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中国首部记录雄安新区人物纪录片暖心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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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名字叫雄安

今晚，4月9日晚22点08分（周一）， 中国第一部记录雄安新区的人物纪录片《我的名字叫雄安》将在广东卫视全国首播啦，千万不要错过喔。

在欣赏《我的名字叫雄安》这部记录片之前，先让我们走进拍摄团队，了解拍摄过程中的精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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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点被放弃的选题

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宣布成立河北雄安新区。 “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八个字的新区定位，让有着33年电视制作经验的制片人和总导演马志丹决定拍摄雄安新区的纪录片，并第一时间就定下《我的名字叫雄安》的片名。但在当时，这到底会是一部怎样的纪录片，要讲述一个怎样的故事，没有人有非常清晰的概念。

2017年4月8日 到4月25日，2017年7月4日到9月31日，广东广播电视台马志丹工作室派出编导刘阳为首的三人摄制组两度进入雄安新区，辗转奔波雄县、安新、容城、白洋淀圈头乡、保定市区、北京六地， 总共拍摄了有名有姓21个雄安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故事， 在跨度近半年的后期剪辑中精选出4个最具典型，也是素材最丰富的人物剪辑成一部故事纪录片。马志丹评价这部纪录片“真实记录了雄安新区一年来当地老百姓生活的故事，从人物故事和情节命运的关联性看，隐约有一种BBC纪录片的叙事风格，这在国内人物纪录片中比较少见”。但这部被马志丹寄予厚望的纪录片，在前期拍摄过程中其实一度差点放弃。

“有点想放弃的原因，是因为诸多不适应，一开始出发前是很兴奋，但真到了雄安就开始迷茫了。” 在临出发前，编导刘阳脑海里除了一个在雄县、容城、安新、白洋淀各寻找一个或一组人物拍摄并串联起来讲故事的模糊计划外，并没有详细的方案。而此次拍摄对这位有着六年纪录片拍摄经验的编导也是一次全新的体验，“过去，电视台大部分人物纪录片都是前期确定人物和方向后才着手拍摄，但这一次，所有的人物、故事甚至风格都要在现场捕捉、挖掘和确定”。其中最首要也最艰难的是拍摄人物的寻找，“雄安新区三县目前的人口加起来将近100万， 100万的茫茫人海里寻找到一个人，还要短期内获得这个人的信任，这个人又要有代表性，还要合适纪录片的讲述，那感觉如入一个无物之阵”。

摄制组第一天到达雄安新区就遇到接连挫折，一位原本答应接受拍摄的年轻创业者在半天内突然“反悔”，办公室也人去楼空。一位“热情”的油坊老板，偷偷拍下摄制组的影像发送到一款叫“快手”的手机APP，宣告自己将接受纪录片拍摄后 “突然失踪”；摄制组显然低估了“快手”这款APP在小县城的影响力，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被人认出和围观拍摄， 一次在街头采访时，一部白色的轿车径直停在路中央，司机摇下车窗就问，“你们是广东来的记者吧”， 一边说一边拿出手机，屏幕上晃动着摄制组一天前的身影“这几天网上经常能看到你们！”说完这位司机拿起手机，对着摄制组三个人再次按下了录制键。

因为在第一阶段拍摄中， 并没有遇到最合适的人物，加上一些难以言说的波折，到七月份第二阶段出发拍摄前， 编导刘阳和摄像陈慧敏一度犹豫不决， 并对制片人兼总导演马志丹将雄安选题放入《中国梦-创新动力》系列感到不解。马志丹的态度很坚决， “雄安新区，在中国新时代下本身就是一次巨大的创新，只要用心记录下当地人生活和心态的变化，一定会有动人的故事发生”。

尽管有些不情愿， 2017年7月8日，刘阳、陈慧敏和助理刘晓通组成的三人摄制组第二次进入雄安新区，而这一次他们整整扎根了将近三个月，其中有两个月正逢河北30年来最热的夏天，这么长的拍摄时间也超乎了马志丹的想象 ，因为对制片人而言， 越长的拍摄时间意味着越多的经费投入， 但马志丹并不后悔：“雄安选题在这次《中国梦创新动力》系列中投入是最大的，但对于重大和有价值的题材，马志丹工作室从来不计投入，因为一部有重大历史价值的纪录片产生的社会价值，肯定不是金钱的数字来衡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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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笨的摄制组和最幸运的邂逅

“事实上， 在拍摄时可以有减少投入的方法，只是我们没那么做。” 2017年4月，当地人就曾建议摄制组去拍摄当时媒体广泛报道过的安新县端村芭蕾舞女孩，或者记录雄县一家当地颇具知名度的纯净水企业，摄制组婉拒了这些提议。编导刘阳说：“这样做肯定会减少很多时间和经济成本，但我们希望追求的是人物的‘唯一性’和‘平民性’，这也是多年来马志丹工作室一贯的创作宗旨”，最后，摄制组采取了最笨的方法——扫街。

“见人就聊天，合适的就试着跟拍。” 在安新县，一天里摄制组见到一个小伙子三次，跟踪拍摄后发现他白天是一位沉默的鞋厂工人，晚上却是在那款叫“快手”的APP上拥有数十万粉丝的网红，不到20岁的他正准备筹够钱后瞒着母亲去台湾寻找刘谦拜师学魔术；在容城县，卖了20年煎饼果子的中年外地小贩 ，正后悔自己没有提前把户口转到雄安，因为雄安新区成立后三县紧急冻结了户口转入；在白洋淀，一位成绩一般的初三女生正为自己未来“担心”，以前她的同龄人就算初中毕业还能去当地鞋厂打工，但因为新区成立后污染企业将逐渐整顿，她剩下来唯一抉择似乎只有继续读书…… 这种撒网式的拍摄虽然有些“盲目”，但摄制组也忠实记录下了大多数媒体常见的宏观报道之外，雄安新区人最原始和鲜活的生活状态。

但对纪录片创作而言，人物有趣和独特固然重要，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承载一个故事， 最合适的人物只能是边拍边找，这是一个拼努力也碰运气的过程。 而片中四个最终确定的主要人物的出现都颇具戏剧性，在安新县城，摄制组如约前往一户从白洋淀水区搬迁到县城的家庭， 这户人家的儿子不客气地下了逐客令，这时候正在这家做客的一位老人也正准备告辞回家，摄制组紧跟上去和他攀谈， 这位叫张小喜的老人后来成为片中的主人公之一，而更大的收获是在跟随张小喜回到他在白洋淀的家圈头乡后，一个叫顶顶的11岁小男孩（张小喜的孙子）撞入了摄制组的视线， 几乎每一位提前观看这部纪录片的观众都对这个小男孩留下深刻印象。

在雄县，和郭跃进的相识来自和一位三蹦子师傅的聊天，这位师傅自称身怀绝技，“就连雄县最能打的郭大侠的功夫都不如他”，摄制组没能“幸运”地拍摄到这位师傅踢馆的故事，却记录下了50岁的郭跃进人生中最后一次中国跤的比赛，以及郭跃进和妻子之间欢喜冤家的日常；在安新县，县城里到处可见的的蓝衣外卖小哥，让摄制组好奇在一个小县城里居然有一家本土的互联网外卖公司，雄安新区本土创业者杜聪由此成为纪录片故事的另一个主角；当时的杜聪正为即将进驻雄安的竞争对手发愁，他形容自己是“小米加步枪”，对手是“飞机大炮”，而很快摄制组就和“飞机大炮”不期而遇，在容城的奥威路，摄制组本来在拍摄这条路两遍林立的央企招牌， 一个胖胖的中年男人主动走到镜头前，“你们拍我们招牌时，不要把隔壁的药店拍进去”，这个叫李博的成都人是一位某央企在雄安的负责人，最关键的是，他的公司正好是进驻雄安那么多挂牌的央企中“不是第一也是第二家已经正式开始办公的”。

对摄制组在后期过程中确定的这四个主要人物，马志丹非常认可，认为他们都极具代表性，在她看来，“容城央企代表李博是外来雄安的建设者，雄安对他是一个全新的世界，而本土创业者杜聪正面临外部世界带来的挑战， 两个人身份上有对立，但方向又是一致的，那就是他们都要为自己的未来做新的规划，郭跃进身上有一种古老‘侠义’的精神，这是雄安新区的‘新’背后一种‘旧’的可贵品质， 70岁张小喜是个渔民，他身上能看到雄安新区的过去，小男孩张顶身上寄托着雄安新区的未来，尤其是张顶这个人物，其实可以一直跟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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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擦肩而过的人物

在总长度近4个月的拍摄中， 来回六地奔波的不间断工作， 对只有三个人的拍摄团队来说，体能和精神无疑面临着巨大考验。因为在拍摄过程中没法确定最终人物，摄制组最多时有六个人物的故事在同时进行记录， 这也容易发生“撞车”的现象。

2017年 7月的一天，在安新县大王镇拍摄前文提到的那个白天是鞋厂工人，晚上是网红的年轻人时，深夜突下暴雨，是留在 “网红”家住宿，还是连夜赶回安新县城？摄制组最终决定冒雨租车赶回县城。这个决定现在看来是正确的，因为一晚的暴雨，安新县城主干道一片“泽国”，摄制组恰好拍到了片中人物杜聪趟水见律师去处理一场突如其来官司的情节。但来回奔波，也容易和故事现场失之交臂，在雄县，摄制组记录下郭跃进在参加比赛前的训练中不慎受伤的真实现场，郭跃进表示不用去医院，但第二天，摄制组刚抵达容城拍摄央企代表李博寻找员工宿舍时，才知道郭跃进一个人偷偷跑去了医院拍了片子。

最大的遗憾也还是在容城，央企代表李博主持了一场面试。一位叫魏海波的年轻人带着他的新婚妻子前来应聘，面试结果不容乐观。海波带着妻子悻悻离去，摄制组第一时间追了上去，编导刘阳觉得，如果有这样一个人物加入，容城这一块故事会因为人物身份差异化和命运的交错发展更具可看性，但很可惜“海波的妻子被说动了，海波却拒绝了拍摄，最抓人心的就是，面试失败后小两口就准备去拍摄婚纱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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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过程中竟然引来了110

从2017年4月到2017年7月，两个阶段进入雄安拍摄，摄制组也感受到新区氛围的日渐成熟。 四月份第一阶段在雄县，摄制组走到哪里，都会面临被“直播”的困扰，三个月后的第二阶段拍摄，再次走在雄县的街头，那些好奇的手机摄像头不再频繁，“快手”上也无人问津有没有摄制组的影像。但是，在安新县白洋淀最深处的圈头乡，摄制组还是经历了有趣的插曲：2017年7月15日，在拍摄张小喜爷孙深夜卧谈的一场夜戏时，因为在屋外架设了灯布光，已经睡下的村邻报警找来了110，在这个数百年来从来没有被打扰的村庄，当地人几乎从没在深夜十点后看到除了月光和灯光外的其他光源。编导刘阳说：“也许未来，这个村子人会逐渐适应外部世界的冲击，作为纪录片人，非常难得的是，我们用镜头记录下了这个村子在巨变前最宁静的时刻。”

因为篇幅限制或拍摄素材不够的原因，还有一些人物和他们的故事暂时没能出现在这部52分钟的纪录片中，但这些萍水相逢中的影像记录，却是雄安新区成立一周年来当地人在时代巨变之前生活和求索的珍贵见证：在白洋淀深处的一个村庄，两个一起打暑期工的女孩正在互道告别，其中一个19岁刚考上大学，终于能走出她们祖辈世代生活的水乡 ，另一个女孩比她还小两岁，很快却要订婚了；一位从湖南老家来到到安新县开湘菜馆的90后年轻人，在拍摄他的第二天，突然告诉摄制组一个秘密，2009年因为一起案件他被判刑九年，提前三年出狱后一度迷茫，幸运的是他认识了一个愿意接纳他过去的女孩， 这次到雄安新区来，是他给那个女孩的承诺———希望在“新区”做一个“新人”。2018年的2月， 年轻人告诉摄制组，他真的当上了“新人”，他在雄安结婚了，到2018年7月，他还将迎来他第一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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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近一年时间的拍摄制作， 作为雄安故事的创作者和亲历者，摄制组最大的感触是，在雄安新区这片热土上——“没有幸运儿，只有努力者”。编导刘阳说：“这部纪录片会纠正很多人对于雄安新区的片面想象，例如不少人认为新区的人拆迁致富，撞上了大运，但其实新区成立对当地人也提出了更高的挑战，人们在努力迎接未来的时候，有奋斗、创造，也会面临抉择、分离，这些都是纪录片故事的重要源泉。”

“没有幸运儿， 只有努力者”，这句话同样也适用于以“时间的重量”为创作宗旨的马志丹工作室。马志丹说：“我知道，在雄安的报道上，我们在时间上也许不是跑在最前面的；因为纪录片不是新闻。我认为纪录片不是靠速度来说故事。我在2004年夏天就提出了‘时间的重量’这个创作理念。这个‘时间’不是一味求快，而是对于有价值的选题，像雄安这样的新时期选题，不断跟拍，不断挖掘下去，以时间换取故事，以故事记录时代。只要不断记录下去，就一定能制作出经得住历史考验的纪录片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