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解析所谓“四大发明”神话的谎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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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眼君按：质疑所谓中国四大发明，不是全面否定中国历史，不同的文明发展出不同的特点，但又不是彼此孤立，而是随着战争和商业活动相互影响学习的，中华文明在世界历史上一直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这一点毋庸置疑。

本来中国的四大发明是个伪命题，出了中国基本没人听说过，本来没什么好争论的，而且本文作者写的又太长，说是学术论文吧，那肯定不是，说是写给普通人看吧，又太啰嗦，不知道有多少人能认真读完。不过这些不重要，具体细节不想看的可以直接从后面的结语开始看，那些才是作者想表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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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解析所谓“四大发明”神话的谎言（下）

（续）

很显然，古登堡意识到这些并不需要有人来教他，对于这种简单的概念，是人人都能想得到的，只是能不能成功地设计制造出来，并能具有实用价值，才是真正的关键。

有的读者说得好：我小时候还不识字的时候，就知道在泥巴上刻上些小花纹，蘸点水在地上印着玩，这没有什么稀奇，谁都能想到。我认为这说得很有道理，因为能在实践中得到有效而广泛应用的东西才能算是发明。不然最多也就只能算是失败的发明。

实际上，又有谁会相信两千多年前古希腊时代就已经发展出了抽象的科学，逻辑学，拥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阿基米德，欧几里德，这样的智慧的古代西方人会想不到像印章那样把刻在木头上石头上泥板上金属上的文字符号翻过来印在另外的东西上？能够产生出几何学，牛顿力学，相对论，量子力学的智慧头脑难道还需要别人来教他们才会刻泥巴字？之所以完善的印刷术没有在中世纪之前产生出来只是因为那时的印刷材料有限，印刷术普及不开来而已。

如果一定要强词夺理地说古登堡的印刷术是从毕升的泥活字印刷术学来的，那么毕升是怎样将这个技术概念传达给数万里之外的古登堡的呢？是托梦吗？还是心灵感应？

实际上毕升的泥活字印刷术连他那个村（或者是城镇，因为谁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哪里的）的范围都没有传出去，却莫名其妙凭空地一下子就传到了数万里外的其他国家去了。硬要强词夺理无中生有地说别人的东西是从我们这里传过去的，这是很无耻的。

有人也许会说，那我们也可以不承认计算机，网络，原子弹，飞机，汽车这些发明是从西方传到中国来的。你可以这样说，如果你有本事不到别的国家那里去留学而得到这些知识，并且完全不接触别国任何这方面的学术资料，不翻译引进任何资料，那么没有人会否认你是独立发明的。

而且，古登堡的铅活字版机械印刷术并不是只简简单单地包含了“活字”这样一个技术点就够了，还需要其他很多个必不可少的技术条件，组合在一起，才能够真正成功地实现有效的印刷。这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古登堡的铅活字版机械印刷术包括了：用铅、锑、锡三种金属按比例熔合而成的金属模铸活字，铸字铜模（这样就不需要用手刻活字了）；脂肪性的印刷油墨；螺旋式手摇印刷机械；排版系统；等等，正是需要先分别创造出这些技术，再将这若干个技术点有机地结合为一个完整的系统，这才算得上是真正“发明”出了能够有使用价值的印刷术。

使用活字只是其中一个环节，仅仅只有活字还根本不能实际应用。中国学者故意把这一点夸大渲染是因为原始的泥活字印刷术只有在这一点上跟古登堡发明的印刷术有相似处，这是为了便于偷梁换柱把古登堡的印刷术等同于毕升的泥活字。

有人辩解说，活字印刷术在中国没有普及开来，是因为中国字多，要刻很多字，而外国字字母少，所以便利。这种说法看上去好像有道理，仔细一推敲却根本站不住脚。因为文言文非常简练，对字的要求量并不多。相反，用拉丁文印刷书籍却不是只需要用那二十多个铅活字就行了，每一页一样需要成百上千个活字，比中文还多得多，古登堡发明铅活版印刷术后，印刷需求量大增，一本书很多页都同时装版印刷，需要的活字数以万计。而且同一时期，在最早使用金属活字的韩国清州为了印刷曾经制造出上百万的铜活字。字多字少根本不是问题。

有人根据沈括的记载里有这样一句话“若止印二三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而硬要牵强附会地说毕升的泥活字印刷在现实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这句话并没有表示出这种意思，那个“若”是“如果”的意思。只是一种假设，一种猜测。

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古登堡的活字印刷术跟中国的印刷术有什么关系，但是中国学者仍坚持说欧洲的印刷术受到了中国印刷术的影响，并说雕版印刷术是从中国传到西方去的。然而中国发现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唐代的《金刚经》，而差不多同时，在埃及也有发掘出来的印在纸草纸，羊皮纸上的雕版印刷品，时间是公元900年左右。而且，虽然欧洲人用雕版印刷书籍现在看来晚于中国，但是也早就在用雕版在纺织品上印图案。

即便是雕版印刷术，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是从古代中国传到西方去的，今天的种种说法，都只是猜测而已，而这种猜测仅仅只是依据不同发明在不同地区出现的时间早晚作出的，这被称之为文化上的一元论。

在蒙古人西征之前，中国跟欧洲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几乎没有任何文化上的交流。所谓的“丝绸之路”，最远只到达了现在的伊朗。三国时来到吴国朝见的据称是大秦国（罗马）的商人，据考证，只是冒称罗马使节名义的中东商人，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赏赐。所谓流落到新疆的古罗马军团，只是媒体无中生有的炒作。

而说蒙古人西征把中国的雕版印刷术带到了西方去的说法也是根本没有任何道理的，因为当时蒙古人尚未达到高度的文明，甚至连文字都没有，那里需要什么印刷术，而且，蒙古军是急行远赴的骑兵机动作战，根本不会在军中还带着一个印刷厂。

而且蒙古人对欧洲的进攻都是突然袭击的性质，没有与当地人民进行什么文化交流，这一点早就有人指出来了。欧洲人描述蒙古人就是突然来了又突然消失了。后来蒙古军退回伏尔加河下游一带，就再也没有深入欧洲。

那以后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也没有提到过书籍印刷的事情。

位于远东和欧洲之间的阿拉伯世界，一直拒绝使用印刷术，坚持用手抄写书籍，一直到十九世纪末，更不可能成为什么“传播印刷术的桥梁”之类的。

说印刷术是中国人发明的，那是故意误导人民。实际上，国际上普遍公认古登堡才是印刷术的真正发明者，没有谁把中国发明印刷术这种说法当真。

而中国一直到近代，才开始引进并使用古登堡于1455年发明的铅活字版印刷技术，这种技术的复杂和完善的程度跟中国古代传统雕版印刷术根本不是一回事。事实上，真正的印刷术恰恰是从西方传到中国来的。

而且，中国后来所使用的从西方引进的还不仅仅只是铅活字版印刷一种技术，还有平版印刷技术，凹版印刷技术，孔版印刷技术，等等，这些技术与传统的雕版印刷完全不是一回事，技术细节上也复杂多了，至于我们今天所使用的印刷技术，跟近代的印刷技术又更不是一回事了。

1812年，德国的柯尼希发明了蒸气动力印刷机；1847年，美国的霍伊发明了转轮印刷机；1863年美国人布洛克发明了滚筒印刷机。1900年，制成六色轮转印刷机；1904年，美国的鲁贝尔发明胶版印刷机。这些由机械操作的印刷机，使作为大众传播媒体的报纸得以大量印刷，从而真正地拉开了大众传播的序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欧洲的印刷技术并不是仅仅发明了铅活字版印刷术那么简单，后面更多的技术革新和发明更是与那种农业文明时代的原始印刷术毫无干系了，这是“中国发明了印刷术”的鼓吹者无论如何都不会提起的。

凸版印刷技术，是用图文部分高于空白部分的凸版进行印刷的工艺技术，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术，泥活字印刷术就属于这一类型。凸版印刷技术不仅包括铅活字版印刷，还有以铅活字版为母版的泥版翻铸铅版印刷、纸型翻铸铅版印刷和照相铜锌版印刷。照相铜锌版是凸版印刷术的进一步发展，是照相术应用于印刷制版而出现的的发明和应用。

凸版印刷机械，主要包括凸版制版机械和凸版印刷机械两部分。其中，凸版制版机械主要是用于活字制作的铸字机械和用于翻制复制版的压型机，以及照相术用于凸版制版后出现的制版照相设备；凸版印刷机械则主要是各种凸版印刷机。

平版印刷技术。平版印刷机印版表面的图文部分与空白部分几乎处在同一平面上。它利用水、油相斥的原理，使图文部分抗水亲油，空白部分抗油亲水而不沾油墨，在压力作用下使着墨部分的油墨转移到印刷物表面，从而完成印刷过程。

凹版印刷技术。凹版印刷的主要特点是印版上的图文部分凹下，空白部分凸起，与凸版印刷机的版面结构恰好相反。机器在印单色时，先把印版浸在油墨槽中滚动，整个印版表面遂涂满油墨层。然后，将印版表面属于空白部分的油墨层刮掉，凸起部分形成空白，而凹进部分则填满油墨，凹进越深的地方油墨层也越厚。机器通过压力作用把凹进部分的油墨转移到印刷物上，从而获得印刷品。

丝网印刷技术。丝网印刷机属于孔版印刷机中较有代表性的印刷设备，它的印版是一张由真丝等材料编织而成的纵横交错、经纬分明的丝网。已经生产的有平面、曲面、成形、印染、印刷电路和新型轮转等多种丝网印刷机。其中，新型轮转丝网印刷机的速度和生产率比较高。它的特点是将丝网安装在滚筒上，油墨浇在滚筒内。机器工作时滚筒旋转，橡皮刮墨刀把图案快速印到印刷物上。

不仅欧洲，而且整个世界包括中国在内，都是在古登堡发明了铅活字版机械印刷术并逐渐传播到世界各地以后才开始了信息传播的革命性改变。中国也是在近代引进了铅活字版机械印刷术才抛弃了那种原始落后的手工雕版印刷术并产生了印刷业的根本改变的。这是一个历史常识。中国的那些“历史学家”敢否认这一点吗？不是印刷术从中国传到了西方去，而恰恰相反，我们现在真正使用的印刷技术倒是从西方传过来的。

第三部分。指南针

指南针，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因为指南针（磁罗盘）也分两种，水罗盘和旱罗盘，中国古代发明并使用的是水罗盘（现在也还有这种漂浮式罗盘），而欧洲人发明的是旱罗盘，而我国是到了明朝嘉靖年间时才从西方引进旱罗盘的。

水罗盘是通过将磁化的铁片或铁针飘浮在容器的水面上来指示方向，这种水罗盘使用很不方便，因为本来容器里的水就晃晃悠悠，到了颠簸的海上，就晃动得更厉害，根本无法准确指示方向，最多只能看个大概，或者在陆地上用来看风水时使用，并没有什么实用价值。南宋《萍洲可谈》里的记载也说明了人们是在阴雨天无法看天象辨识方向的情况下才迫不得已使用水罗盘，恰恰说明了那时的技术不过关。中国长期使用水罗盘却没有得到改进。

欧洲人的磁罗盘却是12世纪时在意大利的阿马尔菲城自己发明的。它通常包括在多个枢轴上水平安装或悬挂的磁针，可在枢轴上自由活动直到与地球磁场在一条线上，在技术上要复杂先进得多，使用方便得多，是真正具有实用价值的磁罗盘。这个有出土的实物为证。而且在这之前，西方人已经在使用水罗盘了。

即使是水罗盘，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是从古代中国传到西方去的，今天的种种说法，都只是猜测而已，而这种猜测仅仅只是依据不同发明在不同地区出现的时间早晚作出的，这被称之为文化上的一元论。

中国的学者为了证明水罗盘是从中国传到西方去的，解释说，西方人在学会制造使用罗盘之前从来没有认识到和记录过磁现象，突然就知道了制造罗盘，很显然应该是从其他地方学来的。而中国对磁现象一直都有记录，有一个摸索的过程。而这完全是谎言。

实际上，早在公元前七世纪，古希腊人就已经发现并记载了磁石吸铁的现象，是世界上最早发现磁现象的，比中国早得多。泰勒斯和苏格拉底都曾提到磁石吸铁和磁化现象，公元前一世纪，罗马的卢克莱修也记载了磁铁石的排斥作用并做了铁屑实验，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肯定能够认识到磁石指南的现象。

而李约瑟在找不出水罗盘从海路传到阿拉伯和西方的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因为阿拉伯在航海中使用水罗盘比中国早），于是强词夺理地说水罗盘是从陆路经由中亚传到西方的。这完全是荒唐的，实际上在陆路上根本就没有使用罗盘的需要，即使是穿越沙漠，也只需要看看太阳星星的方向就可以了。而我们在生活中也基本上看不到有人在陆地上使用罗盘。

而被认为是最早的指南针雏形的司南，也可疑得很。因为根本就没有任何详细的记载，也没有任何实物被发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只不过是一个根据野史杂书中一些只言片语的描述推断想象然后复制出来的模型而已，根据的就是东汉王允《论衡》中记叙的几句话：“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考古学家甚至都无法知道它的准确形状，也不知道它的确切用途，甚至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磁石指南的原理。（只有下面那个底盘有出土的古物，但是光有这个底盘根本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因为中国“考古学者”是先入为主地把它想象解释成是司南的底盘然后再凭空制造一个磁勺放在上面，以此虚设前提循环论证的手段来证明这个东西确实存在）

仅仅只是从这个推想出来的“司南”模型来看，也很难让人相信，人们到野外去活动时，会带着这么不方便的东西用来指示方向，为什么不设计成一种便于携带和使用的形状构造呢？

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孙机通过严谨的考证，对比了大量使用“杓”字的文献后，指出《论衡》中“司南之杓”这个“杓”字应该同“酌”字，与司南的形状无关，而且司南在古代早期使用中，有很大的累计误差，不具备实用价值，仅仅是个玩具或象征工具。古文献中对它使用功能的记载，只是一种愿望和设想。（2005年4月15日，全国中青年技术史研讨会）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所有用天然磁性材料制作的勺形的指南针，没有一个能正常运转。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访问苏联，要将勺形司南的模型作为礼物赠送。但由于模型的勺形底部的摩擦力太大，不能正常运转，最后用了现代电磁技术，才使这个勺形装置具有了定向功能。”（摘自《科学时报》）

所以这种司南假使存在，也只不过是对磁现象的最原始认识和发现而已，一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感性认识，并且不需要加以任何技术构建，唯一所做的只不过是对磁石的外形进行艺术加工而已，也没有任何使用价值。

如果从定义发明的创造性本质上来说，要称得上是一项“发明”而且是“伟大发明”，显然是要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技术创造的，是要具有一定的智力含量的，并且能够具有一定使用功能，而不是像一个小孩子在闲逛玩耍的途中偶然发现了一个新奇无用的玩物，然后就原样收藏的那样，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所谓“发明”。我们中国人常常吹嘘的很多“发明”都是属于这样一种性质的东西。

这种磁现象在世界各个国家民族都曾有所发现，只不过发现时间早晚而已。比如前面提到的希腊罗马。

而战国时《韩非子·有度篇》中的记载“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这个“司南”没有任何根据能说是靠磁原理作用的方向指示器，只是传说，或者是指南车一类的机械，甚至根本就跟指示方向无关，最大的可能是日影仪。

而古书中传说的指南车跟指南针不是一回事，它运用的不是磁原理。而且这个指南车根本就只是传说。历史博物馆陈列的那个所谓“复原”出来的模型实际上是根据现代技术炮制出来的伪文物。这个道理就好比先用现代科技造出一台汽车，然后给它套上古代马车的外壳，然后就可以声称：看，我们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发明了汽车。这叫做无中生有，也是中国考古学界惯用的手段之一。

至于后来出现的水罗盘，也没有可靠证据表明其最早是在南宋之前就已经在航海活动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而在同一时期，中东和欧洲的航海活动也已经开始使用磁罗盘了。

我认为，真正的磁罗盘技术恰恰可能是从中东和西方传到中国来的，不然何以解释为什么“没有指南针”的阿拉伯人和欧洲人反而比拥有指南针的中国人航海活动范围要广大得多呢？ 实际上，西方人认为是阿拉伯人首先在航海中使用磁罗盘的，至少在十一世纪之前以得到应用。而这个时间比中国在航海中使用水罗盘早（南宋）。

中国考古学者发掘出来一个“张仙人”陶俑，陶俑上雕塑有一个模糊不清的圆疙瘩，然后他们就牵强附会地硬把那个圆疙瘩说成是旱罗盘，说中国早在南宋就有旱罗盘了。可是这不仅根本不成其为证据，而且逻辑上也说不通，因为如果在宋代就有旱罗盘了，那显然应该得到广泛的应用才对，因为旱罗盘比水罗盘方便得多。可是为什么一直没有得到应用，而要到了明代引进西方的旱罗盘之后才开始应用。而且为什么一个实物都没有发现。

这其实跟活字印刷术的问题性质一样，是中国考古学界惯用的一种指鹿为马的手段。

另外，一直以来我们所吹嘘的所谓“是指南针的应用导致了对美洲的发现”，也只不过是对航海学和历史的一知半解而已，一种对复杂事物的简单化理解。热衷于自我吹嘘的中国人可能不知道，早在公元前七世纪，郑和下西洋之前两千年，埃及人和腓尼基人就已经成功地实现了环航非洲，跟这一成就以及后来哥伦布横渡大洋发现美洲和麦哲伦的环球航行比起来，所谓的郑和下西洋只不过是小孩子的游戏。而在磁罗盘没有发明之前的那漫长的数千年里，古希腊人，古罗马人，古埃及人，腓尼基人，北欧人，阿拉伯人，也一直在地中海，红海，阿拉伯海，北海，波罗地海来去自如。

虽然磁罗盘在航海中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航海所需要用到的仪器装置远比这多得多，用来确定方位的仪器和方法也远不止这一种，磁罗盘只是进行航海所用到的众多手段中的一种而已。用来确定经纬度的星盘，牵星板，十字测天仪，象限仪，六分仪，天文钟，不仅可以确定方向，还可以确定自己在地球上的位置，更加重要。而只能看个大概方向的磁罗盘只是辅助手段。

而且，要实现远洋航行，最重要的是必须经过专门的航海技术知识培养。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创办了专门的航海学校，哥伦布就在该校受过专门训练。并不是象人们想象的靠了几个“法宝”就可以闭着眼睛躺在甲板上晒晒太阳就发现了新大陆。

航海家们可以依靠太阳星辰的方位，风向，洋流方向，鸟类鱼类迁徙的方向，水上漂流物，海草，海水颜色，冰原反光，云层来判断寻找方向。方法很多。

之所以在哥伦布之前漫长的岁月里人们没有去进行横渡大西洋的航行，除了航海术上的不成熟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地球是圆形的这一情况还认识不够深入，虽然古希腊人早就认识到了大地是球体，但是对这个球体的情况没有更多详细的了解，当时的人曾经认为，在地中海外往大西洋的方向有一个无底洞，在一幅古希腊地图上还在地中海通往大西洋的出口处标有“到此止步”的字样。受传统观念影响限制了人的行动，而且那时候也没有去进行横渡大洋航行的动力。

一直到了十五十六世纪，这时磁罗盘技术在欧洲出现已经过去几百年了，欧洲受到伊斯兰教势力的威胁，为了冲破奥斯曼土耳其的封锁，寻找通往东方印度的新航路，加上那时候人们知道地球是一个圆形，认为从相反的方向绕一圈也能到达目的地，哥伦布麦哲伦等人才开始了冒险进行横渡大洋乃至环球航行的航海活动。不管有没有指南针，只要有了现实的动力，人们都是能够也必然会去进行这样的航行的。认为没有指南针就不会有地理大发现的说法是荒唐可笑的。

例如，南美洲的大部分土著居民就是跨越太平洋逐岛航渡到南美的，北欧人在十一世纪时也早就发现了北美洲。据Discover节目的介绍，通过在美洲发掘的文物和大西洋两岸古代农作物的同源性，甚至有可能早在古罗马时代罗马人就已经远航到美洲了。

有人认为，近岸航行跟横渡大洋不能相提并论，所以公元前七世纪的腓尼基人环航非洲算不得什么。这种想法是荒谬的，近岸航行并不是象想象的那样沿着看得到陆地的浅滩航行，那样的话，早就触礁了。所谓近岸航行很多时候一样是在远离陆地的远海航行。更何况非洲大陆沿岸到了十八十九世纪都还是蛮荒一片，更不用说公元前七世纪，要环航非洲根本就连个靠岸补给的港口都没有，要这样航行数万公里的艰难程度根本不是两千年后的郑和下西洋能够相比的。更何况，郑和下西洋也是近岸航行。

如果说环航非洲是近岸航行，那么古埃及人希腊人罗马人腓尼基人阿拉伯人北欧人横渡地中海阿拉伯海北海却不是近岸航行，公元前两千年前米诺斯文明时期的希腊航海业就已经很发达了，腓尼基人，米诺斯人一直就靠航海为业。迷航的问题并不能阻碍人们的远洋航行。

欧洲人不仅在技术上不断革新，而且在理论上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1269年，柏尔格利纳斯（P.Peregrinus）写出了《磁论》一书，对磁极、磁针、磁力和地磁的科学原理进行了仔细的实验研究。这以后，欧洲人又对罗盘进行了很多技术革新，如加上了防磁干扰的弗林德斯顿铁等装置。

而罗盘的种类也早就从磁罗盘一种发展到了跟磁原理毫无关系的陀螺罗盘，无线电罗盘等等多种。这跟我们中国人没有任何关系。硬要把别人的东西说成是自己的是很可耻的。

而被吹嘘成是所谓的“大科学家”的沈括，只不过是以一种猎奇的心态在自己的笔记里记录了一些奇闻佚事的一个士大夫官僚，说他是“科学家”，这跟把某个小报的记者说成是“科学家”一样滑稽可笑。

这个“大科学家”在他的“科学著作”里琢磨了一些如磁针是漂在水上，还是顶在指甲上，顶在碗沿上，抑或是栓在绳子上，那个更稳妥一些，这样一些问题，最后他得出结论，还是栓在绳子上更为牢靠，这就是他所谓的“科学发现”，这类弱智的自娱自乐。

而且，《梦溪笔谈》只不过是一本收罗了艺文，政事，书画，音律，器物，神异，历法，等等诸方面的怪力乱神奇闻轶事的大杂烩，是他官场失意退隐闲居后的自娱之作，跟《聊斋志异》并无什么两样，也不能算是什么“科学著作”。

跟这之前数千年里古希腊，古埃及，古巴比伦科学家所留给人类的相比，如记录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前的莫斯科手卷（Moscow papyrus）和林德手卷（Rhind papyrus）上的古埃及复杂的数学知识，汉谟拉比王朝时的古巴比伦天文学数学知识，以毕达哥拉斯学派和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阿基米德等人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及已上升到抽象思维阶段的科学（而非实用技术），亚波隆尼亚斯的《圆锥曲线》，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和《光学》，托勒密的《数学汇编》等等等等（仅从浩如繁星的众多科学家和科学成就里举出几个典型代表），跟这些相比，如果还要把《梦溪笔谈》之类的吹嘘附会成是所谓的“科学成就”，那我认为，这是猴子的“科学”和人的科学之间的差别。

不管从那方面来看，发明权上，技术成熟程度上，科学理论的建立上，实践应用上，对航海的推动作用上，都没有理由硬要说别人的发明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的是我们的，人家的是人家的。

第四部分。纸

纸，国际上不承认那是中国最早发明的，因为早在五千年前，在中国的纸出现之前三千年前，古埃及人就已经发明了最古老的纸，称之为纸莎草纸（Papyrus），也称纸草纸，英文中纸（paper）这个单词就是来源于拉丁文Papyrus（纸莎草纸），可见这种纸在西方古代应用的广泛和悠久。使用长达三千年之久。公元10世纪后才逐渐停止使用。

websters大辞典上讲述纸的历史就是从纸草纸开始叙述的：【History

A form of paper called papyrus, made from reedss, was made as early as 3000 BC in ancient Egypt, and then in ancient Greece and ancient Rome.】──可见，国际上认为纸草纸是最早的纸。

纸草纸不仅是古埃及重要的书写材料，而且也大量出口到其他国家，成为古埃及人，古希腊人，古罗马人，亚述人，腓尼基人，阿拉伯人所广泛使用的书写材料，迄今为止所发现的用古埃及文、古希腊文、古罗马文和阿拉伯文等书写的纸草纸文献，数以十万张计之多，纸草纸文献上记载了大量的古代法律、宗教铭文、天文地理、文学，数学知识等珍贵历史资料，其中历史最早的是从古法老墓葬出土的距今五千多年前的无字纸，载有文字的纸草纸文献距今也有四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了，比我们中国人使用甲骨文还早了近两千年。

这种用纸草纸写成的书籍，虽历经数千年，仍然清晰如新，纸质决不比我们中国的纸差，而且纸草纸也不像有人说的那样，容易断裂，现在埃及都还有根据古代技术进行制造的纸草纸，造出的纸任意折叠完全没有问题。世界上很多博物馆都收藏有这种纸草纸古籍，象前文提到的林德手卷（Rhind papyrus，又称为莱因德纸草书，是公元前1650年左右的埃及数学著作），就收藏在大英博物馆。

有人否定说，古埃及人发明的纸不能算真正的纸，因为不是植物纤维的纸，甚至说纸草纸是跟甲骨，竹简同样的东西。这是无知的强词夺理。纸草纸就是用植物纤维做的纸，跟甲骨，竹简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东西。

来看看纸草纸的制造工艺：

“青年取出一根纸草，割下三四十厘米长一段，用小刀将外面绿色的硬皮削去，露出浅色的内茎，又将它切成一片片薄片。但那时的薄片很脆，用手一折就断，而一个小水槽中浸泡着的薄片颜色已变为浅黄，拿在手里可以任意弯曲。他告诉我们，由于新鲜的纸草茎中含有糖分，必须浸泡6天，才能消除糖分，成为造纸原料。接着他表演第二道工序，从水槽中捞出浸透了的薄片，先用木棰敲平整，再用一根像擀面杖一样的圆棍挤尽水分，然后将这些薄片纵横交错的叠成一片。最后一道工序是将它放在一台铁板压中压紧，放置满6天后就成为纸草纸成品。他将叠在一起的薄片放入压机后，将铁板转紧，两分钟后取出薄片，但见相互间已经粘在一起。可以想象，6天后还是什么情形。果然，接过他取来的一片成品，用两手抖动就哗哗作响，可以随意折叠，透过光照，可以看到纵横的纤维，厚薄虽不太均匀，薄处成半透明，但已浑然一体。不过，古埃及人制作时还没有这些机械，特别是最后一道工序，当时是将薄片平摊在两层亚麻布中间，然后用石头或其他重物压紧，需要的时间更久。” （摘自葛剑雄《纸草纸的兴衰》一文）

从这个制造工序可以看出，纸草纸是将纸莎草纤维分离出来，切断，浸泡，去除糖分等杂质，然后用木锤敲打，木棍挤压，去除水分，再交织在一起，经过压榨，最后制造成型。这就是基本的造纸工序。纸草纸就是真正的纸。

这是websters大辞典上对“纸”的权威解释：【Paper is a thin, flat material produced by the compression of fibres. The fibres used are usually natural and based upon cellulose. The most common material is wood pulp from softwood trees such as pines, but other materials including cotton (flax) and hemp may be used.】──可见，纸草纸就是符合这几个特征的，就是真正的纸。

中国学者为了否认纸草纸，强调纸草纸还没有经过造纸浆的工序，所以不能算是真正的纸。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因为造纸浆的工序是到了东汉蔡伦时才有的，在这之前中国的纸也是没有造纸浆的工序的，比如，中国官方宣称发现的中国最早的纸──灞桥纸，就是没有经过造纸浆步骤制造出来的，它是一种麻纤维的纸，纤维很长，很粗糙，纸面上纤维清晰可见，连纸草纸的精细程度都不如，故此有专家甚至认为它不是人工制造的，可能是自然形成的，但是一样被看作是纸，由此可看出，造纸浆并不是定义是否是纸的关键技术点。是否成其为纸的关键技术点，或技术概念，在于是否将植物纤维进行分离，切断，浸泡，再平整，压榨成型的制造过程。而造纸浆只是一个更深程度的深加工而已。不是决定本质的关键点，只是一种改进。

“纸草纸是古埃及人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是历史上最早、最便利的书写材料。正是纸草纸的发明和推广，才使人类可以不再用泥、石、木、陶、金属等材料记录文字或图画，也使古代大量信息得到传播和保存。”（摘自葛剑雄《纸草纸的兴衰》一文）──可以看出，纸草纸是跟泥版，贝叶，甲骨，竹简，等天然书写材料性质完全不同的东西，就是最早的，真正的纸，并对文化发展和传播起到了重大作用，如公元前三世纪，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希腊文藏书就已经达到了七十万卷，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宝贵的文化遗产。

“但纸草纸也有其自身的缺陷：它的原料单一，只能使用尼罗河流域的新鲜纸草，使它的产地只能局限于埃及，限制了它的推广。它的制作也比较复杂，成本较高。”（摘自葛剑雄《纸草纸的兴衰》一文）──这才是纸草纸后来衰落的原因，仅仅只是因为原料的缺乏问题，而不是因为它作用不大。

纸草纸在世界上很多博物馆都有文物收藏，有古埃及从五千年前就保存下来的纸草纸及后来大量的纸草纸文献，以及中世纪用纸草纸装订的书籍，在埃及也有制造出品，在中国也曾经展出过，要判断纸草纸到底是不是真正的纸，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去把实物找来看看，就知道埃及人发明的确实是纸，而不是像某些人描述的那样“只是草片”。

中国人常常吹嘘：是中国的较为便宜的造纸术传入西方后才导致文艺复兴，科学萌芽，这完全是无知可笑的说法，难道西方人的哲学，科学，文学，等思想，不是从大脑里面产生出来，而是有了较为便宜的纸以后，突然从纸上变魔术一样变出来的？这完全是本末倒置，中国式的纸只不过是提供了一种便利条件，有没有这种便利条件，都不影响西方文明的发展，最多不过增加了一点不方便而已，而且人家完全有其他的替代物，如上面提到的纸草纸，而且，在使用纸草纸的古希腊时代，希腊科学就已经很发达了，就已经涌现出了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理士多德，阿基米德，欧几里德等很多大科学家大哲学家，出现了《几何原本》《光学》《圆锥曲线》《数学汇编》《荷马史诗》等伟大的科学和文学著作。而且公元前三世纪，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希腊文藏书就已经达到了七十万卷。

而且，西方使用的现代造纸术也没有可靠的证据能够证明是从中国传入的，只能证明阿拉伯的造纸术是公元751年怛罗斯之战后从中国俘虏那里学会的，虽然欧洲一直都从阿拉伯人那里进口中国式的纸，但是出于商业上的垄断需要，阿拉伯人显然不可能将造纸的方法透露给西方人，实际上西方人也是到了十二世纪才开始自己独立造纸，在这之前，显然有一个长达几百年的摸索研究的过程，我认为，很可能是西方人同时参考纸草纸和中国纸的制造方法自己研究出了造纸的方法。

欧洲的造纸术跟中国的造纸术有很多的不同，中国传统造纸术早期使用树皮，破布，麻头等等，后来长期使用竹纸，欧洲的竹子少，十九世纪开始广泛使用木材造纸，他们用的抄纸工具也不是竹帘，而是用木头和铜丝等作成的“抄网”，这与中国人单人掌帘或者双人抬帘是不同的，他们在纸浆中不加纤维悬浮剂，所以欧洲的纸张比较厚实和光滑，主要为了适应鹅毛笔和染料墨水书写的结果。德国和法国又于十八世纪试用各种植物纤维进行纸浆造纸的实验，英国采用机器代替手工抄纸，以木材为原料的机制纸也得到了迅速发展，造纸工艺早就不是传统的那种石灰沤竹的土造纸法了，产生了巨大的变革，中国今天使用的倒是西方的机造木材纸工艺。中国现在所用的新闻铜版纸仍然要靠从国外进口。

以前，蔡伦一直被视为造纸术的发明者，后来发现了更早的纸以后，于是就改称其为造纸术的改进者，但是仍然被看作是该发明最重要的关键人物，因为其开创了使用树皮，破布，麻头，鱼网来造纸，使得原料的来源广泛，纸的成本下降，得以更广泛地普及。既然这种原材料的改变被看作是一个重要的技术创新，那么同样的，西方人开创了用木材造纸也是一个重大的技术创新。总之，现代造纸术是很多国家共同发展出来的技术，不是单个国家的功劳。

现在德国等地的很多小镇上仍然有纪念发明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各种节日，中世纪时，这些地方曾经大量地将树木浸泡在河水中，用来造纸。

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也有可能是埃及人发明的纸草纸通过阿拉伯人波斯人，辗转传播到中国来以后，经过中国人的改进然后产生了后来更高级的纸，这在逻辑上是完全说得通的，在时间上和空间上也是完全有条件的。实际上，现在中国地区发现的最早的纸之一就出现在新疆。

所谓中国人发明了纸促进了文化传播的说法，这个问题也有一个正反两面的问题，因为文化传播有一个横向传播和纵向传播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同一时间在不同地域之间横向传播，以及在不同时间的纵向传播。中国的纸虽然在文化的横向传播方面具有优势，但是在文化的纵向传播方面却具有致命的缺陷。

因为纸草纸，羊皮纸经久耐用，易于保存，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的纸草纸文献能够存留数千年，成为我们现在研究和了解古埃及希腊罗马历史和科学哲学的珍贵资料来源；古希伯来人用造价高但便于保存的羊皮纸记录旧约经书而留存下来的“死海古卷”也成为现在珍贵的历史资料。而中国虽然在汉代时就开始出现纸了，可是因为纸的难以保存，现在找不到那时候保留下来的原始纸质文献，只有零零散散的竹简，很多古籍因为没有原始文献对证，其中有很多疑点漏洞，难以证明其不是伪托的。相反地，商代使用甲骨，反倒为我们留存下来了大量历史资料，使得我们对商代的了解比孔子那个时候的人还要知道的多。汉简的再发现也说明了这个问题。以至于有人认为，中国正是因为过早地使用了这种便宜而又易毁的纸，才使得很多的古代典籍失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纸在中国的使用对文化既有横向传播的正面的作用，又有纵向传播的负面影响。

更何况，一直到近代，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仍然是文盲，并没有起到什么“对文化传播的重要作用”，而且中国人仍然在普遍使用手抄和雕版印刷的原始落后手段来传播文字。

实际上，另一个很容易被人忽略的，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人既然已经开始使用纸这种方便的书写材料了，却从来没有想到去发明一种方便的书写工具，仍然使用毛笔这种笨拙的书写工具达千年之久，这是很荒唐的。而西方人早就知道使用羽毛笔等方便快捷的书写工具，后来又不断创新发明了铅笔，自来水笔，以及最早的金属蘸水笔（在公元前的罗马共和国就已经出现了。发掘于庞贝古城废墟，现收藏于尼泊尔的国家博物馆），钢笔，圆珠笔，并传入中国，对推动中国的文化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鲁迅也曾经对自来水笔的作用进行过精辟的阐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来水笔的发明和传入中国远比纸的使用贡献要大。

从websters大辞典上这段叙述：【Paper remained a luxury item through the centuries, until the advent of steam-driven paper making machines in the 19th century, which could make paper with wood fibres from wood pulp. Together with the invention of the practical fountain pen and the mass produced pencil of the same period, an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advent of the steam driven rotary printing press, wood based paper caused a major transformation of the 19th century economy and society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Before this era a book or a newspaper was a rare luxury object and illiteracy was the norm for the majority of humanity. With the gradual introduction of cheap paper schoolbooks, fiction, non-fiction and newspapers became slowly available to nearly all the members of an industrial society. Cheap wood based paper also meant that keeping personal diaries or writing letters ceased to be reserved to a privileged few in those same societies. The office worker or the white-collar worker was slowly born of this transformation, which can be considered as a part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all of its phases.】──我们可以看出，真正的信息传播革命正是因为有了钢笔，铅笔，机造木材纸，蒸气驱动的造纸机和印刷机，等等的发明使用才得以实现的。才使得书籍，报纸普及，才改变了文盲占人口大多数的局面的。在西方，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是这样的情况。而这完全是西方文明起到的作用。

结语

为什么要宣传这个“四大发明”呢，为什么是“四大”呢？充斥于我们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西方发明，各种机械，器物，材料，技术，从古到今的都有，数不胜数，可以说是数以百万计，数以千万计，光是塑料的种类都有成百上千种，以及飞机，汽车，火车，电视，电灯，电话，电脑，互联网，等等。而要说影响力，重要性，好像绝大部分发明都是必不可少的。对此我们反倒熟视无睹。我想就是这么回事了：西方的发明那岂止是“四大”，四十大，四百大，四千大，四万大，都不止，所以至大无痕，反而不引人注意了，不值得提起了。而中国什么贡献都没有，所以拼命挖掘出几个虚无缥缈的“四大发明”反倒成了值得大吹特吹的东西。

实际上，我们应该这样说，我们自己独立发明了原始的黑火药，雕版印刷术，造纸术，指南针，但是我们发明了别人也发明了，而且我们发明的跟别人发明的不是一回事，而且现在使用的却是别人发明的东西，用的是黄火药系统而不是黑火药，用的是现代印刷术而不是手工的雕版印刷，用的是旱罗盘，无线电罗盘，陀螺罗盘，卫星定位仪而不是原始的水罗盘，用的是机造木材纸而不是石灰沤竹的土造纸法。我们不应该硬要把别人的东西说成是自己的，这很无耻。

关于中国人心态

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在意我们以前是不是第一，不惜撒谎吹牛都要去维护这个第一，却不关心我们现在是不是第一，这是不是一种病态的心理呢？就像一个人，如果生活事业顺利，就很少去回忆过去的事情，也没有时间去回忆。只有失败者，对前途绝望者，对生活失去信心者，才老怀念过去，靠这个来安慰自己。或者是像人老了就喜欢怀念过去，年轻的就喜欢幻想未来。现在中国的复古风气很盛，这是一种很不好的风气。

有一件事情或许可以解释这个问题：“有一位留学生朋友曾经和一个美国旅游团搭同一架飞机，快到北京国际机场时一个美国导游对他们的美国同胞说‘各位，下一站就是中国的北京，这个国家以前被侵略过，人们有一种屈辱感，这个国家的人民有个特点，非常在意别人夸他们天下第一，等一下大家去玩的时候，不妨对他们国家的人民翘起大拇指，并说他们的国家天下第一，他们听了会很高兴，无论看到什么东西都夸下，说这是个奇迹，他们更会欣喜若狂，并更加热情好客’”

中国“学者”“专家”编造种种古代“科学神话”所惯用的手段有以下这些，以后大家看见类似的装神弄鬼就便于识别了。

无中生有，根据一些古代传说甚至干脆就是神话故事，封建迷信的谣言，还有类似于《易经》之类的巫术迷信的算命书，野史杂书中只言片语的碎片，甚至是像《史记》《本草纲目》这样严肃著作中也大量存在的封建迷信糟粕和虚假成分，再加上文言文的语义晦涩，多歧义，通过曲解，穿凿附会，断章取义，甚至干脆就是故意撒谎，来编造所谓的“古代科学发明”。

指鹿为马，根据一些农业文明时代的原始手工艺技术与现代的某种科学技术在某方面的一点点相似之处，然后就无限夸大这种原始技术的作用和功能，故意掩盖两者在更多方面的巨大差别，来编造谎言。

偷梁换柱，干脆就把两种不同性质不同功能的东西偷换概念，将另外一种真正起作用的东西隐而不提，而虚假地宣传本来无关的东西的作用。

所谓“四大发明”的神话，以及“对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云云，其实就是用这样种种手段炮制出来的一种虚假的宣传，一种在病态的无限膨胀的虚荣心的驱使下被蓄意制造出来的谎言，一种彻头彻尾的欺骗性宣传，一种弱智的文字游戏。这是对整个人类智慧的侮辱。

我认为我们宁可不要虚幻的所谓“祖先的辉煌成就”，不要自欺欺人的“民族自豪感”，也不应该做阿Q，不应该再被官方和所谓的“权威人士”合谋的骗局继续愚弄。不要再让“用肉眼可以从月球上看见长城”之类的闹剧重演了。

我不指望凭着几次讨论就能够结束这种虚假的宣传，但是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这些谎言。

参考文献

[1]培根，《新工具》

[2]李约瑟，《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中国科学技术史》）

[3]江晓原，“‘李约瑟难题’是伪问题──《南方周末》专访”，《南方周末》，2001年5月24日

[4]《websters大辞典》

[5]张廷玉，《明史》

[6]《中国军事史》，第一卷 兵器，解放军出版社

[7]葛洪,《抱朴子》

[8]孙思邈（伪托）,《孙真人丹经》

[9]曾公亮，《武经总要》

[10]茅元仪，《武备志》

[11]脱脱，《宋史.兵志》

[12]沈括，《梦溪笔谈》

[13]朱彧，《萍洲可谈》

[14]王允，《论衡》

[15]葛剑雄,《纸草纸的兴衰》

[16]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17]罗伯特·坦普尔,《中国──发现和发明的国度》

[18]Philip K. Hitti，《阿拉伯通史》

[19]军事科学院外军部，《外国武器发展简介》，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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