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股仅有六十七人组成的倭寇分队窜到南京后，竟开始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攻城之战。据《明史》载：“贼逐直趋南京，其酋衣红乘马张黄盖整，众犯大安德门，我兵自城上以火铳击之，贼沿外城小安德门、夹岗等门，往来窥觇会城中，获其所，遣谍者，贼乃引众由铺岗趋祩陵关而去。”
试想，南京乃明朝之留都，城坚墙厚，守城兵力不下万余，周边卫所明军姑且不论。仅这区区六十七人的倭寇军队，居然敢肆无忌惮对城市发起进攻，真是令人骇异又好笑。骇异的是，他们确实目中无人，把堂堂大明王朝看作是“纸老虎”，不堪一击；好笑的是，他们确实胆大妄为到了极点。
关于这伙倭寇的人数，时人记载不一，有称“五十三人”，有称“六七十人”，有称“七十二人”。考虑到“五十三人”说法，郑若曾在抗倭总督胡宗宪幕中，战役记载都是出自军方塘报，应该比较正确。
这股嚣张的倭寇，最终下场是被全歼了。8月13日，这股倭寇在官兵追击下，越过武进县境，抵达无锡慧山寺，一昼夜狂奔一百八十余里，“贼疲定望亭，次日至浒墅关。”
我们知道，明朝实行的兵役制度，是朱元璋一手草创的军户世袭制，军士编制在卫所中，平日屯田，战时保护地方。明朝开国时期士兵总数曾高达一百八十万，这样庞大的军队，如果不能自给自足，全靠老百姓供养是不可能的，所以朱元璋采取了军户世袭制方法，保障了军队平战两栖。
按说，这种方法在当时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故朱元璋曾得意地宣称：“吾养兵百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但结果只是养活了百万名集体农庄的农民而已。明朝中后期，卫所军队与普通农民无异，毫无战斗力。无可否认，军队的战斗力肯定会因为屯田劳作，而减少训练时间，削弱专业强度，一旦爆发战争，即便是拥有装备精良、盔甲鲜明的明军，却也打不过装备落后、“光屁股”的倭寇。
其二，国家政治体制的腐败。
到了明朝中叶，伴随着一些无能无德的君王即位，官场风气日渐腐败堕落，加上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影响，军队内部也毫不例外地出现了不良现象。假如说，军队是台庞大机器的话，已经是千疮百孔，运转不灵了。
譬如，克扣军饷的将领屡见不鲜，不堪重负的士兵比比皆是，都使得军户的大量逃亡变得司空见惯。到了嘉靖年间，军户的逃亡率已经高得吓人，大量卫所形同虚设，有的卫所竟然只剩下几个人。就连滨海前线的辽东、山东、浙江、福建、广东卫所都只剩下30%的兵员，更要命的是，因为承平已久，将领和士兵的素质都差得惊人，有的世袭将领连马匹都不会骑，连旗帜都弄不清楚，平时和同僚喝喝酒、吹吹牛就算是尽职了，而士兵更是战斗力低下，忙于屯田，乐于领饷，就是不会打仗，上阵后一触即溃。
前线官员章焕曾上疏皇帝，痛心疾首地这样描绘前线官兵：“上阵如同儿戏，将无号令，兵无纪律，往往隔着敌人老远开完火、放完箭就算完事，临阵脱逃、杀民报功者数不胜数。”这样一种现状，难道根子不是在投资者身上吗？
本来，明朝制定严厉的海禁政策，是期望能够对海防的巩固能起到决定性作用。然而，由于海禁政策所实施的直接对象，是广大臣民而不是海上反明势力，它不仅不能成为海防的有效手段，甚至在沿海地区激化了一些矛盾。
当沿海地区人民依海而生，靠海而活，或从事渔业生产，或从事海上贸易，成为他们生计的主要来源时，“寸板不许下海”的海禁政策颁布与实施，显然与民意背道而驰的。这种做法，不仅是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做法，更堵绝了沿海地区人民的正常谋生之路，焉能不丧失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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