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聚焦| 刘珍英：掠夺式积累——新帝国主义的本质

马克思给资本主义下达“死刑判决书”已经过去150多年了，但资本主义依然没有“死亡”，某些方面还显得生机勃勃，似乎打破了资本内在否定性的魔咒。但是，美国学者大卫·哈维的研究却证实，资本主义之所以没有灭亡，依靠的是掠夺式积累，它构成1970年以来新帝国主义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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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积累并非过去式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够取代封建的生产方式，必须确立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劳资关系。所谓原始积累，就是一个涉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及基本条件的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种“原始的”积累“形成资本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前史”。原始积累过程充满血腥、暴力、偷盗、掠夺以及权力的滥用，驱逐农民、剥夺农民土地、掠夺教会地产、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地，通过剥夺和恐怖手段把封建财产转化为现代私有财产，都是原始积累的方法。

哈维肯定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威力，但对原始积累是资本主义史前史的观点提出异议：马克思描述的暴力过程对成熟资本主义社会运行机制来讲不再是必要的了吗？罗莎·卢森堡早就发现，资本积累有两套体系，一是在生产场所和流通领域以扩大再生产的形式进行；二是在国际舞台上，通过殖民政策、国际供求制度、势力范围政策和战争等方法进行。二者间存在“有机的链接”，如果没有持续的、主要通过帝国主义暴力手段的原始积累，资本主义应该早就不存在了。经验事实可以证明卢森堡观点的正确性。在当代世界，马克思所描述的原始积累过程依然到处可见。对农民的剥夺、对自然资源的大肆榨取发生在非洲，也发生在拉丁美洲和东南亚；金融战、货币战成为全球价值掠夺的手段，这些不带硝烟的战争较之传统意义的战争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新自由主义私有化商品化的旗帜下，自来水、卫生保健、教育等原本属于公共产品的领域变成了资本家谋取剩余价值的场所，这无非是新一波的“圈地运动”；国家权力与资本结盟，在资本主义中心地带制造两极分化与社会失衡，在边缘地带制造血汗工厂与环境污染。资本主义的历史始终由血与火的文字写成，哈维得出结论：与原始积累相似的某些东西，仍然活生生地处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动态变化中并将持续存在，而且“可能正是资本主义存在的基础性的因素”。

鉴于“原始”在时间上的特指与限定，哈维用“掠夺式积累”指称这种伴随资本主义历史始终的、持续性的、通过剥夺手段而进行的积累。这对于我们理解资本积累的内在机制，探寻其渡过无数次危机的真正原因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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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再生产危机与掠夺式积累

贯穿资本主义整个历史的掠夺式积累表现形式不一，每当扩大再生产出现危机无法启动资本持续积累时，它就会浮出水面。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有表现，一般利润率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会逐渐下降。由于生产的目的是资本的保值及增殖，资本要无限制地扩大生产，但是扩大生产的手段与资本增殖的目的相冲突。对抗因素之间的冲突周期性地通过经济危机表现出来，资本积累总是伴随危机进行。如同泛滥的洪水必须找到泄洪口，扩大再生产的危机需要找到适当的转嫁路径，否则资本积累将终结。

哈维以“时空修复”分析了资本积累依赖掠夺式积累的机制。某一地理范围内的积累危机意味着形成了劳动力过剩和资本过剩，解决方案之一是通过投资长期资本项目进行时间再配置，解决方案之二是通过开辟新市场或新生产领地进行空间再配置。问题在于，如果长期投资不能产生回报，就要承担资产贬值的后果或承担无力偿还的债务，而新地域最终也会出现资本过剩，也需要运用“时空修复”来解决过度积累问题。这造成不可避免的局面是，国际竞争日趋严峻，贸易战、货币战，乃至军事冲突都有可能发生。

掠夺式积累呈现四个主要特征：第一，商品化与私有化。其目的是为资本积累开辟新疆域。第二，金融化。1980年以来的金融化浪潮使得掠夺式积累变本加厉，具有金融操控特征的投机与泡沫随处可见，使财富流动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第三，危机的管理与操控。1980年以前，国家层面的债务危机并不多见，但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却变成了“流行病”，甚至连发展中国家都未能幸免，因为故意制造的“债务陷阱”是掠夺式积累的首要方式，使财富从穷国转移到富国。第四，国家再分配。在镶嵌型自由主义时期，国家干预政策是让资金从上层阶级流向下层阶级，新自由主义颠倒了这一资金流向，使国家的再分配政策成为掠夺式积累的帮凶，造成了严重的两极分化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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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夺式积累与新帝国主义

基于上述分析，哈维把帝国主义的历史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84—1945年期间以欧洲为中心的帝国主义；第二阶段是1945年后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第三阶段是1970年后帝国主义发展时期。

首先，为了解决国内资本过度积累危机以及不断深化的阶级斗争问题，各民族国家都推行帝国主义扩张策略，通过对非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获得海外增殖空间以维系资本积累持续进行。由于各列强都想在瓜分世界过程中争夺霸权，矛盾激化，最终像列宁预见的那样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其次，两次世界大战与“大萧条”的痛楚促使资本主义国家尝试寻求理性方式解决共同面临的过度积累危机，一是施行以“阶级妥协”为基础的镶嵌型自由主义；二是加强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合作。这迎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和“丰裕社会”。最后，持续多年的滞胀使得美国国内矛盾激增，在生产领域则要应对来自崛起的德国与日本的挑战，通过金融重夺霸权成为美国建立新体系的选择。凯恩斯主义被抛弃，新自由主义成为经济正统，高举市场化、私有化的旗帜，资本主义掀起了新一轮全球化浪潮。威廉·罗宾逊在《全球资本主义论》中把这一阶段称作“世界经济向全球经济过渡”时期，是“世界资本主义历史上的划时代转变”，它建立了全球价值生产链以及与之相应的新的弹性积累模式，由此带来世界范围内劳资关系的变化，导致跨国资本家阶级崛起和跨国国家出现。哈维认同这种变革，指出“国家、超国家和金融权力与一般资本积累之间的动荡关系是1973年以来不平衡地理发展和帝国主义政治中最明显和最复杂的元素”。

虽然新帝国主义的具体形式还在形成阶段，但哈维认为：“掠夺式积累将是新帝国主义的实质。”其深层扩展是初级阶段的帝国主义所无法想象的，与跨国资本相比，托拉斯和卡特尔只是小巫见大巫。哈维指出，新帝国主义“似乎只是在重复已经逝去的帝国主义”。这说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垄断性、寄生性、垂死性、过渡性的论述依然有效，危机的暂时解决只是为更大的危机准备条件。即使有疯狂的掠夺式积累，新帝国主义的努力也终究不过是在为自己掘更大的坑，一切终归要化为泡影。探寻一种能够逃脱不断恶化的资本积累危机与混乱的替代性方案，正成为历史的呼唤与当下的任务。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第一分校）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张卓晶 排版编辑：张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