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述学及景教研究参考资料（1）

亚述学及景教研究参考资料（1） 【何新 辑】
【亚述学】 以现代伊拉克和北叙利亚为中心的两河流域地区（古希腊人称为美索不达米亚）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从这一地区出土的数十万计的楔形文字文献是目前所知道的世界上最早出现的、数量最多的当时人类记载自己活动的文字材料。 亚述学（Assyriology）正是一门研究两河流域及邻近地区出土文献，涉及古代西亚的政治制度、经济、历史、法律（世界最早出现的法典由此而来）、医学、数学、天文、文学、神话以及艺术等各方面的综合人文学科。它建立于上世纪中期的欧洲，是当时轰动世界的在两河流域的北部--亚述地区的考古发掘的直接产物。 亚述学由两河流域的古国亚述而获名。亚述位于两河流域北部，其南邻是著名的巴比伦古国（公元前2000-539年）。这两个两河流域文明的古国在古波斯兴起之前是当时地中海地区最强大的国家，曾先后称霸于西亚。它们代表了这一地区最古老的文明之一的楔形文字文明（另一古文明是埃及的象形文字）的全盛时期。然而，在亚述学和西亚考古学创立之前，当今世界除了从旧约圣经和小亚细亚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等人的著作中可以找到一点支离破碎、神奇而走了样的信息外，对这两个威震西亚和北非的大帝国及文化一无所知。 西亚考古发掘为现代世界展示了它们的建筑和艺术，而亚述学则揭示了古代两河流域的民族迁移、王朝兴亡、军事征战、宗教仪式、发明创造、奴隶制度、粮银借贷、商业买卖、婚姻嫁娶、行政法律、国际关系、占卜天象、数学医药以及文学神话等各方面的奥秘。 由于历史和资金的原因，亚述学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有雄厚的基础：许多博物馆中有古两河流域文物以及大量尚未研究发表的泥板文书。 伊拉克战争以前，两河流域平原上年年有考古队工作，从而不断发现新的有待研究的古文物和泥板文书；大学院校中有齐全的图书资料和学识渊博的专家、教授及研究生作为后继梯队。这些专家、学者不断穿梭于国际各大博物馆之间复制、阅读泥板文书，参加每年几次的国际学术会议，访问位于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境内的考古现场，从而掌握了第一手的资料、丰富的参考书和最新的研究动态。其结果当然是高水平和权威性的著作和文章源源不断的出版、发表。 两次世界大战以来，伊拉克和叙利亚逐渐摆脱外国控制。民族政府不再允许文物外流，但仍欢迎各国的考古队前来进行科学考古发掘及文物研究，条件是出土的文物只能留在本国的博物馆。尤其是每当幼发拉底河上欲修建水坝时，为了抢救将被淹没的文物，两国政府邀请欧美以及日本各国的考古队前来抢救发掘。出土的文物可以由发现它们的外国考古队研究，但不能带走，于本国有利无害。 【亚述学（Assyriology）】 研究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Mesopotamia，来自小亚细亚希腊语，意思是两河之间的土地，包括今伊拉克境内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中下游地区和叙利亚东北部地区）语言、文字、社会和历史的学科。因起始于对亚述文字的研究而得名。 古代两河流域分为南北两部分，南部地区称为巴比伦尼亚（Babylonia，得名于巴比伦城），北部地区称亚述（Assyria，得名于阿淑尔城）。 巴比伦尼亚地区也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称为阿卡德（Akkade，得名于阿卡德城），南部称为苏美尔（Sumer，写作ki-en-gi，大概读作/sumer/）。 亚述学的研究领域除亚述和巴比伦外，还包括霍来特人、赫梯人、阿摩尔人、迦南人、伊拉姆人、古波斯人及阿美明尼亚人的有关历史。 在年代上，除亚述帝国时期外，还包括早王朝期、阿卡德王朝、乌尔第三王朝、古巴比伦、加喜特、新巴比伦和波斯等时期。亚述学以楔形文字的释读为重要研究手段，在立足于文字材料和考古材料的基础上，同时采用人类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方法。 亚述学产生于19世纪上半叶，此前法国学者J.察尔丁、丹麦学者C.尼布尔等发表过一些楔形文字材料，但无人释读。 1802年 ，德国人G.F.格罗特芬德释读了部分文字。1835～1837年，英国人H.C.罗林森抄录了贝希斯顿铭文中的古波斯文和部分埃兰文，并成功地译出了古波斯文书的开头部分。此后 ，法国人P.E.博塔在豪尔萨巴德、英国人A.H.莱亚德在尼姆鲁德、尼尼微（见尼尼微城）等地又发现了一批新的楔形文字材料。 1857年 ，英国的罗林森等破译阿卡德语成功，不久又释读了苏美尔语。从此，亚述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20世纪后，东西方学者在乌尔（见乌尔城）、豪尔萨巴德、埃利都，马里等地发掘，又使一大批亚述学的文字、文物材料呈现于世。 苏美尔语、阿卡德语的研究及对赫梯人、霍来特人使用的楔形文字的研究。以古文字材料为基础，各项专题研究也相继展开。 研究方法上，以19世纪中后期开始出现的德国学派为代表。英、法、德、美等国在考古发掘、文献整理上居于领先地位；伊拉克、土耳其、叙利亚等国也已开始对本国境内的文物进行研究。公元前4000年代末，苏美尔人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明。 公元前3000年代初，苏美尔城邦林立，争霸战争此起彼伏。公元前3000年代中后期，阿卡德人乘苏美尔城邦混战之机，异军突起，统一了巴比伦尼亚的大部分地区。阿卡德王国统治仅仅百余年后便为东方的库提人所灭。在反抗库提人统治的过程中，苏美尔城邦得到复兴，建立了乌尔第三王朝，控制了巴比伦尼亚大部分地区。 公元前3000年代末，在从西方涌入的阿摩利人的压力下，乌尔第三王朝解体，阿摩利人在两河流域建立了许多国家。巴比伦王国在混战中异军突起，于公元前18世纪一度统一了巴比伦尼亚地区。 公元前16世纪初，巴比伦王国灭亡，加喜特人入主巴比伦尼亚地区，但巴比伦尼亚王朝的声威已大不如前。就在巴比伦尼亚王朝衰落之际，历经数次沉浮的亚述趁机崛起。 公元前13世纪起，亚述逐步统一两河流域北部地区，并与巴比伦进行争霸战争，至公元前7世纪初亚述帝国正式吞并巴比伦尼亚，建立了囊括西亚大部和埃及北部的大帝国。 依靠军事征服建立的亚述帝国统治并不稳固，在公元前7世纪末为迦勒底人建立的新巴比伦王国取代。新巴比伦王国命运多蹇，公元前539年为波斯所灭。 波斯帝国灭亡后，小亚细亚（希腊？）人、罗马人和阿拉伯人相继入主西亚，两河流域沦为外来民族的附庸。 在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两河流域人民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在楔形文字、法律制度、宗教、文学、数学、天文学、建筑等诸多方面尤其引人瞩目，对周边地区文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然而，在外来民族的征服和同化过程中，古代两河流域文化逐渐泯灭。 尽管一些小亚细亚（希腊？）历史学家的作品和希伯来人的《旧约》保存了一些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的信息，但其资料多源于道听途说的传闻，且文学虚构多于历史真实，因此很难视为信史。 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再现是建立在西亚考古学的基础上的，而西亚考古学是从中世纪欧洲旅行家探索东方的活动发展而来的。 中世纪时期，一些欧洲旅行家到东方游历，在考察两河流域的遗迹过程中发现了楔形文字，并将其介绍到欧洲。19世纪40年代，英法两国在亚述帝国的都城霍尔萨巴德、尼木鲁德和库云基克等遗址开展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活动，获得大量的石雕和楔形泥板文书，为楔形文字的释读创造了条件。欧洲学者释读楔形文字的尝试始于两河流域大规模的考古以前，但多数人进展不大。 1802年，德国的格罗特芬德根据古代西亚铭文通常的模式进行推理，成功地释读了古波斯语的楔形文字部分符号。 1835年，英国的罗林森在公务之余，临摹了著名的贝希斯敦铭文，在对格罗特芬德等人的成果几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采用与格罗特芬德相同的方法，成功地释读了贝希斯敦铭文中的古波斯语楔形文字符号。在古波斯语楔形文字成功释读的基础上，埃兰语楔形文字也被成功释读。 古波斯语楔形文字和埃兰语楔形文字释读成功后，学者们逐渐把目光转移到阿卡德语上。罗林森和爱尔兰学者欣克斯不但认出了阿卡德语的楔形文字符号，而且发现了阿卡德语的基本规律，但是他们的研究成果并没有马上为公众所承认。 1857年，英国业余亚述学家塔尔博特译出一篇刚刚发现的亚述铭文，将译文寄给“皇家亚洲学会”，同时建议学会邀请罗林森和欣克斯各自独立翻译此铭文，以便进行比较。此时法国学者欧佩尔也在伦敦，学会也向他发出了邀请。 “皇家亚洲学会”组织专门委员会对四篇译文进行鉴定，结果表明上述四家的译文大致相同。从此以后，楔形文字释读者的成果始得社会承认，一门新兴的学科——亚述学诞生了。由于早期的考古发掘主要集中在亚述地区，发掘的楔形文字被称为“亚述语”（今称阿卡德语，主要包括亚述和巴比伦两种方言），因此这门科学被称为亚述学。尽管亚述学现在研究的空间范围远远超过亚述地区，包括整个两河流域和楔形文字有关地区，但学术界仍习惯沿用旧称。 19世纪末，苏美尔城市遗址和楔形文字文书被发现。在释读苏美尔楔形文字的基础上，亚述学产生了一个重要分支——苏美尔学。20世纪以来，随着赫梯语、埃布拉语和乌伽里特语等楔形文字文献的成功释读，亚述学又出现了赫梯学、埃布拉学和乌伽里特学等分支。
亚述学研究，不但可以探究古代两河流域人在天文、历法、数学、建筑、文字、宗教神话、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突出成就，而且可以发现它对西方文明产生和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
西方文明直接来源于产生在西亚地区的基督教文化，后者则是小亚细亚（希腊？）文化与希伯来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晶，二者的产生与发展都与两河流域文化密切相关。
在两河流域文化的影响下，小亚细亚的赫梯文化逐渐成熟，对处于黑暗时期的希腊（？） 文化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希伯来文化则受到两河流域文化的直接影响，它深深地打上了两河流域文化的烙印。沦为“巴比伦之囚”后，尽管犹太人失去了自由，但是希伯来文化却在两河流域文化的影响下走向成熟。 与此同时，小亚细亚的希腊人也接受了当地的文化，希伯来的经典被译成了小亚细亚希腊文。 西亚、小亚细亚文化和希伯来文化在冲击碰撞中逐渐相互产生影响，直接导致了基督教文化的产生。哲学和基督教观念既互补又对立，在接轨、碰撞和融合中促进了西方文明的诞生。 亚述学诞生以后，学者们在各个层面开展研究。楔形文字文献是亚述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整理、发表各类楔形文字文献是当时亚述学研究最迫切的任务。英国学者出版了《西亚楔形文字铭文》（The cuneiform inscriptions of Western Asia）和《不列颠博物馆所藏的巴比伦楔形文字文献》（Cuneiform Texts from Babylonian Tablets in the British Museum），法国学者出版了《卢浮宫楔形文字文献》（Textes cunéiformes, Musées du Louvre）和《马里王室档案》（Archives Royales de Mari），其他规模较小的楔形文字文献集不计其数。 20世纪80年代以来，芬兰等国学者重新整理翻译了《亚述国家档案》（State Archives of Assyria），加拿大等国学者重新整理翻译了《美索不达米亚王室铭文》（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等大型楔形文字文献集，为亚述学研究提供了可信度更高的楔形文字泥板文书文本。 随着现代电子技术的发展，欧美各国学者开始把楔形文字文献放到因特网上，更加便利了各国学者的研究。楔形文字文献资料积累到一定数量后，欧美等国学者纷纷编纂亚述学字典。目前影响最大的亚述学字典有德国学者布鲁诺·迈斯纳和冯·佐登编纂的《阿卡德语词典》（Akkadisches Handw?觟rterbuch，简称AHw）、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编纂的《芝加哥亚述语词典》（The Assyrian Dictionary of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简称CAD）以及宾夕法尼亚大学组织各国学者编纂的《苏美尔词典》（The Smuerian Dictionary）。 欧美国家的学者充分利用掌握一手材料的有利条件，开展了卓有成就的专题研究，涉及古代两河流域的语言文字、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宗教神话、建筑艺术、科技以及日常生活等诸多领域。 尽管亚述学研究在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世界各国的研究水平参差不齐。两河流域考古遗址主要由欧美发达国家考古人员发掘，所获得的楔形文字泥板和其他文物相应也主要收藏在发达国家的博物馆里，因此欧美国家的亚述学研究达到很高的水准，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很难开展亚述学研究。 日本是亚述学界的新军，日本学者亲赴两河流域故地进行考古发掘，在亚述学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其在苏美尔学方面的研究尤其引人注目。 中国的亚述学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已有数所大学和科研机构开展初步的亚述学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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