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永乐大典》在成书之后，仅录正本一份，嘉靖年间，又录副本一份，存于宫中，世人难见。明末时正本已不知去向，副本亦不全。但《永乐大典》中辑录的图书，一直受到士人的重视，清初大学者全祖望和李绂因供职翰林院，就曾辑录部分《永乐大典》中的图书。四库开馆之初，安徽学政朱筠和四库总裁于敏中都建议乾隆皇帝辑校《永乐大典》中的散佚古籍。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乾隆帝下令将《永乐大典》中“流传已少，其书足资启牖后学、广益多闻者”刊刻印行。其时，《四库全书》纂修工作也已经大规模展开，“四库全书馆”征得各地进呈秘籍中亦多有必要“寿之梨枣，以广流传”。为了顺利完成这项任务，乾隆皇帝指派了内务府总管大臣金简、武英殿员外郎刘惇、永善，负责“承办所有武英殿承办纸绢、装潢、饭食及监刻各事宜”，于是，源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呈进本的珍本图书开始刊刻印行，此为《钦定武英殿聚珍版书》的开端。
乾隆三十八年四月，当武英殿以传统雕版的方式，刊刻了《永乐大典》中的《易纬八种》、《汉官旧仪》四种珍罕图书后，随着珍本秘籍如雪片般飞来，内务府总管大臣金简越来越感到，以雕版的方式刊刻如此大规模的图书，金钱耗费弥多，完工遥遥无期，恐怕难以满足皇上之期待。他思考再三，终于提出了制作枣木活字，摆板印刷的建议，并说明了实施方案和预算：依《佩文韵府》选择六千左右常用字，每字刻十至百个备用；并制橡木槽板作为板框。用活字印刷，制作全套书所需活字为十五万个，费用不及一本雕版刊印的《史记》。合理的实施方案和明确的工时费用对比，金简创新务实的工作态度一目了然，乾隆皇帝很快批复“甚好，照此办理”。活字摆印“工程”由此大规模展开。至乾隆五十九年，最终用木活字刊印图书一百三十四种，共使用木活字二十五万个，工料大为俭省。连同先前雕版印行的四种书籍，共计刊行图书一百三十八种。因“活字”之名不雅，乾隆帝特命名为《钦定武英殿聚珍版书》，后“聚珍”即成为“活字”之代称。
在中国古代印刷史上，宋代毕昇发明了胶泥活字印刷，元明时期，木活字和铜活字也相继出现，康熙雍正年间，曾用铜活字刊印《古今图书集成》，积累了用活字印刷大型图书的经验。而大规模木活字印刷，仅有《钦定武英殿聚珍版书》。为指导工作，金简撰写了《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总结了“刻木有法、藏庋有具、排校有次”的原则，图文并茂地说明了木活字制作、刊印的全部过程。该书亦收入《钦定武英殿聚珍版书》中，成为木活字印刷的珍贵史料。由于成功的组织刊印了《钦定武英殿聚珍版书》，金简继而被任命为“四库馆”副总裁，专管刻书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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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定武英殿聚珍版书》刷印数目有限，仅二十套为宫中陈设所用（连四纸五套，竹纸十五套），又印刷三百套（均为竹纸印刷）对外颁行。一经颁发，由于所辑多为珍贵秘籍，社会流传较少，且校勘精良、装帧精美、价格低廉，广大士子纷纷购买，供不应求。但活字版印完即归位，再次印刷工料耗费较大，影响其他书籍刊刻事宜。鉴于此，乾隆帝特应允江南、江西、浙江、广东、福建等刊刻书籍经验较丰富的地区，依循本书翻版通行。各地遂自行筹办翻版事宜，根据不同区域的不同需求，分别择其要目以雕版刊行，更有越出原有子目增刻他书者，因此各省“聚珍版”子目均不相同。为作区分，凡原版刊印一百三十八种者，名为“内聚珍”，余者皆称“外聚珍”。“外聚珍”均为雕版印刷。
从出身而言，《钦定武英殿聚珍版书》（内聚珍）精选《永乐大典》佚书和“四库全书”呈进之珍本，可谓高贵。从内容而言，此书由清朝大学士纪昀主持选目及校勘工作，每书均由当时各学科最具权威性的学者负责具体校勘，书中列校勘人姓名以示负责，故而品质极佳。曾有学者以宋版原书，比对其“四库本”和“聚珍本”，结论为，“聚珍本”更接近宋版书原貌，其校勘之精，可见一斑。
从刻工而言，“聚珍版”征选全国技艺精湛者，勘印水准亦高。从印刷史而言，它是唯一一套能够代表中国木活字印刷技术的大型丛书。以上特点，奠定了《钦定武英殿聚珍版书》在古籍善本领域的显赫地位，成为古籍收藏的热点。在古籍原典研究、版本研究、中国印刷出版史研究等诸多领域，它的意义和价值，也越来越被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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