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长安的冬天到底下不下雪？

谈起唐朝，在普通观众纠结沈珍珠的下落或者武则天到底有几个面首的时候，学术界则在认真的研讨一个大问题：唐朝长安的冬天到底下不下雪?

大名鼎鼎的气象学家、地理学家竺可桢（1890年-1974年）曾经有一个著名的论断：7世纪中，也就是唐朝初年，中国开始了一个温暖湿润的时代，持续了100多年的时间，当时中国的气候远比今天温暖，隋唐时期的旱灾记录很少，而水灾较多。长安的冬天经常不见冰雪。

他这么说有什么证据呢？最大的证据是很多记载里唐朝宫廷中种植着柑橘，杜甫的诗《病桔》中提到李隆基在宫中的蓬莱殿种了橘树，笔记体小说《酉阳杂俎》则说到了751年9月宫中的橘子树成熟，总共结了150多颗大橘子，李隆基吩咐都分给了大臣。

而在近百年后这些橘子树还在，唐武宗在位时橘子成熟，皇帝命赏赐给大臣每人三个，大家捧着回家吃去。

柑橘有什么特殊的呢？因为柑橘只能抵抗零下8度以上的低温，而从现代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的记录看，西安每年的温度都会降到零下8度以下。而七，八世纪时长安宫廷里却能长橘子，竺可桢认为这可以证明当时的气温远比今天温暖。

除此之外还有梅花的证据，虽然我们习惯认为梅花能耐寒，但其实从自然分布区域上看，梅花属于亚热带树种，是比较喜温的。一般只能忍受-15度的低温，再低就不行了。

所以在我国宋代以后，华北，西北一带的温度冬天经常降到-15度以下，当时北方人多不认识梅花。江西人王安石就曾经笑话，说北方人在南方看见梅花不认识，以为是杏花。

“北人初不识，浑作杏花看”。

苏轼更加清楚的用诗告诉大家，在他那个年代的关中地区是没有梅花的，只有杏花来代替：“关中幸无梅，赖汝充鼎和”，可见宋代关中和华北是没有梅花的。

而对唐代长安人来说，梅花却不是什么新鲜事，唐玄宗的一个妃子所居住的院落种满了梅花，所以被称为梅妃。长安南部的曲江池也种有梅花，诗人元稹的诗《和乐天秋题曲江》就是证据。

竺可桢的观点发表后一度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所有的历史专著和教材一度都采用了他的论断，对我们普通人来说知道了这个也让人豁然开朗，哦！难怪唐朝前期的人穿那么暴露！原来是因为天气热啊！

不过，竺可桢的“唐朝温暖论”，在上世纪90年代时遭到了挑战，专注于对历史时期气候变迁的研究的满志敏教授就对唐朝温暖期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他提出，柑橘和梅花的例子并不能说明唐代长安气温高，因为我国宫廷里从汉代开始，就有用人工温室环境种植果蔬的传统！汉元帝就在冬季在太官园种植了葱，韭菜等素材，方法是在一座密封的屋里通过昼夜燃火来提高室温。而唐朝宫廷甚至有专门设立部门“温汤监”来培育反季节果蔬花卉！

学术界就是这么无情，不管你是不是宗师，人家有证据照样可以打脸。这个怎么说呢？竺可桢老爷子？

由于现代影视剧把大唐的姑娘们包装的露骨销魂，天天都是低胸装，仿佛大唐天气温暖，但其实事实并不是这样的，露胸薄纱装一般只有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或者取悦统治阶级的人才有资格穿，一般平民老百姓是没有资格穿的，而且这种衣服相当于晚礼服，并不是常服。

据我们所知，达官贵人住宿条件一般都比较好，供暖设备充足，就算穿的轻薄也不怕。

还好的是，现代支持唐代温暖论的人还是不少，比如台湾学者刘昭民搜集了史书中唐朝历年的气候记录，最后发现在唐朝289年的历史里，出现严寒的天气确实比较少，而不下雪的冬天居然有19次之多，高居各朝代之首。

还有人研究2000年来海平面的变化和气温波动，也说明公元8-10世纪确实温度较高。年均气温高于今天1摄氏度，被称为“小温暖期”。

不要以为平均温度只差1度没什么了不起，就连1万多年前才结束的冰河时代，实际平均气温也不过和今天相差5度，而当时地球几乎就是个大冰坨子。因为这个平均温度是综合各地的一起统计的，平均温度降低1度，在北方一些地区可能就意味着气温比常年要冷5-10度以上。

总之，目前来说，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唐朝确实是个温暖的朝代，下雪确实比较少。至少主流学术界这么认为。

那么，温度的变化，对人类历史有什么影响？

传统历史观认为，历史是由王侯将相决定的，某个朝代强盛就是因为有英明的皇帝和得力的臣子，反过来肯定是昏君和奸臣多，这是真的吗？

其实现代越来越多的历史研究，都在反对这种“人类决定了历史”的观点。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强盛的朝代很可能只是运气好，遇到了好的环境。

比如最近植物学家们就提出了，从树木年轮记载的气候现象来看，秦始皇其实挺冤的，年轮上发现那个时代出现了大量干旱，引起蝗虫爆发，农业减产，一个朝代就这么完蛋了。

我们从气候学上来看也是这样，首先，高纬度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比农耕民族更加靠天吃饭，如果草原上温度降低，出现大量牲畜死亡的现象，那么每个能走路的牧民都会被迫南下，去温暖的南方寻找食物，这种整个种族的迁徙南下，是一种社会现象，不以任何政治人物的意志为转移，我们历史上把这现象称为“游牧民族入侵”。

由于古代农耕国家政权动员能力小，所以很难抵抗住游牧民族的全民入侵，中国历史上的晋朝，南宋末年，明朝末年，都遭遇到了这种事就是证明。

而反过来，唐朝的温暖和湿润，让北方游牧民族缺乏全民族南下的动机，除了唐朝初年的突厥以外，整个唐朝主要的外患是在西部，而非北部。哪怕是安史之乱后，唐朝仍然和北方的回鹘等族关系相对缓和。

另一方面，唐朝温暖湿润的气候，对国内农业很有利，今天的西北干旱地区在当时都是沃土千里，适合进行农耕活动，人们更容易活下去，也自然会更少造反，所以唐朝前期的繁荣，和气候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