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最扎心的上海马路原来是这一条……

本文作者：余文

张爱玲最扎心的上海马路是哪一条？

看了李安的《色·戒》，你一定会说：武康路吧，因为王佳芝最后要去的“福开森路”就是现在的武康路。

“愚园路，”她上了车说。

幸亏这次在上海跟他们这伙人见面次数少，没跟他们提起有个亲戚住在愚园路。可以去住几天，看看风色再说。

这才是张爱玲1950年创作的小说《色·戒》中的原版叙述。王佳芝匆匆上了三轮车后，要去的是“愚园路”，而不是什么“福开森路”。但是她差一点还是没有逃出封锁圈，最后被她所爱的汉奸老男人老易给抓住枪毙了。

愚园路

李安拍电影，把王佳芝要去的“愚园路”硬生生改成了“福开森路”。

不知为什么？

是因为“福开森路”念上去更洋气，更有腔调？还是因为李安自己对当今的武康路（福开森路 ）情有独钟。或者我们把李安往有水平的方向想，是因为他觉得王佳芝此刻心里还恋着曾和老易“私会”过的“福开森路”路某宅，所以不由自主。但起码，这是有违小说的逻辑和张爱玲的写作初衷的。之所以这么说，一是因为王佳芝的出身地位只是一个广州大学生，书中说到他们一群除奸青年“几个人里面只有黄磊家里有钱”，她有亲戚住在愚园路的弄堂里比住在福开森路的大公寓大宅门里更有可能；二是她要逃离封锁圈，从地理上说，一定是顺道而下去越界筑路地区的愚园路比去法租界的福开森路更便捷合理；三是从小说的情节逻辑来说，王佳芝虽因为喜欢成熟男人，因为突然想“这个人真爱我的”而放过了老易，却也不至于再犯忌地回去“上次的公寓”自投罗网（且老易狡兔三窟，约会地点是随时变的），从张爱玲的生活经历来说，她应该熟悉愚园路远胜过福开森路。要避风头，她心中更自然跳脱出的地方一定是愚园路。

不知道李安为什么要执意这么关键一改，我相信他不会是轻易修改的，或许他想说明，王佳芝念念不忘成熟男人老易，因为“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

但李安如果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张爱玲的生活经历和她文学创作的关系，他就不会轻易那么改。

原圣玛利亚女中，现在是来福士广场

张爱玲早年上学的地方是在愚园路西边的圣玛利亚女中，几乎是紧接着愚园路的长宁路上（当时叫白利南路，现长宁路1187号来福士广场）。这是近代上海外国人创办的第二所女子学校。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881年由美国圣公会女牧师艾玛·琼斯建立的圣玛丽女校。后改名为圣玛丽女中。新校舍曾搬迁至梵王渡圣约翰大学后面，与大学仅一墙之隔，学校的学制定为8年。由于当时圣约翰大学并未男女合校，圣玛丽女校的学生时常会受到圣约翰大学的男学生的不当影响。时任大学校长卜舫济深感不安并希望能将女校迁至他处。由于资金问题，该提议一直被搁置。直至1923年，卜舫济在白利南路修建了新校舍，圣玛丽女校才迁至此处并改名圣玛利亚女子中学。

原圣玛利亚女中，现在是来福士广场

由于学费昂贵，就读于圣玛利亚女中的学生多为中上等家庭的女孩子，故圣玛利亚女中被称为贵族教会女校。张爱玲于1931年进入圣玛利亚女中，1937年高中毕业，在这里度过了6年的少女青春时光。张爱玲最初的写作，如短篇小说处女作《不幸的她》和散文处女作《迟暮》等都是在圣玛利亚校刊上发表的。

张爱玲住的地方则一度是在愚园路东头一拐弯的常德路（原名赫德路）爱丁顿公寓（赫德路195号，现名常德公寓，曾有人偷偷把她的译名巧妙改成了爱林登公寓，依我看，还不如大大方方地改成爱玲登公寓，更加名副其实）。爱丁顿公寓始建于1933年，建成于1936年，出资制造者为意大利律师兼房地产商人拉乌尔·斐斯，由法国建筑师AlexandreLeonard设计建造，是上海为数不多的装有电梯的“高层”民宅。张爱玲于公寓落成后的第三年，1939年与母亲黄逸梵、姑姑张茂渊第一次住在常德公寓5楼51室，后去香港读书，1942年返回上海后与姑姑第二次住在6楼65室，直到1947年9月。张爱玲在这座公寓里生活了六年多时间。张爱玲一生中最重要的几部作品：《封锁》、《红玫瑰与白玫瑰》、《金锁记》、《倾城之恋》均在此完成。这里也是张爱玲与胡兰成恋情开始的地方和结婚的时候。

张爱玲母亲黄逸梵

张爱玲与姑姑张茂渊

1931年—1937年（12岁-18岁）在圣玛利亚女中读书，1939年、1942年—1947年（23岁-28岁）在爱丁顿公寓生活居住（与姑姑合住至合租），张爱玲在愚园路两头一共学习生活了将近13年，而这13年正是她青春、恋爱并形成三观的重要时期。不仅如此，1938年近阴历年底，因与后母口角遭父殴打被禁的张爱玲乘隙逃到母亲和姑姑租住的开纳公寓（今武定西路上），也是一条愚园路就近的路，今与愚园路一段同属江苏街道。解放前后，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死于1953年）和继母孙用蕃（死于1986年）、弟弟张子静（死于1997年）也都住在紧邻愚园路的江苏路（忆定盘路）285弄28号并在此去世，所以说张爱玲经常出没在愚园路上绝对不会是一种意测，而毋宁说是一种缘分和必然。

开纳公寓

张爱玲和愚园路的关系，大可以做一篇张爱玲研究中从未有出现过的论文，更具体一点，此论文的题目可以叫作《张爱玲的文学创作和她实际生活区域之联系》。

当然，要糊住人的嘴，从浅表的实证历史研究来说，需要提供一些张爱玲在愚园路上活动的痕迹和证据，《色·戒》最后王佳芝嘴里吐出的“愚园路”三个字是明证。实际地名出现让小说具有了一定的纪实性，小说也确实以郑苹如美人计诱杀丁默邨的真实故事为蓝本，而丁默邨曾居愚园路1010号，说明张爱玲的文学创作并没有脱离她自己的生活，相反很喜欢从她自己身边的生活中寻找创作的灵感和原型。

再来看看张爱玲随笔《谈吃与画饼充饥》中的描写：

离我学校不远，兆丰公园对过有一家俄国面包店老大昌（Tch-akalian），各色大面包中有一种特别小些，半球型，上面略有点酥皮，下面底上嵌着一只半寸宽的十字托子，这十字大概面和得较硬，里面搀了点乳酪，微咸，与不大甜的面包同吃，微妙可口。在美国听见“热十字小面包（hot cross bun）”这名词，还以为也许就是这种十字面包。后来见到了，原来就是粗糙的小圆面包上用白糖划了个细小的十字，即使初出庐也不是香饽饽。老大昌还有一种肉馅煎饼叫匹若叽（pierogie）,老金黄色，疲软作布袋形。我因为是油煎的不易消化没买。多年后在日本到一家土耳其人家吃饭，倒吃到他们自制的匹若叽，非常好。

远在美国的1988年，张爱玲还念念不忘愚园路上的十字面包和肉馅煎饼，而遗憾再也无法尝到，或是庆幸终于尝到了当初因故未尝到的。

兆丰公园对面，愚园路1401号曾有个汽车接送，叫兆丰乐府的中西大菜社，号称远东唯一高尚乐府，老大昌面包店可能在其就近，后来的愚园食品店（文革中的“合作社”）位置。

再举个现实生活中的案例。不要以为高高瘦瘦的张爱玲真那么孤高傲世，她为了成名，也是可以低到尘埃里去的。据学者考证：1943年初春的一个下午，23岁的张爱玲怀揣知名园艺家黄岳渊的推荐信和自己的两个中篇小说，来到上海西区愚园路608弄94号公寓，这里是“鸳鸯蝴蝶派”主将、资深编辑家周瘦鹃所称的“紫罗兰庵”。

文学青年张爱玲谦卑地自我介绍，她生在北京，长在上海，前年去香港大学读书，再过一年就可毕业，不料战事发生，便辗转回到上海，和姑姑合住在静安寺附近的一幢公寓里。目前主要靠写作为生。最近写了两个中篇小说，记述香港的故事，今天带来请周老前辈审阅赐教。

两人谈了一个多小时。分别时，周瘦鹃请她一周后再来听回音。

　　
一星期后，张爱玲如约而至，周瘦鹃坦率地谈了看法，语多褒奖。张爱玲的母亲和姑姑都是周瘦鹃过去主编的《半月》、《紫罗兰》杂志的忠实读者。张爱玲回去后，大概和姑姑商定，准备择日请周瘦鹃夫妇去家里参加一个茶会，以表达感激之情。于是，当天晚上她又赶到周家，向周瘦鹃发出邀请。届时，周瘦鹃独自带了刚出版的《紫罗兰》杂志样刊，去赫德路爱丁顿公寓张爱玲家做客。张爱玲招呼他到了一间精致干净的小会客室。那天参加张家茶会的只有三个人，即张爱玲姑侄和周瘦鹃。三人围坐桌前，海阔天空地闲聊。

《紫罗兰》杂志封面

仅仅数月后，《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先后发表，名不见经传的文学青年张爱玲，即以这两篇作品，掀起“张爱玲热”，20出头的她迅速蹿红。

文元坊

从中可见，张爱玲至少到过愚园路文元坊周瘦鹃的家三次。

但我如果仅仅用这些文献痕迹来谈张爱玲与愚园路的关系，那就太表层了。我要谈的是张爱玲文学创作中所散发出的愚园路的气息和味道，我想，研究一个作家创作和他所实际生活的区域之间的关系，亦即用历史地理的角度去分析他的作品，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可以做出无数的论文来。

我们还可以从张爱玲自己的写作文本里再找找愚园路附近区域的痕迹来进行分析。

在1947年的纪实性散文《中国的日夜》中，张爱玲写到：

“去年秋冬之交我天天去买菜。有两趟买菜回来竟做出一首诗--”，后面又说到：“又一次我到小菜场去，已经是冬天了。”“从菜场回来的一个女佣，菜篮里一团银白的粉丝，像个蓬头老妇人的髻。”张爱玲兴致勃勃地描写了街边卖桔子的担子、五金店、烟纸店、肉店、“无线店里娓娓唱着申曲”的店面以及“红砖上漆出来老老大的四个蓝团白字”的小学校。

《上海社会与文人生活》一书作者叶中强为此作了特别提醒：这是张爱玲“从爱丁顿公寓去往静安寺旁亚细亚菜场买菜路上即景”（p469）,我好奇：亚细亚菜场确址究竟在哪里，经向上海史研究专家薛理勇先生请教考实：亚细亚不是菜场，而是一家副食品公司，确名为亚细亚伙食公司，在南京西路1668-1670号（静安寺是1686号，应在今久光百货址上，南京西路原叫静安寺路，1945年方改今名）。这在《老上海百业指南》第七十三图中也得到证实。据居住在当地附近的王守华先生回忆：亚细亚菜场在静安寺和庙弄之间（地图上的位置是在泰利巷巷口），最早这里有肉庄及豆制品等卖，亚细亚菜场是上世纪80年代叫出来的。另据《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一书所叙：赫德路“东侧被安南路（作者注：现在的安义路）一分为二（当时是一处露天菜场）”（p226）。张爱玲说到的几个小店也都能在卢汉超先生实地调查并为资料提供者所证实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赫德路街区（西侧）小店一览表》中找到。安南路一带也有许多类似的小店。如果能知道那个“红砖上漆出来老老大的四个蓝团白字”的小学校位置，就更易破译得精确些。最近碰到程乃珊的丈夫严尔纯先生，他是曾住过附近的上海滩“老克勒”，且记忆力好，逻辑性强，我们一起边绘图，边琢磨了半天。

根据严先生的记忆：张爱玲家附近应该有如下几座学校：

1、南京西路常德路口的“协进中学”。根据1946年12月出版的《袖珍上海里弄分区精图》，此时已改名常德路的赫德路马路对面（东面），近南京西路口确有一所“协进中学”，如是中学，不符合张爱玲的描写，但根据《老上海百业指南》（增订版）第七十三图，此处则标示为“协进初级中学小学暨幼稚园”。如是，则符合张爱玲所说的小学校场景：“街道转了个弯，突然荒凉起来。迎面一带红墙，红砖上漆出来老老大的四个蓝团白字，是一个小学校。校园里高高生长着许多萧条的白色大树；背后的莹白的天，将微欹的树干映成了淡绿的”。位置正处在张爱玲沿常德路去安南路菜场途经静安寺路（南京西路）的路口。安南路南还有一家英商上海电车公司，当时经营着全市大部分电车线路，也可能就是张爱玲在《公寓生活记趣》中提及的那个邻近的“电车厂”。

2、愚园路从东开始有坐北朝南的“重光小学”，对面是“锡珍女中”，校牌在弄口，也是四个大字(学校在东庙弄内，坐西朝东)。

3、沿愚园路朝西往梵王渡路华山路方向走，在邮局的南面，静安寺的北面，夹中间也标明有一所“静安小学校”，（《老上海百业指南》第七十三图中有标示），如是，则她去菜场走的该是愚园路，如再走过梵王渡路华山路，便只有现在市西中学位置上当时的西童小学了，但在1946年4月增订初版的《上海市街道详图》上，标注的是“外国女子中学”。此外，张爱玲可能光顾的菜场还有以卖西式食品出名，为满足居住在静安寺路西端“上只角”居民区需要的西摩路（陕西北路）菜场和乌鲁木齐北路（当时的地丰路）菜场（出现时间待考）。但这两个菜场或是较高档或是较远，张爱玲不太可能天天去。张爱玲言之凿凿说的是去菜场，却没有在叙述中说及静安寺这么大一个场所的景象，因此更可能去的是安南路的那个菜场（不知叶中强先生说“去往静安寺旁亚细亚菜场”所源何处），但也不能确证，期望有文献或附近的老居民提供可靠证据，也有可能，虽然是纪实性散文，但张爱玲说的买菜路上见闻，杂揉了去各家菜场的经历，带有一定的综合虚构成份也是有可能的。我们仍然无法断定张爱玲所写的菜场具体是哪一个，她描写的沿途见闻是否和现实一一对应，我们宁愿把她的描写看作是去菜场附近马路景观的总和。

这些“暖老温贫”的生活场景，是赫德路愚园路附近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

这才是从张爱玲的作品中闻到的愚园路的味道和气息。

大部分属越界筑路的愚园路到底是什么味道？什么气息？16个字：街区商业、大雅大俗、市井生活以及汪伪时期特殊的歹土氛围。首先要说明的是最后一点。愚园路在日伪时期是汪伪高官云集的“歹土”，不问政治的张爱玲虽然戴不上汉奸文人的帽子，但她与汉奸胡兰成的密切交往也是不争的事实，她对汪伪生活区域和汪伪人士的熟悉必然在她的作品中有所体现，《色·戒》《封锁》的创作灵感很可能就来自于她所接触到的这一带经常碰到的现实生活遭际。关键的是，正如香港的沦陷成就了范流的爱情。上海的孤岛时期和最终沦陷也成全了张爱玲奇特的文学创作心态。

前面的四点正中中产阶级张爱玲的下怀。或者说就是张爱玲作品透出的味道。

张爱玲在纪实散文《道路以目》中曾写到：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我们从家里上办公室，上学校，上小菜场，每天走上一里路，走个一二十年，也有几千里地；若是每一趟走过那条街，都仿佛是第一次认路似的，看着什么都觉得新鲜希罕，就不至于“视而不见”了，那也就跟“行万里路”差不多，何必一定要漂洋过海呢？

那条街虽不是确指，却怎么看都可以代入愚园路，至少是之一吧。从大户人家、名门闺秀，因为家道中落、阀门式微而沦为普通公寓弄堂中的寻常人家，是愚园路上不少人物的人生命运。我小时候常遇见的上海市长吴铁城表妹俞秀莲老人曾是张爱玲在圣玛利亚女中的同学，清晰记得“成绩很好不大睬人的张爱玲那时已家道中落”。大雅大俗的中产生活气息和味道，正是张爱玲文学作品的气息和味道，所以她从菜场回来，能“从来没有这么快地”“简直心惊胆战”地写下如下的诗行：

我真高兴晒着太阳去买回来

沉重累赘的一日三餐。

嘈嘈的烦冤的人声下沉。

沉到底。----

中国，到底。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上海就是一枚银圆的两面。它的正面是小资，背面却是市侩；正面是时尚，背面却是世俗；正面是租界，背面却是华人；正面是面子，背面是夹里，上海人面子夹里正如银圆的两面天衣无缝，而终究逃不过的是一个“铜钿”。最典型的上海作家张爱玲有一句名言：“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那是她对上海的感悟，她的小说也正如此：看似华丽，实则世俗。最好的小说，应该写出上海这枚银圆的两面，而不是一面。出身名门的张爱玲却写出了上海小市民的生活，所以，张看最好。

大的黄叶子朝下掉；

慢慢的，它经过风，

经过淡青的天，

经过天的刀光，

黄灰楼房的尘梦。

下来到半路上，

看得出它是要，

去吻它的影子，

迎上来迎上来，

又像是往斜里飘。

叶子尽着慢着，

装出中年的漠然，

但是，一到地，

金焦的手掌

小心覆着个小黑影，

如同捉蟋蟀----

“唔，在这儿了！”

秋阳里的，

水门汀地上，静静睡在一起，

它和它的爱。

孔建宏/摄

张爱玲写下的这首《落叶的爱》的景象在今天的愚园路上依然可见。我家的弄堂口还孑留着当年公共租界留下的一块界石，据说沪上已不足百方，我因此吟诗两句：

梧桐可记前朝事，界石湮铭堪问谁？

本想以此结尾，但既以张爱玲为题，还是用她的句子作结为好：

我想起在一个唱本上看到的开篇：“谯楼初鼓定天下—隐隐谯楼二鼓敲----”----第一句口气很大，我非常喜欢那壮丽的景象，汉唐一路传下来的中国，万家灯火，在更鼓声中渐渐静了下来。

编辑｜长宁新闻宣传中心 李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