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字之差：赵孟頫《草书千字文》险为伪迹

元 赵孟頫书

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三月，集贤直学士、江南行御史台侍御史程钜夫奉诏前往江南搜访贤能。四月，程钜夫抵达建康（今南京，江南行台所在地）。此后遍历浙东、浙西、江东、江西，开始缜密广泛访查遗贤，「有德行才艺者，即驿送入觐」。除了元世祖忽必烈钦点的赵孟藡、叶李外，他还向朝廷荐举了二十余人，其中就包括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頫。据《行状》，赵孟頫是当年十一月受荐，并很快北上大都。关于他何时到达大都，并没有具体直接的资料。只是在赵孟頫《初至都下即事》一诗中，描写他自己初到大都，恰逢「海上春深柳色浓」。说的是当时元朝中书省所在地积水潭一带三月间的景致。更为重要的一条史料来自《元史·世祖本纪》：

（至元二十四年）闰二月乙丑（四日），召麦术丁、铁木儿、杨居宽等与集贤大学士阿鲁浑撒里及叶李、程文海、赵孟頫论钞法。这是赵孟頫首次出现在元朝官方记载之中。由上述资料，可以推断出赵孟頫初次大都行程首尾时间节点——至元二十三年十一月受荐不久即从家乡湖州北上，到达大都的时间应该在次年二月中下旬到闰二月初。

元 赵孟頫 草书千字文卷（局部）纸本墨笔 纵二六·九厘米 横三二四·一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在赵孟頫传世作品中，恰好有件与这段时间相对应的《草书千字文》（上海博物馆藏）。卷后董其昌辛丑年（1601年）题跋称「吴兴千文行世者甚多，未有潇洒紧遒若此者」，评价甚高。见于《平生壮观》等多种著录书，曾入清内府，是公认的赵书真迹。《草书千字文》书迄，赵孟頫写了一段题记，说明作书的原委和时间。这段题记，《式古堂书画汇考》、《江村销夏录》及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都逐字过录了：

吾甥张景亮，以此纸求书千文。属吾有京师之行，趣迎上道。不能作楷，乃为行、草二本。时至元丙戌十二月也。次年三月，驰驿至崇德。陈君养民持以见示，始知景亮盖为陈君求也。陈君又必欲书识其后，就馆中借笔墨记而归之。开封赵孟頫题。

赵孟頫自题《草书千字文》卷 图片取自吉林文史出版社编《赵孟頫草书千字文》

题记中的张景亮，即赵孟頫姐夫张伯淳长子张采，其家「系出清河，支居崇德」。行、草两本《千字文》是他为同乡陈养民向其舅求书，可惜行书本已经散佚。由于赵孟頫早期书法作品、传记资料都比较少见，《草书千字文》及其题记的艺术、文献价值都非常重要。但题记所记载的北上行程，却存在着难以解释之处。

首先是题记本身的内在矛盾。丙戌（1286年）十二月受程钜夫荐举，「趣迎上道」，急于装束以致没有功夫作楷书，两三个月后却才「驰驿」到达距离家乡湖州百里的崇德州。极不符合元朝前期官员赴任日期的规定{参考大德八年（1304年）官员赴任程限：「已除赴任官员在家装束暇限，二千里内三十日，三千里内四十日，已上虽远，不过五十日」。又「自启程至到任，马日行七十里，车日行四十里，乘驿者日两站，百里以上止一站，舟行上水八十里，下水百二十里」。}，况且此时赵孟頫自身也没有发生什么重大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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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中这一矛盾，应该说是不少人注意到了。外山军治在其《赵孟頫の研究》所附年谱至元二十四年一栏中，指出题记中三月行程，与《行状》等资料不一致，但他并没有作出解释。徐邦达对此的看法是：「此卷末后自称『趣迎上道』，正在束装待发的时候。题记又称：『次年三月驰驿至崇德。』崇德（石门）在今浙江省，那时仅出家门（德清）一步，可谓迟迟其行了。」这个解释并不回避问题，实际上是很高明的。任道斌《赵孟頫系年》则提供了另外一种思路。他将题记中的行程记录拆解开来，分为空间并不衔接的两段，即「十二月，孟頫赴京途中为外甥张景亮草书《千字文》卷」与「三月，孟頫奉命离京驰驿至浙江崇德，为友人题张景亮去岁所属《千字文》行草卷」。显然是认为赵孟頫从湖州抵达大都后，又奉命从大都南返崇德公干，在崇德应陈养民之请再题《千字文》的。且不论题记内容的理解问题，单从完成觐见皇帝等一系列行政程序同时还要在两三个月内往返于湖州、大都，此说就不可取。

其次是题记与《元史·世祖本纪》的冲突。前文已经论证赵孟頫初抵大都不晚于至元二十四年闰二月四日，考虑皇帝召见之前的行政程序，将这个时段定在二月中下旬，大致不差。《元史》本纪部分系照抄元十三朝《实录》而成，在《元史》各部分中文献价值最高，其可信度毋庸置疑。而《草书千字文》题记中赵孟頫至元二十四年三月方启动北上行程，当时还在家门口的崇德，显然与《元史·世祖本纪》记载凿枘不合。还有赵孟頫初至大都题诗为辅证，根本没有解释的余地。换句话说，如果确定《元史·世祖本纪》无误，则《草书千字文》就是伪作。但此卷结体谨严、运笔遒劲，牵丝转折处毫无停滞，从明代董其昌，再到现代张珩、徐邦达一致认可，均定其为赵书早年真迹。断其为伪，证据单一，显得很不妥当，的确是两难。

元 赵孟頫 草书千字文卷（局部）纸本墨笔 纵二六·九厘米 横三二四·一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呢？经过仔细比对，可以发现产生上述困惑的原因是题记的录文有误——将「次年三日」错录为「次年三月」。只要把《草书千字文》赵孟頫题记中的所谓「月」字放大，可以明显看出，这是「日」字。无论在赵孟頫本人的书写习惯上，还是传统的草书笔法，这两个字的区别都比较明显。「月」字的结构偏长，左右的撇笔竖勾是相对张开。而「日」字右竖习惯性向内收。

这样一个明显的著录错误，为什么会长期沿袭下来？这应是书写者与著录者所处情境不同，信息不对等所导致的。就书者赵孟頫来说，他写到「时至元丙戌十二月」时，知晓求书人陈养民对他的行程很清楚，随后的「次年正月三日」就随手省略为「次年三日」。而且还有驿程紧迫不暇多写的客观因素。处在上述情境中的书者如此处理，自然并无不妥。但后来的著录者却按照文字表达习惯，很容易将日理解为月。同时，《元史·世祖本纪》的记载，著录者恐怕也没有注意到。

将《草书千字文》题记录文的错误更正后，这个文本不但和《元史》等史料的记载毫不冲突，且能互相补充。藉此可复原出赵孟頫出仕元朝北上大都的行程，为研究赵孟頫早年生平，提供一份可靠的资料。

原文作者：马顺平（故宫博物院书画部副研究馆员）
原文来源：《紫禁城》2017 年8月刊《上海博物馆藏赵孟頫《草书千字文》题记校读》
（因篇幅限制，原文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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