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先民不撒谎的年代,可能应该从女娲和伏羲那阵子算起,女娲被先民崇拜,当起于她跟伏羲性交,繁育了后代,“补天”之说纯粹是后来整理的的“先进事迹”,至于“抟土造人”,那更是有意文饰、歪曲历史了。
曾经因为政治需要,中国古代官方组织群众参加性交活动。男女在每年春二月的欢会中,可以自由择偶,不受约束地性交,是谓“奔者不禁”。无故不参加交合者,将收到惩罚。官方举办这个活动的目的是解决“男女之无夫家者”的性饥渴,使天下得以“内无怨女,外无旷夫”。“恤怨旷”,从久远的时代开始,就成了统治者爱民的政治表达。《管子·入国篇》就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这种政治表达:凡国皆有掌媒,丈夫无妻曰鳏,妇人无夫曰寡,取鳏寡而合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后事之。此谓之合独。
而为什么曾经由政府提倡的性,如今变成了罪?
汉唐盛世时期,性风俗仍呈现出淳厚宽松的特征,甚至有点自由化的倾向。到到了宋代,帝王们的万世基业出现了盛极而衰的崩裂征兆。处在这个历史转折点上的宋儒们,是最先感受到风气的先知先觉者。他们把眼下颓势的症结,归为人心不古,圣教失宣。于是在这种大文化背景下,产生了理学。公元11世纪中后期,二程首创以“礼”杀人。于是——仁,被阉割了;理,被骤然放大了;欲,成为罪恶的渊薮。
然而对于女人,二程的态度却是迵异,小程以冷面煞星的面孔对女人,大程却以温和的方式让女人没有灵魂,二程中谁修炼功夫更深?或者说谁更虚伪?当推大程无疑。一方面“尽欢而罢”,另一方面又声称“心中无原妓”,说是根本就没有把她们当成东西!因而,“大程心中无妓”在士林中成为美谈。对此,清人袁枚算是看透了的,他在《子不语·卷十一》中借妓女之口,将道学家痛快淋漓地讽刺了一番——惜玉怜香而心不动者,圣也。惜玉怜香而心动者,人也。不知玉不知香者,禽兽也……淫泆虽非礼,然男女相爱,不过天地生物之心,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比人间他罪难忏悔也。
若按袁枚之说,大程如果心中确实无妓,则应为禽兽;如果假装心中无妓而心实有所动,则属人而模仿禽兽。小程对妓努而回避,是强制自己心不动,实为努力把自己由人转化为禽兽。除非二程天生不具备性功能,否则袁枚就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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