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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 | 华夏基石e洞察
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前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授、前任院长，著名经济学家。2010-2012年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北京的逻辑
作者：周其仁
摘要
究竟应如何界定北京的北京的首都职能与其一般城市的管理职能？对这一问题，各界一向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最近，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在国发院部分教授自发闭门讨论时就此指出，对首都核心区而言，外来人口、并不构成实质妨碍。因为在观察上，并没有多少外来务工人员挤在承担国事国务活动的首都核心区。在这个范围里，占据着大量空间、却并不承担首都核心功能的衙门和大公司，才是症结所在。全文约2700字，阅读需9分钟。
北京是中国首都，也是一座总人口超过2300万的特大城市。世界上看，从伦敦、巴黎、东京、莫斯科、罗马到墨西哥城，首都皆大城。
首尔集聚韩国总人口40%，赫尔辛基集聚芬兰总人口50%，那是比较夸张。但首都一般是所在国首位度最高的城市，则是常态。
美国似乎例外，不过近年几次去到华盛顿特区，发现那里集结的科创公司和科创金融人才越来越多，由此带动商业、服务业和房地产，似乎也正向一个综合性都市的方向发展。
柏林不足为凭，是因为二战把这个德国“脑袋”给切掉了的缘故。两德合并以来，柏林重建突飞猛进，可能过不了多久，还是欧洲第一强国的一个大都城。
为什么首都通常都是大城市？我的猜测，凡政治中心都是国民收入再分配中心，所以总有大量非市场机会和市场机会在首都溢出。
1978年我刚到北京读大学，朋友带我上街吃早点，看那份炒肝，可是荤的。自己从小在上海，所谓“十里洋场”的早点也不过大饼油条——那是素的！北京市民怎么早起就吃荤？问下来知道早就如此。
历史上宫里和大富大贵天天吃肉、大批殺猪，猪下水就流入寻常百姓家。这是我平生上的第一门首都学课程，印象深刻。
现代经济的国民收入再分配功能，在规模上比传统时代不知大了多少倍。很大一个比例的国民收入，要拿在首都实现再分配。
为什么地方政府争相到北京来设办事处？还不是“油水”太大，不来的就沾不上。若不是中央明令禁止县级政府设驻京办，怕是乡镇都要来。
企业也一样。有跨国公司进中国，总部选址先听雇员意见，大家喜欢南方大城市，然后最后决策，总部还得在北京。道理是什么，你懂的。
传统时代国民收入再分配职能不强，北京还有个大城墙围着，谁也不能想来就来。城墙被拆之后，还有计划户籍控制那一套把门，所以京城规模的扩大，一直非常有限。
直到90年代以后，中国的改革终于拱开城乡壁垒，虽然北京市把控得还是比较严，但事实上的迁徙自由、居住自由和从业自由，还是让京城迅速扩张成为一个千万人口级别的特大城市。
还有一点，中国北方一般比南方穷。如果说上海被相当富庶的江浙包围，深广被珠三角包围，那环北京的还真就是一条贫困带。
过去传闻，北京市光井盖就被偷走三万个，送到周边地方炼了钢。此“工种”放到上海，出钱怕都难招到人来干。
这样看，北京既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国民收入再分配中心，又被周遭大片相对较低收入的地域人口包围。
我们这座首善之城就不能不充满致命的吸引力，连地下室都成为好去处。于是，转型北京异常迅猛地成为中国特大都城，非常合乎逻辑。
其实天下所有城市，在集聚所谓高端精英的同时，也一定吸引“低端产业人口”。个中道理，我在《城乡中国》里做过讨论。
基本原理，是人口集聚势必带来分工深化，从而产生在密度不足地方所不可能出现的收入机会。
举一个例，捡饮料瓶这门活路，对体力、文化和技能都没有很高要求，城乡很多人包括体格还行的老人家，都做得来。
但在人口很少的乡村或小地方，一天捡不到几只饮料罐，就谈不到养家糊口。唯独到了大都市，也是捡饮料瓶，搞得好可以发家致富。
当然，老人家拾荒、年轻民工做无需技能的活路，的确不够理想。问题是现实约束，总还有许多人，既不可能靠高技术谋生，也做不到靠社会保障老有所养。这是“低端产业”虽不中听、却十分“中用”的原因。
其实何止捡饮料瓶这一项，推而广之，举凡门卫、搬运、送货、保洁、家政、洗脚、收破烂、修理以及其他林林总总，一个城市能容得下的活路，多到不容易相信。我们不妨思考，倘若没有大都市，同样有能力干这些活的人口，能不能如此创收？这是说，都市有了不得的扶贫功能。
麻烦在于，都市的都、城一体，其首都职能与一般城市管理职能，划不清楚。我是恢复高考后进城的，住北京近40年，发现京城远比其他城市难管。
“京官难为”也是一句老话，难在什么地方？难就难就在首都与京城的职能界限不清，管理权限不明。别的城市，市委市政府定了的事就能办，但北京不成。“首都”功能非中央发话不可，而京城日常管理事务因城市体量日益庞大而不堪负重。
中央不发话，很多一般城市管理事务也只好拖、等、耗。一旦拿得中央令箭，又易作“脉冲式”过激反应，以便借机突击解决积攒多年的城市管理难题。
于是，北京办大场面活动足以惊艳世界，但日常城市管理的基础，却比不少国内城市还薄弱。
最突出的挑战，是在北京城迅速膨胀的同时，中国的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国事国务活动空前频繁。实际上，北京的首都职能与其一般城市的管理职能，发生了严重冲突。一座北京城，两头不满意。
这样背景下，提出在首都核心功能与非首都核心功能之间作一个比较清楚的划分，适当疏解北京的非首都核心功能，是一个减轻北京超负荷“首都病”的战略性解决方案。这里的关键，是服务一个崛起大国之首都职能，与已经集聚两千万人口特大城市之日常管理职能，作出合理区分。
个人之见，对首都核心区而言，外来人口、更不消说所谓“低端产业人口”，并不构成实质妨碍。因为在观察上，并没有多少外来务工人员挤在承担国事国务活动的首都核心区。在这个范围里，占据着大量空间、却并不承担首都核心功能的衙门和大公司，才是症结所在。对症下药实施搬迁，确保首都区真正用于国务国事活动，应该大有可为。
至于首都区以外的北京城，方方面面也要改善、更新和升级。不过也不必一切高大上，道理就在于北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国民收入再分配中心。需求集聚，分工深化，势必提供别处难以比拟的收入机会。
应该把集聚在京城自食其力、提供各种服务谋生的人口，看作是送进城门里来的扶贫，为什么要一推了之呢？2020年全国扶贫“一个不能少”，本来就是一项艰巨任务。在当下这个节点，倘若一批城市跟着北京搞开了清退、腾退农民工，出现一批新的致贫人口，他们又来不及列入精准扶贫的名册之中，那可如何是好？
安全隐患当然要重视，但对潜在危险要有八九不离十的估计，措施得当才能见效。
纽约每年有2.5万起投诉违法改建出租的案子，市政怎么也处理不过来。布隆伯格当市长的时候，起用一个叫麦克弗劳尔（Mike Flower）的检察官，组建起一个只有5个年轻人的精干团队，用大数据的办法，把90万栋纽约楼宇与19个行政部门的数据打通，定时排出一个灾难发生概率的序列，然后集中处理最前面5%的案子，结果大幅减少纽约火灾，也减少消防人员伤亡。这个经验，北京不妨参考。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权利发育和守信习惯的培养。京郊工业大院和城内沿街商业，多少年前是政府鼓励提倡的。发生新问题固然要面对、要解决，但请一定顾及前因后果，因为对老百姓来说，不论这一届还是上一届，都是共产党政府，也只有一个政府，不可以新官不理旧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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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自华夏基石e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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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智勇
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主任
重庆律师协会刑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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