜分世界的巴黎和会召开，国人目力集中于此，希望中国能在国际政治外交中一扫过去受人欺辱的历史，收回战前被德国侵占的山东。
《大公报》胡政之为采访巴黎和会唯一中国记者
当时之中国报刊，在国际报道上向来依赖外国通讯社，缺少自己的声音，“一披阅中国之新闻纸，则英国半官方式‘路透社电’之消息，连篇累牍，……而国际新闻为尤甚”。而外国通讯社在新闻报道中，往往以本国利益或西方列强的利益立场为重，报道中缺少“中国视角”。因此，就“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利益得失”这一国人最为关心的问题，一般报纸刊载的信息，根本满足不了受众的需要。
胡政之为采访巴黎和会的唯一中国记者（资料图片）
天津《大公报》对此极为重视，意欲谋求突破，时任经理兼总编辑胡政之决定亲赴巴黎采访。他离开天津，经日本坐船先到纽约，后到巴黎，成为唯一进入和会现场的中国记者，开创中国记者采访报道国际重大会议之先河。
在巴黎和会的3个月中，胡政之聆听了中国代表顾维钧的慷慨陈词，也目睹了西方列强的秘密外交，最终他看到，中国人自鸦片战争之后第一次昂着头，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力争使青岛免于划归日本。
填补国际报道“中国视角”空白
作为第一位亮相国际会议的中国记者，胡政之于会场内外积极采访，共向国内发回专电14篇、通讯4篇。这些第一手的新闻报道，填补了“中国视角”的空白。他以民族利益为新闻价值的判断标准，取舍报道的对象、主题和材料，在这个重大国际问题上，发出了中国人自己的声音。
这在中国新闻界国际报道意识尚未开化的时期，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而胡政之亦因此赢得“在旧中国新闻界并世无两”的崇高地位。
巴黎和会上，日本勾结英法两国强夺山东青岛权益。图为巴黎和会现场（资料图片）
在新闻报道的写作上，胡政之非常注意现场细节和个人感受，使人读来身临其境、有感有悟。
他所撰写的题为《外交人物之写真》的一组人物通讯，以中国亲赴巴黎参加和会的五位专使为报道对象，指他们有的“谦谨和平而绌于才断”，有的“悃愊无华而远于事实”，有的“才调颇优而气骄量狭”，有的“虽老而性情乖乱”，有的“口才虽有而欠缺条理”，因此“以人物言皆不能无疵，其活动之成绩，自亦无可大观”。文章语言简洁、流畅、准确、辛辣，字字珠玑、掷地有声，读罢印象深刻。
1919年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主要成员（资料图片）
报道图文并茂点燃学生爱国热情
可以说，胡政之所撰写的关于巴黎和会的一系列旅行通讯，不但内容翔实地揭露了日本勾结英法两国强夺我山东青岛权益的卑劣行径，且将北洋政府所派专使大员的面目刻画得活灵活现，从而揭示出当时中国官场之办事紊乱与民族的劣根性。
胡政之传回的报道图文并茂，点燃学生爱国热情，成为五四运动的舆论推手（资料图片）
为让读者更加一目了然，清晰读懂报道传递的信息，《大公报》还配发了一系列质量上乘的新闻漫画。1919年2月15日，该报发表第一篇相关新闻漫画，题为《国外情形势将如此》。画中，“欧洲和平大会”专使的口中封着日本旗，暗示中国外交代表团必然被日本收买；次日漫画题为《亲善目的》，描绘外国代表交换青岛的情景，表达了对巴黎和会后果的担忧；另一幅漫画《努力瓜分》，画上五头牛争抢一只鸟，寓意主宰巴黎和会的五大国觊觎青岛，表达国人对西方列强的不满；《坚不退让》一画则诠释民众坚决不放弃青岛主权的决心，抨击当局对国家利益的出卖。
这些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的新闻漫画形象而直观，与相关报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在《大公报》刊发后，引起强烈反响，青年学生争相阅读，一时洛阳纸贵。人们从报道中看到帝国主义列强战后分赃的狰狞面目，彻底打破了对帝国主义的幻想，长期压抑在心头的怒火和爱国热情被瞬间点燃。
传递五四学生爱国呼声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吹响了反帝爱国的号角，“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的吼声传遍全国。
对此，《大公报》及时给予翔实报道。1919年5月5日，《大公报》刊发《北京学界之大举动》一文，报道占据了约四分之一版面。当中写到“...青岛问题至近日形势大变，我国朝野均奋起力争，而北京学界尤为激愤，乃于昨日星期休假国立大学及各专门学校学生举行游街大会，以为国民对于外交表示誓争到底…沿途秩序井然，观者塞道，无不为之感动。”文后还附有“北京全体学界通告”。
五四运动期间群众上街游行，“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资料图片）
到了6日，报道更加详尽，客观中立地描述了事件经过和各方看法，还表达了对学生运动的同情——“大概对于学界力争外交问题无不同情，而对于激烈举动后之办法，多期望政府迅谋适当办法，勿使风潮再行扩大”。随后，关于“五四运动”的相关消息成为接下来一段时间《大公报》的报道热点。
可以说，《大公报》见证并记录了“五四运动”这一民族复兴的历史起点，某种程度上，亦可视为引爆这场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的舆论推手。此后，《大公报》对旨在唤醒国民、改良社会、发展个人、增进学术的“新文化运动”多有推动，其副刊更为新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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