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金珠玛米》导演杨蕊：我为何要拍“西藏史上最具争议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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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热映的《金珠玛米》被称作史上最具争议的西藏电影。对影片塑造的藏族、表现的昌都战役，都出现了不同声音；也有很多评论高度肯定，认为电影“让失败者获得尊严”、“是汉人真正理解藏文化的起点”。

国家民委的公众号评论说：《金珠玛米》是把几十年来政治话语的阶级立场转换成人性立场的电影，它不再把解放军、差巴和农奴主以阶级立场划分。

前天晚上，醍醐邀请导演杨蕊来到上海艺术中心；杨蕊在放映之外主动提出，愿就这些争议展开对谈。

杨蕊在路演现场

电影《金珠玛米》讲述了一个虚构的故事，1950年昌都战役前后，血气方刚的士兵华山只身落入藏区腹地，在贵族老爷、土匪雪鹰、少女央金间，走入了更深的迷局，被迫与土匪一同逃亡，开始了惊心动魄的冒险之路。

醍醐：作为一部表现1950年昌都战役的影片，《金珠玛米》的争议似乎是与生俱来的？

杨蕊：很多人会先入为主。还未观影，就下定论：这一定是一部居高临下，带有政治说教色彩的主旋律电影。网上有很多这样的评价，“不需要看，打一星都嫌多。”另一方面，很多人又评价说：在《金珠玛米》里看不见“藏味儿”。我清楚地知道他们所说的“藏味儿”是什么——第一次去拉萨时，我也抱着游客的心态——和大家一样，我也觉得这地方离天堂最近、离神最近，每个人脸上都挂着祥和的笑容。在玛吉阿米餐厅，看到世界各地青年的留言时，我会觉得西藏是抽离现实、超凡脱俗的地方。但当我进入西藏深处，才发现，真实的西藏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很多人只活在西藏文化的表象中，他们想当然地以为，西藏就是朝佛、转经。

但就像我在朋友圈里写的：“自从深入藏东腹地数月拍摄电影长片归来，就对磕头修行朝圣去天堂之类的话题天然免疫，我只对我见到的隐蔽着的广泛沉默负责，对几十年复杂交错的痛苦与赞美负责。”所有人都一样，在重大的历史关头，都有犹豫、有困惑、有摇摆、也有抵抗。你要正视这些最基本的人性态度的存在，不能简单以历史成败论来下定义。换句话说，如果在这部电影中没有找到你所理解和需要的“藏味儿”，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饰演西藏贵族的藏族“老戏骨”多布杰

醍醐：外来者没找到“藏味儿”，与此同时，藏族也对《金珠玛米》所表现的西藏、藏族议论纷纷，您怎么看？

杨蕊：一个多月路演的过程中，我们受到了大多数藏族青年观众的认可，但是在中央民族大学路演时，有一位藏族学生提出：“电影里的藏族明明看见对方拿着枪，他们拿着刀，但是拿刀的要去跟拿枪的硬拼，难道我们就不知道刀是打不过枪的吗？”

醍醐：您如何回应这样的问题？

杨蕊：我把这个问题交给藏族演员多布杰老师回答。他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觉得愚蠢，当一个人、一个族群的生命受到威胁时，别说他身上拿的是刀，即便拿的是一块石头，他也会冲上去的，这和（对方）拿刀拿枪没有任何关系。”你会意识到，同样的细节，大家怀揣着不同的心态去看待时，看到的景象、判断也是不一样的。

在我们路演过程中，也遇见了来自藏族观众的肯定意见。有位藏族女生对多布杰老师饰演的贵族头人感触颇深，“他站在房顶上，天上的云在那样旋转，所有的势力都在这样变换中，这是世世代代留下的东西，我要守护它”一语道破头人的坚持，也算是一代部落最后的尊严。

电影也令藏族男星群体广受关注

早在宣发路演前，电影咨询公司就建议：这部电影不做路演，不做点映。因为他们做了一个小型的内部测评，结果显示：喜欢《金珠玛米》的人和痛恨《金珠玛米》的人都超过了一般电影的平均值——喜欢《金珠玛米》的人超过了《天才枪手》的值，痛恨它的人超过了某部大烂片的值。这是咨询公司从未遇见过的现象。最后的结论是，你们最好不要路演，以免出现口碑分化——口碑分化会让观众对电影的质量存疑，最终会影响你的票房。

但是，我很赞同宗萨仁波切的话：“你内心坦荡，你的真实就让你无畏”。我拍这部电影的目的，恰恰是为了触犯你的偏见，挑战你的思维定式，如果看不见的话，就不会引起这些人的愤怒——这些人希望他看见的西藏是祥和，有疗愈感的西藏——可是，西藏为什么要给你提供疗愈感，你为什么要去漠视它更为真实的存在？

因此，我们走了大量高校，跟大量青年人对话，目的是让他们知道：当我们在面对截然不同的文化时，我们应该持有什么样的态度。更多时候，我们是索取者，我要拿到我的疗愈感、优越感，这些折射的，其实是我们内心的缺失。

宣发的人后来也跟我提及争议，我说争议是好事，如果没有争议，我们真正要表达的东西还会在水面下。对错自在人心，要让大家知道，《金珠玛米》这部电影跟所有西藏电影不一样。

多布杰曾出演《红河谷》、《可可西里》等作品

醍醐：在昌都战役的背景下，您选择在架空现实，虚构一个故事，这种选择是为了规避可以料想的争议，还是直面争议？

杨蕊：直面争议。无论你架空还是写实，这都是一个敏感话题。我们查阅了19、20世纪大量的历史资料和十八军战士个人记录，我们发现这些资料比正史的描述更丰富。我们整个团队沿着十八军进藏路线，从四川走到拉萨，就是想知道，他们当年可能经历了什么？虽然虚构，但我们所有的故事人物都有原型，是把当时西藏上层力量的分歧缩影在一个小的山谷村庄，而且对于十八军士兵的形象塑造也有不同以往的真实。

我们惊讶地发现，即便几十年过去，四川通往西藏的进藏路线依旧主要是当年十八军进藏修建的路线，这些年，只是在此基础上做了一些现代化调整。由此，你也能想象，当时修建这条路线时，条件多困难，路途多艰险。这些战士实际上也只是十八九岁、血气方刚的青年，带着理想主义的情怀。当你亲历川藏沿线时，你就会清楚，脚下的这条路是不能仅凭纪律和命令修建成的。我们抵触说教式的政宣电影，但不能“泼脏水把孩子泼掉”，直接无视了那一群进藏青年曾经付出的热情和努力。

国道艰险

华山这个军人角色的设立，也是因为，我想要还原一个60多年前的十八军小战士。他以为他是天下的主人，所以他试图解救文艺兵、解救差巴、解救姑娘——他觉得自己可以做很多事，可一旦上路之后，他就成为一个旁观者，他自身难保了——这才是当时的西藏现实。

我不去塑造一个高大全、战狼式的英雄，是因为，在大的时代背景之下，每一个体都是渺小的。所以到最后，华山像个小丑一样，装神弄鬼地去救了别人，这是他最光辉的一霎那，而他之前所做的事，一件都没成功。

另一方面，在这部电影中你会看到，藏族人自己的能力、血性和尊严。片中的藏族头人，你都会觉得他特别的苍凉。有些藏族演员说，电影里有些台词说的时候鸡皮疙瘩都会起来——比如多布杰老师说到“我在我的梦里好好的，你们凭什么叫醒我”这句台词时，多布杰老师说，内心是在发抖的。仁青说，我就是为了最后那一句话才决定出演这部电影。

影片试图突破传统西藏电影脸谱化的描摹

在后期制作过程中，这些藏族演员比任何人都要紧张，他们总是在问我，那句台词有没有变，我那个结局有没有改……演雪鹰的洛桑念扎一直在担心，最后的结局有没有变：他有没有跟解放军走？在以往的同类型电影中，从未出现过土匪不跟解放军走的局面。演员们都非常珍惜这部电影里与以往截然不同的角色风貌。

所以，《金珠玛米》设置了以往不可能出现的态度和立场。

若以《金珠玛米》为边界，对于民族电影来说大大地向前迈进一大步

醍醐：在以往的商业电影中，很多人通过迎合观众们对“藏味儿”的需要，获得商业上的成功；《金珠玛米》挑战这种规则，您会担心电影的票房吗？

杨蕊：客观而论，《金珠玛米》在商业上的失利不单是因为挑战规则，而是有更复杂的资本力量以及档期选择等现实因素。贺岁档这一时间段上，电影院本身是不愿意给一部藏族严肃电影口碑发酵空间的，另一方面，我们也没有庞大的资本力量做票房加持。

但是对于普通观众而言，好看的故事远比电影里的立场和观念更为重要，因为立场和观念不能超越故事本身。这部电影在基本故事层面提供了曲折丰富的人性故事，所以现在全国各地不断传来电影院主动增加排片的消息时，我对这部电影是有信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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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金珠玛米》是一部讲述昌都战役的片子，但是为什么会有蒙古族的土匪穿插在故事中？

杨蕊：在历史资料上也可以找到对应的解释：在过去的青藏高原上，最具流动性的就是土匪和僧侣，蒙古族融入其中并不奇怪。这些流寇身上，也含有巨大的悖论，例如在河口慧海《100年前西藏独行记》中提到，这些土匪在转山时，竟会把抢劫到的财物全部作为神山的供奉。在《亚洲腹地旅行记》里有这样的描述：在旧藏人们生活的特别穷苦，但是很多时候脸上却洋溢着天堂般的笑容。这提供了一个更多维角度的旧藏认知，体现了制度与宗教的复杂性。我们不能以一个进步的世界观对当时的西藏进行简单、非善即恶的价值评判，因为我们中的每个人都不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真实的情况远比我们想象中的复杂。

杨蕊导演朋友圈

为什么我愿意做一个争议、探讨的推动者？如果我只单纯做一个电影的制作人，不去关注和引导话题，我反而会觉得不满足，这种不满足是因为，如果这个话题不被关注，电影的意义也就被淹没了。没有争议，就没有注意。因此我希望有更多人关注到这部电影，即便是反对，也具有社会意义。

国家民委的微信平台上发布了《金珠玛米》的特稿，在最后一段的议论性文字中说：《金珠玛米》是把几十年来政治话语的阶级立场转换成人性立场的电影，它不再把解放军、差巴和农奴主以阶级立场划分。

而《中国电影报》直接给出大标题：“《金珠玛米》——给失败者以尊严”。在已经僵化了几十年的话语体系中，能得到官方主流媒体的认可，实际上是和大家对这部电影的争议脱不开的。

《中国民族报》在总结这部电影时说：这是一部把解放叙事变成对话叙事，把阶级立场变成了人性立场，给失败者以尊严（的电影）。我觉得这就是巨大的进步。因此，一部电影所承担的使命，票房当然是其中之一，如果票房好的话皆大欢喜，但是这部电影一定会有除了票房之外的更大的价值和意义；让注意到这部电影的人对我们几十年习以为常的观点进行反省和反思——这就是比票房更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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