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是农民。中国目前有9亿农民，农民赖以生存的资源就是土地，而国家是土地的所有者，在很多地区，地方政府为了一些人的利益，强制征收农民的土地，农民失去土地也就失业了；农民主要的谋生手段是生产粮食，而国家控制了粮食的销售，使得农民生产出来的粮食只能以国家的标准出售，除了农业化肥和人工工资后，农民辛苦一年，拿到手的钱却少了很多；农民文化水平普遍很低，由于不懂法律，不了解社会，他们往往不能在利益收到侵害的时候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社会关系上，农民的社会关系普遍比较简单，农民阶级和社会上层阶级之间的联系有限，在社会金字塔中，农民处于最底层。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不断提升农民社会地位的努力，在近年更将三农问题上升到和谐社会的核心问题的高度，同时将农民的派生问题农民工问题，以及其他涉及社会地位低下的阶层的问题，打包性的归纳为弱势群体问题，但无疑农民的社会地位是其中的焦点所在。
研究表明,农业在保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同时,贡献着巨大的生态环境服务价值,而农民却只能直接获得不到6%的农业经济价值和经济服务价值。
中国农民应该获得社会保障的保护。这是因为，获得社会保障是宪法赋予农民的一项权利；农民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作出过重大的牺牲和贡献；农民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过重大的贡献。然而，我国农民的社会保障状况令人堪忧，必须尽快予以改变。改变的办法是建立具有真正“社会”性质的农民社会保障制度。
为此，在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张亚忠再次聚焦“三农”,他表示,农民作为第一产业的从事者,和其他行业类比,也宜有退休或转业。
农民退休转业补贴的发放必须基于合理明确的标准。张亚忠说,理论与实践都期待着国家农业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与实施,对全面推行农业生态补偿机制进行探索,可以农业生态补偿为切入点,名正言顺地支付农民退休转业补贴。
为研究其可操作性,张亚忠专门做了试点测算:以河南省安阳市为试点,2017统计年鉴显示该市农业人口207万[查了安阳市2017统计年鉴 2017年农业人口数据是空白],农民退休转业的年龄可以初定为65岁(之后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时作出调整),安阳市65岁及以上农民约50万。农民退休转业补贴初定为400元月(之后也可据实调整),每年全市农民退休转业补贴需支出24亿元。该支出建议中央财政承担50%(12亿元),省财政承担25%(6亿元,2017年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3728.5亿元),市财政承担25%(6亿元,2017年安阳市一般公共支出预算安排72.3亿元),具有一定科学性和可行性。
“借鉴国际国内相关退休规则机制,可为我国农民退休转业补贴机制的建立提供新视角和新思路。”为此,张亚忠认为,实行农民退休转业补贴,有助于进一步加强结构调整,改善退休制度,通过农民退休计划提供结构调整援助,既不违反WTO国际规则,又符合我国的社情民意,为有效助力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起到示范引领作用。
张亚忠委员提出对农民实行退休转业补贴的建议，恰恰戳中了三农问题的痛点，更是我国研究三农问题的新课题。这也充分体现了张亚忠委员对农民朋友的感情，他是真正地关心弱势群体、为农民说话的最有良心的委员。大家转发支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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