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马克斯·韦伯：100年前的资本主义诊断报告

致敬马克斯·韦伯

100年前的资本主义诊断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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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先知书店

编：千字君、白果、李治华

反抗爱国的父亲

让他成为大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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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年4月21日，马克斯·韦伯诞生于德国图林根，开始了其坎坷而辉煌的一生。他被誉为“最后的百科全书式学者”，不仅是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的社会学家之一，而且在哲学、法律、宗教、经济学、音乐等众多领域，都堪称划时代的大师，可谓多才多艺，学识渊博——这样一个天才，为何会产生于“臣民文化”遍地的德意志帝国？

从四五岁开始，韦伯就跟随他好客的政治家父亲出入社交场合，旁听学术与政治精英们的高谈阔论；这刺激他在这两个领域都表现出罕见的早慧天赋，直接影响了他在成年后的志业方向。他的学术和政治生涯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最后几天，这也使思想深度达到了“人类少有的深度”。（闫克文语）

韦伯的成长，离不开母亲的教育与引导，以及对父亲的反抗。

他的父亲是一位典型的爱国者，拥护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反对民主改革，希望德意志民族在一位强有力的君主带领下崛起。然而，这种膜拜强权的心态让他丧失了向家人表达爱意的能力：他是一位容克式的传统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方式专制而粗暴。年轻的韦伯思想独立，热爱生活，经常与同学参加社会活动，也因此频繁遭到父亲严厉的棍棒和管制。在对父亲的反抗中，韦伯的自由意识日益觉醒。

韦德的母亲海伦娜出身教育世家，是一位虔诚的新教徒，开明而有教养，关心社会公正和个人自由。比起父亲来，母亲更懂得尊重和照顾韦伯，成为了韦伯一生的挚友。是她将韦伯教育成了最渊博的学者，也给了他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人道主义和新教理念。三观的不合，让老韦伯同妻子的关系日益恶化，而韦德坚决维护母亲，也最终导致父子的决裂。

△ 少年韦伯兄妹

1897年，老韦伯在旅途中去世。最后一次父子交流也是以冲突告终，这让韦伯陷入痛悔和迷茫之中，再加上与表妹的分手，他的身体迅速恶化。他辞去海德堡大学的教职去美国养病。然而，这次考察却带给了他新生。美国清教文化中昂扬向上的精神深深震撼了他，让他最终写下了不朽名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下文简称《新教》）。

资本主义

基于新教信仰的个人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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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后期，在铁血宰相俾斯麦的强力推动下，新兴的德国在普法战争中打败法国，完成了统一，并实现了工业化，“德国制造”遍布欧洲，从世界舞台迅速崛起，开始挑战英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但是，身处时代洪流中的韦伯却敏锐地发现，这种家长制的威权社会却埋藏着巨大的危机，他试图从历史中找寻资本主义成功的源头，探索德国的未来命运。

通过对英国、荷兰及德意志各地区的研究对比，韦伯敏锐的发现，16世纪后，欧洲最繁荣的地区大多转向了新教。即便在宗教混杂的国家，企业家、银行家等精英阶级，也大部分是新教徒，而美国更是新教徒建立的理想国度。

新教信仰与资本主义的繁荣，是否只是一个巧合呢？韦伯决心从宗教伦理中找到时代的脉络。

韦伯发现，资本主义的精神是一种追求经济利益的理想，思想根源可以上溯至宗教改革运动中，新教的教义让人们关注现实的世界，支持人们理性的追求经济利益和世俗生活。

新教认为，一个人取得事业上的成功，这是既是正面的，也是道德的。上帝的子民应该忘我的投入到自身的事业中，按一个理性的人生计划去努力工作和生活。从新教徒中产生的某种共识凝聚了整个社会：世俗工作是上帝赋予的神圣天职，在生活中追求成功与财富，是为了荣耀上帝的神圣事业。

新教徒为何醉心于世俗商业的成功？因为在他们的信仰中，遇到了能否得救的证据危机。人类是否得救是上帝命定的，但在世俗的奋斗中，教徒可以确知自己是否得救，这产生了一种道德救赎的焦虑，激励新教徒时时自我反省，从而诚实守法、辛勤工作、善待家人、节俭自持。

《新教》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回应了卡尔·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评。

两个马克思的世纪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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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的奠基人之一，韦伯时常被国内视为“资产阶级的马克思”，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卡尔·马克思对比。

卡尔·马克思认为宗教是鸦片，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资本主义是一种幻想破灭的宗教，商品代替了神性，人奉献给上帝的越多，留给自身的越少。资本主义会在疯狂追逐利润的冲动中最终失去理性，在生产过剩和分配不均中迎来自身的掘墓人。

《资本论》出版36年后，“资产阶级的马克思”回应了卡尔。韦伯开篇明义：对财富的贪欲并非资本主义，相反，资本主义倡导的商业文明和契约精神，恰恰在抑制和缓解这种非理性欲望，宗教则给了整个社会以正确价值的指引。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一个国家在失去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制约后，反而更加堕落和放纵，在欲望的驱动下陷入疯狂。

△ 反纳粹经典《帝国大审判》：没有敬畏的人是可怕的，他们将无恶不作

在书中，韦伯的态度是温和的，体现了谦谦学者的风度，然而其学术传承者帕森斯却认为，《新教》一书的创作就是为了反对马克思。书中多处出现与唯物论者商榷的语句，尤其在最重要的特色之大篇幅注脚里，韦伯的主张更为鲜明。

社会学家科塞说：韦伯以永不停息的斗争为代价，获得了清晰透彻的认识，很少有人达到他那样的深度，他带来的是对人和社会的深刻理解，他对磨难、悲剧以及偶尔的成功的超脱的关注，使他成为社会分析的科学和艺术的至今无人能及的大师。

韦伯眼中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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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后来受到的误解和批评不同，韦伯曾表示自己对宗教信仰无感。他有一个宏大的理想，完成世界各民族的社会与宗教的比较，《新教》仅仅是开始。随后，他开始《世界性宗教的经济化伦理》的创作，进行新教文明与中国、印度、阿拉伯、犹太文明的社会学比较，比如研究中国的《儒教与道教》。

韦伯认为，古代东亚社会虽然存在部分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有利的因素，如长期和平、运河的建设、人口的增长、迁徙和获取土地的相对自由，但都无法弥补个人主义缺失带来的创伤：

古代中国的城市是贸易和工匠的聚集中心，然而与欧洲不同，他们未能取得政治自治权，市民缺乏基本的政治权利。工匠的同业公会彼此竞争，却是为了向皇帝争宠，从未试着联合起来去争取更多政治权利。因此，中国城市居民未能组成如同欧洲城市一般的独特社会阶级，并阻挠了法律制度和公民意识的发展。

△ 红顶商人胡雪岩：因权力而兴起，因权力而败亡

由于技术和制度的改进遭传统反对，被视为扰乱对祖先的崇敬。因此，调整自身来适应现状被视为更好的选择。土地的流转也常被禁止或限制。扩张的亲戚关系救济了困境中的家庭成员，但也带来普遍的裙带关系，影响了资本和劳动分配的理性化，阻挠了借债、工作纪律及工作过程的理性化。

韦伯认为，儒教与新教的精神差异，导致了资本主义未能在中国出现：“儒教的理性主义旨在理性地适应现世，而清教的理性主义旨在理性支配这个世界。”

受韦伯的启发，帕森斯后来提出著名的AGIL模型，解释公民在社会中对政治权力的争取是如何促进了社会发展，宗教作为一种价值观如何凝聚社会共识。贝拉进一步用韦伯的方法来研究日本腾飞的宗教基础，并得出结论，日本和西方的宗教更重视一种尊重个人成功的价值观，而中国更重视维护稳定，从而压抑个人的自由表达。

从爱国到爱人

为自由而呼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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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的一生并非没有缺陷，他的思想历程也经历了波折和弯路。

历史学家梅尼克称韦伯是“德国的马基雅维里”，来说明韦伯在精神上的双重特质。一方面，他年轻时曾是热忱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以普鲁士军官经历为荣，以德国军事最高统帅德皇为耻，青年时积极参加军事演习，深信德意志民族在同敌人的斗争中追寻着自身使命。另一方面，与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不同，他是现实的、冷峻的，拒绝一切对民族不切实际的幻想和美化。他试图像马基雅维里一样告诫同胞：为了理解世界，我们只能观察其本来面目，而不是一种想当然的状态。

韦伯的早期思想，是想把自由主义、经济竞争、议会民主和民族主义融于一炉，这在今天看来无疑十分怪异。在韦伯看来，自由主义代议制是一个民族成为世界领袖不可或缺的条件，他看到，与德国高效率的官僚政治相比，“腐败的法国官员、美国官员和充满恶意而又愚蠢的英国政府，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反而更为成功”。只有把德国变成一个由公民而非臣民构成的民族，建立自由制度来争夺权力，才有资格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引领人类前进。

△ 德国的第一次民主尝试：1919年，韦伯制定的《魏玛共和国宪法》获通过。1933年后被希特勒废止

这位爱国者想告诉自己的同胞：国家能否得到救赎，正如加尔文信徒之能否获得神宠，既不能由政府的组织效率来证明，也无法通过财富积累而证实；一个国家即使在其他方面再成功，如果自由的意志遭到了阉割，那么只会变成步履蹒跚的泥足巨人，无法履行民族崛起的“神圣天职”；民族利益固然重要，可自由的政治更不可缺少；如不厉行变革，德国甚至会被自己经济上的成功所拖垮，因为它缺少一个正确的政治体制，来引领整个国家走上正确的道路。

然而，当时的德国容不下一个眼光长远、苦口良心的善意批评者，这些指出问题的自由派统统被德国人视为国家的敌人——无论他们是否爱自己的祖国。

几百年来，普鲁士—德国的容克贵族在社会中的特权都建立在军事功勋之上，从铁血首相俾斯麦到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都喜欢将德国宣传为世界秩序的受害者，让民众觉得，德国被英国人所领导的包围网重重围困，国家需要强有力的政府和领导人带领他们抵抗外敌——德国君主和容克贵族因此得到了掌握特权的借口。

因此，德国统治者需要不断的制造敌人，不断的挑起外交上的紧张局面，从而煽动德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让民众仇恨英国人、法国人和俄国人，把国家绑在战车上向敌人冲锋。

△ 油画：普法战争中的俾斯麦

随着德国一步步走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深渊，“德国的马基雅维利”最终找到了自己的良知。他的妻子玛丽安妮在《马克斯·韦伯传》中说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韦伯的家中经常云集于学界名流，在与这些人的辩论中，韦伯已不再是主战派，而是被看作“向英国人卑躬屈膝的失败主义者”。随着战事的发展，他清晰地看到一个只会在恺撒、官僚和将军面前唯唯诺诺的国家的内在弱点，作为冷峻的现实主义者，他看到其热爱的德意志民族在一步步滑向深渊，自己却无力挽回。

在《学术与政治》中，韦伯以《圣经·以赛亚书》的名言高呼：“守望啊，黑夜还有多久才能过去呢？”在他看来，德国的容克统治阶级具有悲剧命运，在为整个民族成就所谓的事业时，也为自己的社会组织掘好了坟墓。

玛丽安妮记载了让人心碎的一幕：德国民主革命爆发后，韦伯在海德堡向学生演讲，支持被被当局镇压的民主派和抵抗德国侵略的波兰人：“当你们看到第一位勇敢走进但泽的波兰官员被子弹射杀的时候，当你们决心噤声不语的时候——当你们认定，这样的局面将是不可避免的时候，那时，我任凭你们处置，那时，你们先把我收拾掉得了！”这些话，韦伯是“挥舞着双手充满激情”而呐喊出口的，然而出乎他的意料，学生冷漠的看着他，整个世界以冰冷的沉默回答他野火般的激扬。

△ 1917年的韦伯

当社会被物欲横流和无理性所操纵，天职也不再神圣，人们不再为道德救赎而焦虑，民族缺少伟大的精神来引领，那时会发生什么呢？在《新教》的最后篇章里，这位在妻子眼中“不幻想，不写诗” 的伟大思想家笔下写道：

“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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