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文字狱，骇人听闻，涉案之人，少有活命者。雍正王朝时，钱名世因赠年羹尧诗中有：“钟鼎名勤山河誓，番藏宣刊第二碑”之句，为雍正所忌，定为大案。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钱名世却得以不死。
原来这并非出于雍正的恩典。在雍正看来，杀死一个钱名世，实在是太便宜他了。雍正要用更有效的方法来惩治他，令其生不如死，亦可震慑天下的滨书人和官僚。
雍正的妙法是，首先从读书人最在乎的名节下手，把钱名世定为“名教罪人”。且亲笔题写匾额，命地方官挂在钱家的大门之上。
“名教”乃封建社会立国的指导思想，是做人的最基本信条。读书人向来以名教弟子自居，如今钱名世成了名教的罪人，也就是成了万恶不赦的罪人，为人所不齿，子孙后代也将蒙羞。如此处罚，真是比处死还要厉害百倍。
非但如此，雍正还发动官僚在钱名世被逐回乡时作作诗“赠行”。这些诗自然是对钱名世罪行的声讨之作，其用语之毒，用词之酷，皆达极至。雍正让钱名世将这些诗作刊行出版，名为《名教罪人诗》并让合同学校收存，研习阅读。
钱名世痛不欲生，深悔当时没有自尽，以受此辱。钱家众人也对他恨之人骨，至亲好友上门叫骂者日日不绝。
后人评议此事，皆谓雍正的招法阴毒，暴露了他的狭隘和愚蠢，过于严苛了。但是不可否认，雍正是一个整人高手，他在这方面的奇思妙想，恐怕人所难及了。
清代文字狱是封建帝王为了加强自己的极权统治，对于自由思想言论的极致打压，给当时的思想文化带来了极坏的影响，同时也败坏了清朝的官场风气，制造了恐怖社会，严重阻碍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进步。
不过从雍正的整人方法，也可以总结出治下的方法不能千篇一律，对不同的人，要采取不同的手段对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也要有所变化，方法多样。事实上，运用惩罚的办法治理下属，有时要比一味的奖赏更管用。人有满足的时候，却少有不怕失去的时候。如果针对下属最恐惧的所在做文章，便是抓住了他们最脆弱的地方，一举便可将其制伏，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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