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北洋军阀，大家的印象无外乎这样几个词：拥兵自重，军阀混战，贪污腐败，民怨沸腾。尤其是他们对学生、工人运动的血腥镇压，更让他们臭名昭著，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反派人物。
那么，真正到了民族危亡之际，这些曾经臭名昭著的大军阀又是怎么做的呢？
先说第一个段祺瑞。
九一八事变后，段祺瑞展示了很高的操守，日本扶持溥仪成立了伪满洲国后，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多次到天津秘密拜访段祺瑞，请他出山，高官厚禄随便挑，但段祺瑞每次都严词拒绝。
后来，为了避免日本人的要挟，段祺瑞举家迁来上海，公开表明自己的抗日态度。
在上海，他接受《申报》记者采访时说：“日本暴横行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惟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求。语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国积极准备，合力应付，则虽有十日本，何足畏哉？”
第二个是张作霖。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张作霖早年经历丰富，学过兽医，当过土匪，之后被朝廷招安，还在日俄战争中为俄军和日军打过仗，直到后来成为东北王。
张作霖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军阀，他的思想可以说是北洋军阀中最保守的，他的很多举措都带有很强的封建色彩，一切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甚至为了扩充实力不惜讨好日本人。
不过，虽然和日本人走的很近，但张作霖从未想过投靠日本，他曾对人说：“日本人帮我，我付钱感谢他，至于国家利益，我是绝对不会出卖的！”
由于张作霖在东北的核心利益上拒不向日本人妥协，并多次戏耍日本人，最终导致了“皇姑屯事件”。
第三个是吴佩孚。
吴佩孚出身贫寒，中过秀才，在北洋军中摸爬滚打多年，在之后的军阀混战中，逐渐成为直系军阀首领，先后占领鲁豫地区，夺取了江苏、陕西地盘，后又夺得两湖，控制了中国的半壁河山。
从人品上讲，吴佩孚非常值得称道，一生不嫖不赌，不抽大烟，没有私蓄，不留田产，这在当时的军阀中是极为罕见的。
更难能可贵的，还是他的民族气节。1935年，日本搞华北自治，请吴佩孚做“华北王”。吴佩孚毫不犹豫地加以拒绝，并写了一首诗：“国耻传来空有恨，百战愧无国际功。无泪落时人落泪，歌声高处哭声高。”
1938年，土肥原贤二和汪精卫都来拉拢吴佩孚，但他却说：“叫我出来也行，你们日本兵必须全部撤出中国去。”还对汪精卫的使者破口大骂：“谁跟汪精卫合作，这人必定下贱！”并拿出亲笔书写的文天祥的《正气歌》，让使者带回去送给汪精卫。
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最终死于日本特务之手。
纵观吴佩孚的人生历程，就其前半生而言，确实是割据一方，祸国殃民，乏善可陈，但其晚年，又不怕日伪的威逼利诱，拒不当汉奸，很让人佩服。
最后一个是孙传芳。
孙传芳年轻时曾赴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冈村宁次曾是他的队长。在之后的军阀混战中，孙传芳逐步扩大势力，笼络江浙地方豪绅，进而占领东南五省，称雄东南，直到中原大战后，隐居天津。
九一八事变后，华北成为日军的势力范围，日军大本营首选孙传芳执政华北。冈村宁次曾与孙传芳是同窗，又当过他的顾问，就亲自来做孙传芳的工作，均被孙一口回绝。
孙传芳为了摆脱纠缠，竟皈依佛门，当了和尚。别人劝他，单身只影恐被仇家报复，不如投靠日本人。孙传芳淡淡一笑，说：“死于同胞之手，比当汉奸卖国贼苟活强上千倍。”
最终，孙传芳还是在1935年被仇家刺杀。
作为军阀，他们曾经的做法确实有愧于这个国家，但是在民族大义面前，他们却又守住了一个中国人的底线，甚至不惜以身殉节。这样的风骨，不得不让我们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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