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把医生说透了丨白岩松：医生这个行当，介于上帝、佛与普通职业之间

医生这个职业，介于上帝、佛和普通职业之间，这个职业在社会中的价值体现为五重价值：生命价值、社会抚慰价值、情绪价值、信心价值、科普价值。

”

七年前，因为踢球骨折，我在北医三院做骨折手术。在手术台上，大夫问了一句：“你有什么要求？”

当时，我的回答是：“我会做一个模范患者。这是您的专业，一切听您的。”手术效果非常好。在手术半年后，我回到了北医的大院踢了一场足球，为我做手术的医生也在场。

其实，当你信任对方的时候，对方给予你的会更多。当你一开始就带着怀疑的眼神时，恐怕你才是最大的受害者。当下中国，医生和整个社会之间正是处于这样一种错位的关系中。

这个行当介于上帝、佛与普通职业之间

今天我主要跟大家谈三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层面，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医生？医生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

大家说到医生，都会说两个词，一个是医德，一个是医者仁心。在我们这个社会中，有哪些行业的后面是带“德”字的？只有教师和医生，一个是师德，一个是医德。

我们的前人够聪明，之所以这两个行业后面带“德”，因为他们维系人生中两个最重要的健康领域，一个是精神健康，一个是肉体健康。所以，社会对这两个职业的要求特别高。

现在很多的医生都有委屈：我在做这样行善积德的事情，为大家守护健康，可是还面临着怀疑。千万不要怀疑，千万不要有委屈感。我还是要强调，你越靠近佛，你遭受的磨难和委屈就越多。因为你的职责大，大家的期待也就越高，大家对你的需求也高。

医者为什么要有仁心？医生这个行当介于上帝、佛与普通职业之间。大家到医生这儿来，往往是带着苦痛，带着绝望。归根到底，与其说是到医生那儿来看病，不如说是到医生那儿来寻找希望。

我们常说，医生是治病救人。其实治病就够了，为什么还要说救人？治病只是治疗病状，但是救人是一个综合的概念。我们面对这个行当的时候，过多地强调生命的因素，而忽略了心灵的因素。这也是社会上很多的需求跟这个行当发生摩擦的诱导因素。

干医生这个行当，你看到的总是一颗又一颗苦痛的心，一张又一张苦痛的面孔。当然，医生最大的幸福是，病人来的时候是苦痛的表情，经过你的治疗，一段时间之后，他带着笑容离开了。因此，心灵的抚慰和支撑原本就是这个行当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而不仅仅是五年六年学到的医术本身。只有把生理上的治疗技能和心理上的抚慰加在一起，才构成“医者仁心、治病救人”这八个字的全部含义。

医生这个职业具备五重价值

医生的价值体现在多个方面。比如说，中国人用四个字把这一辈子概括：生老病死。请问，这四个阶段，哪一个阶段离得开医生？请告诉我，哪个人能够确定一生都不会成为病人。如果你能确定自己一生都不会成为病人，你就骂医生吧！没有任何人敢打这个包票。

从医德到医者仁心，再到治病救人，都体现了医生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价值——生命价值。

医生仅有生命价值吗？我觉得医生还具有社会抚慰价值。患者有很多的痛苦，有很多的折磨，释放往往来自医生的抚慰。因此，一位好医生的标志是治好病，也包括让很多人感受到希望和温暖。这原本是另一种医术。医生第二个价值就是抚慰整个社会。

我觉得医生的第三个价值是情绪价值，第四是社会的信心价值。

所谓情绪价值，社会上戾气、抱怨几乎到处都有，如果大家能够有一个健康的心态，拥有一个健康的人生状态，医患冲突就会减少。

所谓信心价值，我们中国现在什么都不缺，但是最缺的就是信任和信心。医患关系失衡的核心就是信任缺失。如果这个行当的改革能够进行得更加彻底，恢复信任，就会对社会产生巨大价值。

另外，2013年末，中国60岁以上的老人人数第一次突破2亿，今后还将以加速度增加，老龄化对医疗的需求将是巨大的。我认为中国到了提出健康寿命的时候了。

这和医生有什么关系吗？那就是医生的另一个价值——科普价值。写一篇论文和医生的晋升是有关系的，但是写十篇科普文章却对晋升没有影响。请问有多少医生愿意做这样辛辛苦苦的事情？除非他有极大的道德追求和责任。但是每一个医生都知道，科学常识的指导，会帮助相当多的人不得病、晚得病、得小病，得了急病不转化为慢病。

生命价值、社会抚慰价值、情绪价值、信心价值、科普价值，我认为，医生这个职业具备这五重价值。但现在医生被整个社会安排了太多的应急价值，一到流行病传播的时候，一到汶川地震等灾难发生的时候，医生全成了白衣天使。因为关键时候医生是社会安定的稳定器。但是一过了那段时间，大家就都健忘了。然后，又开始骂医生。

关键看环境激活的是人性中的善还是恶

我也曾出席过中国医师协会医学道德委员会关于医生道德自律的会议。道德的问题需要有力地倡导，但是仅靠倡导和自律是不够的。中国人的人性不比一百年前更糟糕，也不比一百年后更好，关键是看环境激活的是人性中的善还是恶。

今天中国的道德问题似乎太大了，比如老人跌倒了没人扶。老人跌倒了去扶他（她），他（她）会讹人吗？我相信十个讹人的老人中有八个九个都是善良一生、谨小慎微过来的中国人。但是，在中国，老人们第一怕的就是给孩子添麻烦。当他一摔倒，一发现动不了了，立刻担心给孩子添多大的麻烦，价值观一下子就扭曲了。这时候，任何人伸出一只手，他们都会像救命稻草一样抓住，说不定就会讹人。等我们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健全了，我想这种情况就会很少了。

因此，道德问题往往是改革不到位的问题。几十年前，中国两辆汽车一撞，下来就打，为什么啊？因为打赢打输决定了赔偿。今天，两辆汽车一撞，没有人动手，因为每个人都强制上了第三方责任险。可见，制度可以提升文明。

如果一位医生一上午看五六十个号，水都不敢喝，厕所都去不上，如何做到耐心地倾听每一位患者的声音？如果做一个手术才得一百多块钱，但一个支架利润可能几千块钱，你会作何感想？要是在自己医院做一个手术只有一百多块钱，走穴去另外一个医院，可能拿到一万多块，我们有什么资格要求人性在这样扭曲的制度里必须高尚？坦白地说，目前社会上出现的相当多的医患矛盾，是在替医疗改革行进速度太慢背着黑锅。如果医疗改革不能快速地破局，这个黑锅还要背很久。

不能把压力全部推到医生和院长身上

最后，在缓和医患关系上，整个社会，包括媒体，应该做些什么？

我认为，首先第一点，坚持改革。每次出现伤医事件的时候，我都要发声。我很清晰地知道，我是在替自己说话，是在替每一位潜在的患者说话，而不只是在替医生说话。医疗改革如果不快速破局，医生的黑锅会背很久。

接下来，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说，我希望能够建立新的尊重。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我连续几年提议设立“医生节”。我在提案里有这么一句话：尊重是另一种约束。我们已经有了教师节、护士节，为什么不设立医生节？设立医生节，就是用尊重形成一种约束。

第三点则是，就事论事，不要迎合情绪。相当多的医生对现在的一些媒体报道不满意。媒体也有它的市场压力，我们无法排除某些媒体人从迎合社会情绪的角度去建立自己的报道准则，但这是短期策略。长期来看，他们自己也是受害者。因此，任何一个医患冲突案件都应该就事论事，不能扩充成社会对立情绪。

第四点，法律要跟进。我希望能从法律的角度去拉一根红绳。出了事情就把灵堂搬到医院大堂的行为，必须杜绝。

第五点，我也要提一下，医学是科学而不是神学。现在社会上弥漫着一种情绪：我把病人交给你，你必须给我治好，不能出任何问题。请问，哪个医生能够做到？虽然现在医学已经进步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疾病也在发展啊。我们应该让全社会都知道，目前有相当多的疾病，可能被控制、可能被减轻，但不大可能被治愈。

科学本来就是有成功、有失败、有探索，还有曲折的。但是，现在的医患关系背景下，很多医生都不敢建议患者用冒险的治疗方案。社会需要一种润滑机制、调节机制，不能把风险和压力全部推到医生和医院院长身上，否则没有医生会选择去为患者冒险。

一个良善的社会应该提供良好的润滑机制。我去台湾采访，一进医院，就有志愿者服务站。几乎每家医院都有志愿者，不管你看什么病，他们都会领着你到各个部门，你的焦虑就会减轻。这些志愿者全都是经过培训后上岗的，一个礼拜只需要在医院待两个半天，花的精力也不太多。我们是否也能建立这样的机制？

所以我认为，中国医疗困局的突破，需要整个系统的改变。我们全部的情绪都寄托在每一位医生温和地对待患者上，这其实做不到，我们依然没有进入良性循环。润滑机制和缓冲地带非常重要。我们在座的院长，可以尝试在医院设置志愿者，引入NGO （非政府组织）。他们并不占用你们的资源，只是要有一定的培训，就可以完成长久的润滑和缓冲。

为什么我对医生有这样的情感

最后我要讲一个故事，作为结束。为什么我对医生有这样的情感？

我的家庭曾经历过这样一件事。我大学毕业回老家，即将回北京的前一天晚上，我妈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我的家乡在内蒙古的海拉尔。那个地方很偏远。上世纪70年代，我爸那时30多岁，总咳嗽，有时还带血。有一天，他出差要去天津。我妈就嘱咐他，办完公事一定要去医院看看病。我爸去了天津，最后一天才去医院。结果，他被诊断出有癌症，医生不好当面告诉他，只是对他说：对不起，你不能走，必须住院。

我爸肯定不干：一堆事情，必须要回去。他掏出车票对医生说，这是我今天回海拉尔的车票，非走不可。医生就说，请你稍等，我去找我们的领导来跟你谈。医生去找领导的时候，我爸溜走了。

晚上，我爸在天津火车站等车的时候，火车站的喇叭响起来，居然有人找他：海拉尔来的某某某，请到火车站门口。我爸走到火车站门口，下午那位医生，焦急地站在门口等他。原来那位医生记住了晚上的车次。我爸就这样被救护车拉回了医院。

尽管我爸两年后还是过世了，但是我妈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安安静静地说：“如果遇上这样的医生，加上现代的技术，也许你爸的病就能治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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