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人范睢为什么能扳倒秦国重臣权贵宣太后、魏冉和白起

秦昭王为驱逐“四贵”扳倒白起而任范睢为相原因很明了，他说出了秦昭王多年以来想说却不能说的话，也能帮他做他多以来想做却又不能做的事，《战国策》里是这样描述这些人的：“太后擅行不顾，穰候出使不报，泾阳、华阳击断无讳。”太后在内政上专权，穰候在外交上不用与秦王商议，泾阳君和华阳君想出兵打谁就打谁。也就说，秦昭王在四贵的专权下只有一个王的名号而已，大权与王无关，而范睢能帮秦昭王重整朝纲恢复秦昭王作为君主应有的权力和地位，改变“只知有穰候‘四贵’，不知秦王”的囧境。

首先说魏冉，此人可以用“功劳有多大，祸害就有多大”来形容不为过。司马迁在《史记》中是这样评价魏冉的:穰候，昭王亲舅也;而秦所以东益地，弱诸候，尝称帝于天下，天下皆西乡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贵极富溢，一夫开说，身折势夺而以忧死，况于羁旅之臣乎?译过来的意思是:穰候是秦昭王的亲舅父，而且秦国之所以能够向东扩大土地，削弱诸候，并曾称帝天下，使天下之君都向西叩头朝拜，又是穰候的功劳。到他尊贵达到极点、富足超过限度的时候，一个普通人向秦昭王一开陈其利害，即刻就身遭屈辱、权势削夺，以至于忧而死，何况是那些寄居别国、无亲无故的外来之臣呢!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明了穰候是因贵极富溢的原故最后被身遭屈辱权势削夺后忧愤而死的，也确实如此，但是为何是这样的结果呢?笔者在整理《史记》中的《秦本纪》和《穰候列传》得出笔者的浅见，魏冉严重地破坏了秦国的战时法治秩序和国家战略实施方向所以他不得不被驱逐。

其次武安君白起之死，祸根源于结魏冉党。《史记》中描述说，白起是因为屡次拒绝秦昭襄王的旨令率兵攻赵都邯郸，最后秦昭襄王无奈只好派王龁率兵去攻邯郸结果大败归，白起得知后还幸灾乐祸说:“秦国不听我的意见，现在怎么样了?”秦昭王得知后大怒，免白起的官爵逐出咸阳后在半路下令将他赐死。《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原文: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郸，少利，秦益发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将。武安君言曰：“邯郸实未易攻也。且诸侯救日至，彼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远绝河山而争人国都，赵应其内，诸侯攻其外，破秦军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应侯请之，武安君终辞不肯行，遂称病。

秦王使王龁代陵将，八、九月围邯郸，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将兵数十万攻秦军，秦军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听臣计，今如何矣！”秦王闻之，怒，强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称病笃。应侯请之，不起。于是免武安君为士伍，迁之阴密。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诸侯供秦军急，秦军数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阳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阳西门十里，至杜邮。秦昭王与应侯群臣议曰：“白起之迁，其意尚怏怏不服，有余言。”秦王乃使使者赐之剑，自裁。武安君引剑将自刭，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阬之，是足以死。”遂自杀。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非其罪，秦人怜之，乡邑皆祭祀焉。

白起为何敢屡屡拒绝秦昭襄王?白起又为何敢妄自尊大说出“后悔当不听我的了吧”?在那个君为臣纲，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时代，这些任性的话什么人可以对君主说?带着这些疑问，笔者以一家之言说说白起之死的必然，而不是“死而非其罪”。

从《史记》中记载这段白起“任性”的话中，我们不妨放大至历史背景去找这段话的不合理性。白起是秦国的武将，而秦昭王是秦国的最高统治者，在那个时代，一个武将是没有拒绝王的权利的，放到现在也说不过去，因为作为高层，提出“攻邯郸”，是战略层面的问题，作为部下，“不能打”不是部下所考感的，部下应该是“如何打下来”。在古代拒绝王的旨意就是抗旨不尊了，抗旨抗诏是有死罪的。纵然有自己的见解王不同意也是不行的，作为臣下只能在“保留自己的意见”下执行王的诏命和旨意。

然而，白起不光是拒绝了，还是一而再，再而三拒绝且说“风凉话”来回击最高统治者的旨意，在那个时代来说这种行为果真没有罪吗?绝对有!更何况法律森严的秦国?然白起凭什么敢公然叫板秦昭襄王呢?

不得不再提一个人，就是魏冉。魏冉是秦宣太后亲弟，秦昭襄王的亲舅。魏冉穰候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史记》里是这样描述当时秦国这几位位高权重的人物的:范睢言宣太后专制，穰侯擅权於诸侯，泾阳君、高陵君之属太侈，富於王室。可见，魏冉在外交上有不用“请示”昭王而凭自己的愿意行使秦国对外伐交伐战的专权。

《史记.穰候列传》中说:“白起者，穰侯之所任举也，相善。于是穰侯之富，富于王室。”就是说，白起是魏冉及宣太后掌控朝廷大权后，魏冉独揽伐交大权后才提拔白起作为伐战领域的“得力助手”的，穰候魏冉主持伐交大事几乎可以直接绕过秦昭王自己定度了。如私下取陶邑这事，公元前284年，秦、韩、赵、魏、燕五国，借齐闵王灭宋吞并宋地而妒恨齐国合纵破齐。然而在破齐之前，秦昭王向合纵诸候承诺不取一寸齐地不占一分利，目的旨在灭强齐。然而，魏冉不顾秦昭王的名声，私下与魏国协议帮助魏国掠夺宋地的同时，要求魏国以陶邑作为谢礼赠送于他，完全背离了当时秦国“不取毫厘”的立场，为己加封，扩大自己在秦国以外的势力。

成为魏冉私欲膨胀的帮手。陶邑得手后魏冉又私调秦军试图攻魏挟王扩张私人领地。五国破齐后，由于魏冉与魏人达到私约接收陶邑后，秦军的一部分便驻守在陶邑并没有回师秦国。陶邑周边皆是魏地，魏冉私下让白起攻下当时魏都大梁想把陶邑周边之地全收入以扩张陶邑的范围。结果秦军驻陶邑一部攻进魏都大梁之时却被团团包围于梁囿久久不能突围。

从魏冉私下夺陶邑又不经昭王应允能直接调动秦国将领私自攻魏都大梁图试扩张势力来看，如果按当时的秦法，魏冉是犯下叛国之罪的，而白起的行为根据当时秦法中的“连坐法”，是容奸不报或者是助奸，这是同罪的。然后事魏冉并没受到处罚，仅仅是罢了相，原来“非法所得”的陶邑也让秦昭襄王顺水推舟赐于魏冉，由非法所得变成合法拥有，而“助奸”的白起平安无事。从这些不正常的事来看，秦法的条文已经对这俩位重臣不起作用了。

后来，魏冉边为秦拓土开疆的同时，边顺手为自己干“私活”的事屡见不鲜，秦昭王三十六年，复相后的穰候魏冉“故技重施”仼用客卿灶为秦将想讨伐齐国夺取刚、寿二邑，以扩大自己距离秦国千里以外的陶邑。在军政大权上更是说一不二，魏冉在多次战争大事上是直接绕过秦昭王命白起出战的，可见白起直接听命于穰候多于听命于秦昭王。秦昭王在位几十载有“只知有穰侯不知有秦王”之说，白起“不买账”秦昭王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然后期，魏冉被逐，赵国经长平一战后已经沦为弱国，再无实力与秦国抗衡了。白起也因这场战争名声大振，躲在幕后几十年的秦昭王也因宣太后魏冉的相继离世得以执掌政权，然白起在刚刚才翻身作主的昭王前面一而再，再而三拒绝执行“指示”并妄想尊大，于情于理于法不都是挺着脖子往刀口上撞?所以“死于非罪”不足信了。

秦昭王任用范睢为丞相至少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说是有重大利益的:解决外戚“四贵”长期专权结党对王权构成的潜在威肋;解决外戚擅自使用外交权和兵权打乱秦国战略布置的危害;解决外戚公器积用利用兵权私下掠财掠地损公肥私的危害;维护秦国战时法治应有的正常秩序。然而，范睢不但可以帮秦昭王摆脱近忧，更能帮秦昭王解决远虑。那就是范睢向昭王提到的“远交近攻”的战略规划，它的提出是在秦东出一统的战略构想框架内具有实操可操性的，明确了秦帝国一段时期策略方向。

范睢扳倒宣太后、魏冉和白起并非偶然，而是必然之举。可以说，秦昭王是既受能臣功臣亲情之益，又受能臣功臣亲情之害。尤其是魏冉，既是秦昭王的能臣功臣，又是秦昭王的亲戚。这样一个人不光非常可靠，而且也非常可恨。可靠在于秦昭王的前半生，他们平定“季君之乱”扶秦昭王上位的同时，也为他建立许多不可磨灭的功勋；可恨的是他们在功成名就之后认为秦帝国是他们的了，可以各行其是目空一切贪婪成性自恃功高成为秦昭王想放弃，又不敢放弃的“鸡肋之臣”范睢只是一个了解秦昭王作为一名诸候王的政治尴尬，并且有能力帮他化解这种政治尴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