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超：“增其新而不变旧”：转型时期的历史书写 ——以章嵚《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为中心

20世纪初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一文，树立“新史学”旗帜。新史学持进化论，要求书写国民历史，以挽救民族国家的危机。新史学思潮引发了史学思想观念的变动，带来了历史书写的变化。处于清末转型时期的中国史学，既有新史学的因子，又有传统史学的遗留，其中“新”因素，已为多数研究者关注，而传统史学的影响，尚可进一步讨论。本文尝试以章嵚《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为中心，探讨转型时期传统史学的影响以及这一时期中国历史书写的特点。

中国新史学最初的实践形式，可谓是历史教科书，教科书编写开了新史学著作的先河。[1]目前关于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与新史学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引译日本以及夏曾佑、刘师培、曾鲲化等人编写的教科书上，[2]章嵚《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鲜有提及。选取《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来讨论，还有以下考虑：一，该书采用新的编写形式，是新史学的实践。二，夏曾佑、刘师培与曾鲲化等人编写的教科书都是未竟之作，夏曾佑写到隋朝，刘师培写到周朝，曾鲲化写到战国；《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叙述了从远古到清朝立宪运动时期的历史，叙事完整。三，章嵚与夏曾佑、刘师培等都是历史学家，对历史有自己的理解，《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反映了章嵚的史学思想。考察《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对认识转型时期史学有一定的参照意义。

一、章嵚与中国历史教科书之编写

民国初年，发愿著《中国通史》一书，1914年成书，约一百万言，1934年商务印书馆以《中华通史》为名出版。该书“融汇日本与我国史论之精神，以新的观点制作的”，被认为是清末民初书写“民史”的代表：“犹有足述者，即其历史观念即由其‘君史’的立场进而至于‘民史’的立场，这在我国史学史上，可谓是个大的过渡。”[6]1921年在北京高师任教时，认为秦朝是中国古今事变的枢纽，拟编著《秦事通徵》一书，1925年开始撰写。章嵚著作除本段提及的外，尚有《日劄》数种、《天行草堂主人自订年谱》一卷、《天行草堂文稿》、《天行草堂遗稿丛刊》等，都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章嵚编著有数种教科书。1907年为上海书局编写历史教科书和地理书，1910年出版的《中国大历史》附注为“高等教科中学参考”，具有教材性质。综计，章嵚编写的中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有：（1）《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共3册，1908年文明书局出版，1909年出了2版，其中上册于1911年出到第3版。[7]（2）《中华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学用，共3册，1912年文明书局出版，该书为1908年《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的修订本。（3）《新制中华历史教科书》，与汪楷、华绍昌合编，共9册，1913年中华书局出版，第1册在初版当年就出到第7版。（4）《新制中华历史教科书》，与丁锡华合编，共9册，1913年中华书局出版，第1册至1920年出到22版。这两种新制教科书都由教育部审定，供高等小学使用，内容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前者为春季始业用，后者为秋季始业用。（5）《新编中华历史教科书》，与潘武合编，共6册，1913年中华书局出版，教育部审定，高等小学校春季始业用。第1册至1918年出到15版。[8]

关于《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编写，章嵚指出：“自早岁，喜究史乘，旨趣所向，为而不止，近益孜孜。致力于斯，前后垂十七载。采辑大要，约之成书。”[9]该书出版后，获得了一定的好评。民国时期黄现璠对该书予以较高的评价，指出在 1902年至1913年间出版的数十种历史教科书中，“除吕瑞廷《新体中国历史》、夏曾佑《中国历史》和章嵚《中国历史教科书》外，皆无足观”。《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史事方面，皆以帝名标题，题下加以简要的叙述，同时书顶眉标，亦颇扼要”；“编制及材料，颇为得当，极合教科书之用。惜民国以后，无人增订”。[10]

二、新史学的实践：《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编写形式

近代中国新史学与传统史学的一个不同，是采用新的编写形式，如章节体、历史分期等，成为中国新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编写之时，正是中国新史学兴起之时，受其影响，该书采用了新的编写形式，与传统史书有很大的不同。

篇-章-节体。史书体裁，是史学家思想观念的体现，包含着史家对历史事实的看法，对整个历史发展进程的认识和理解。[11]中国传统史书体裁，主要有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等几类。《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采用“篇-章-节”体这种新式编纂体例。全书分为四编，每篇下面再分章节。如第一篇“远代史”讲述了自远古至战国末的历史，分为远代史发端，上古上、下，夏商，周，春秋上、中、下，战国上、中、下，文明史一、二、三、四等十五章，每章再分若干节，如第五章“周”分为周帝纪上，周帝纪下，周之人物及制度，周之地理、列国、外族及内部之社会等四节。这里，“篇”划分依据是历史分期，把一个分期时段作为一篇，其记述主体为“节”，节下面，再分细目讲述，如周帝纪上，分为几目：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等四目。

历史分期。历史分期是近现代历史工作者对长时段历史的阶段划分，其意图是通过划分历史阶段来认识历史的进程。[12]中国传统史书只有朝代断限，历史分期是西方普遍历史的产物，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传入中国。[13]《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采用了新式的历史分期，把中国历史分为四个时期：远代史——自邃古至周末，是从揖让到征诛转变的时期：“自群演之治，趋而益进，竞争之端斯动。揖让之局，降为征诛，势为之也。如是者积商、周二朝，皆无能改。至于东周，大势方趋一统，春秋之国，少于周初，战代之国，又少于春秋。群力交竞，激而日烈，其征验有如此者。”[14]中代史——自秦至唐末，为优胜劣败时期，秦皇汉武等设立的制度对后世影响深远：“六国并于秦，秦祚移于汉，不数十年。祸机频动，岂天未厌乱欤？非也。生民之待汉，犹彼时之待秦也。要之，社会既立，将有必趋之势。东汉西晋之季，优胜劣败之故著焉。李氏安未久而兵革随之，乱极于五季，危机熟矣。其间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三主，拓疆建制，其影响施于政体，被乎学术，固有足以翘示世界者。”[15]近代史——自五季至明末，为外族优胜时期：“唐衰，外族寖盛，五季扰乱，其导机也。宋统中国，契丹寖强，比其衰也，女真踵起，而宋亦南矣。元人肆其方张之焰，灭金灭夏，其心未厌。宋与邦交国际，不谙对付，轻于尝寇，猝取败亡。故自唐以降，为外族优势时代。明之致治，下于汉唐，能驭外者，仅有成祖。优胜劣败，是固然矣。”[16]今代史——自天命至今日（清朝）。

内容安排。新式教科书在内容安排上，有两处不同于传统史书：一是开篇有个“总论”部分，介绍中国地理、民族（人种）、历史分期以及历史的功用等。《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绪言”部分介绍了地理、人种、统系、时代、国名等五个问题。如对地理的介绍，首先指出历史地理意义：“历史之地理，与普通之地理异。所谓历史之地理者何？审求沿革，一也；考览当日形势，二也；条贯前代能用不能用之理由，三也。”[17]其次，把中国疆域分为本部十八省、东三省、蒙古、新疆、西藏五个部分予以介绍，重点介绍本部地理，并附上历朝都会表、户口表。二是在每一部分中，在政治史、军事史后有文化史、社会史内容。《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在叙事上注意八个方面：国势、风俗、社会、制度、族类、政制、人才和学术。[18]全书按照朝代编写，每个朝代有“帝纪”、“人物及制度”、“地理与外族”、“文明史”等固定章节。

《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采用章节体、历史分期以及总说部分等新式编纂方式，与传统史学编纂有很大不同，具有新史学的基本特征，是新史学的实践形式。

三、《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的民族叙述与清末民族观念的衍变

中国历史教科书产生之时，正是近代民族主义兴起的时候。清末，对“中国民族”的认识，存在着大民族主义和汉族的分野，梁启超主张大民族主义，合汉、满、回、苗、藏等族组成一大民族，这成为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基础。章太炎等革命派主张“种族的民族主义”，中国民族主要指汉族。[19]近代民族主义兴起时，传统的夷夏观念还有一定的影响。新旧的民族思想都有一定的反映。

《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所述的民族分为两种：构成中国历史的民族、外族。在“绪言”中专门有“人种”一节，介绍构成中国历史的民族：华、苗、西藏、东胡、突厥、蒙古和韩族等七族。华族即汉族，由西方迁入本部，征服苗族，开拓境宇，黄帝以后，能建成大一统之事业，汉唐两朝达到最高峰。苗族原先占据中原，被汉族打败后退守南方，屡为中原君主所征服。蒙古族在宋朝时强大，今蒙古人已立于中国政府之下。西藏族即图伯特族，出自三苗，上古时为西羌，汉之月氏、唐之党项、宋之西夏皆其族。东胡族即通古斯族，周之肃慎、秦之东胡、晋之鲜卑、隋之靺鞨、宋之辽金皆其族。突厥族，上古之獯鬻、周之猃狁、隋唐之突厥及回纥皆其族。韩族，上古谓之嵎夷、周之秽人、汉之沃沮、晋之休忍、唐之耽罗、宋之安定皆其族。[20]这里简介了七族的历史演变，认为这七族共同构成了中国民族。

《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国民族叙述，借鉴了日本教科书的叙述方式。近代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写，经历了一个由引译日本教科书到自编的过程。清末引译的日本教科书中，《支那通史》、《支那史要》和《东洋史要》有很大影响。[21]《支那通史》列举了中国境内六种人种：支那、韩、东胡、鞑靼、图伯特与江南诸蛮种。[22]《支那史要》列举了五种人种：苗、汉、蒙古、满洲和回回。[23]《东洋史要》介绍了汉族、西藏族、中国交趾族、通古斯族、蒙古族和土耳其族。[24]汉族、通古斯族、蒙古族和土耳其族都是重要人种，中国历史是这些民族依次统治的历史，汉族并不占有主体地位。日本教科书的叙述，割裂了中国民族主体的完整性，中国没有任何线索可以追寻到本民族的主体。[25]《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所列举的七个民族，各族是对等的，没有主从之分，这种民族叙述，与日本教科书基本相同。

《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外族叙述，却有着深刻的夷夏观念的影响。该书在各个朝代中都会专门讲述此期的“外族”。书中述及的“外族”有：

朝代

外族

上古

共工、三苗

夏

莱夷、淮夷、曹魏之戎，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黄夷

商

肃慎、交趾、渠搜、氐羌，西戎、侁人，邳人、蓝夷

周

东方有肃慎、秽人、良夷等国，西方有义渠、央林、北唐等国，东北方有高夷、独鹿、孤竹等国，西北方有般吾、屠州、禺氏等国，东南方有权扶、白州、禽人等国，西南方有鱼复、蛮扬、仓吾等国

春秋

戎、狄、夷、蛮

战国

西方：邽冀、县诸、绲戎、翟、獂、义渠、大荔、乌氏、朐衍；北方：襜襽、林胡、楼烦；东方：东胡、山戎、中山；南方：蜀、巴、九夷

秦

匈奴、南粤

西汉

匈奴、西域、羌、西南夷、两越及东瓯、朝鲜

东汉

南匈奴、北匈奴、西域、羌、南蛮、日本、乌桓、鲜卑

三国

乌桓、鲜卑、匈奴、交趾、南夷

两晋

匈奴、羯、鲜卑、氐、羌、蛮

隋

突厥、西域、林邑、高丽

唐

突厥、薛延陀、回纥、高昌、吐谷浑、党项、吐蕃、波斯、大食、印度、南诏、高丽、百济、新罗、日本、契丹、奚

宋

西夏、安南

明

元、鞑靼、卫拉特、河套之寇及哈密、吐鲁番、宁夏之青海之寇、特穆尔、奇卜察克、苗瑶诸族、安南、南部诸蛮、三卫、倭寇、朝鲜、欧人

从上述可见，《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所述“外族”有三类：一是一些现在所谓的少数民族，如春秋时期的蛮、夷、戎、狄，秦汉时期的匈奴，晋时的五胡，唐时的突厥、回纥、吐蕃，明时的蒙古等。二是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如周时期的一些小国，汉唐时期的西域，唐代的高昌、南诏，宋代的西夏，明代的河套、吐鲁番等。三是现今的一些国家，如西汉时的朝鲜、东汉时的日本、隋时的高丽、唐时的波斯、大食、印度、高丽、百济、新罗、日本，宋时期的西夏、安南，明代时期的朝鲜、日本以及欧洲。

这里的“外族”叙述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外族不仅包括今天所谓的少数民族，而且包括一些民族地区与外国，这种民族认识较为少见。二是划分外族的标准，即其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外族是相对于“本族”而言的，凡在中央政府统治之下的，都视为本族；凡不属于当时中央政府统治下、且与政权有关联的共同体，都视为外族。三是外族是变动不居的，它以与中央政府的分合为界限，一旦纳入中央政府统治下，就是本族；反之，一旦脱离中央政府，就成为外族。

《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的民族叙述，既借鉴了日本教科书的方式，也有着浓厚的夷夏色彩，其对中国民族的认识，相较于清末其他中国自编教科书来说，有所不同。曾鲲化《中国历史》中，中国民族指以汉族为主体的集合；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中，中国民族是指汉族。[26]《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中中国民族是指中央政府统治下的各族，它既不是梁启超等人倡导的各民族共同体，也不是章太炎等指称的汉族。这种认识，逸出了清末大民族主义与汉族的认识分野，反映了清末民族观念的衍变。

四、帝王家谱：《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的政治史叙述

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批评传统史著太注重政治史，“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中国数千年，惟有政治史，而其他一无所闻”。[27]这种“弊病”在《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中有明显的体现。该书重视政治史，凡朝代更迭、帝王统系、政治事件都详加叙述。

《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对朝代更迭尤为关注，除了详述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外，还在秦汉、隋唐、元明等朝代之间，专门设有章节，讲述更迭过程。每一朝代中，围绕影响到朝代兴衰的政治事件，如两汉“后祸”、两晋“叛逆”，唐代“藩镇”，宋代“党争”、明代“阉祸”等重点讲述。两汉“后祸”讲述西汉的吕氏、上官氏、霍氏、王氏，东汉的窦氏（窦宪）、邓氏、阎氏、梁氏、窦氏（窦武）、何氏等祸乱。两晋“叛逆”讲述张昌、邱沈，陈敏，王弥，王如、杜弢，杜曾、王机，王敦，苏浚、祖约，桓温，庾楷、王恭、殷仲堪、杨诠期、桓玄，孙恩、卢循、徐道覆，谯纵等叛逆事。唐代“藩镇”讲述安史之乱、代宗之藩镇、四镇之称王、淮西之叛及泾原之变、德宗之制逆、宪宗之讨逆、河朔之再叛、文宗武宗之制逆、田令孜之激乱、三帅之犯阙、朱李之相攻等。宋代的“党争”与明代的“阉祸”也都详加叙述。

注重帝王统系是《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一个突出的特点。帝王身份是取舍人物的一个重要标准。如春秋历史不仅讲述周王室帝纪，还分别讲述春秋同姓列国与异姓列国诸王，同姓列国讲述了鲁、卫、晋、郑、燕、曹、蔡和吴八国，异姓列国讲述了齐、宋、陈、楚、越、秦六国，主要是罗列王位变化。如“春秋”一章列举东周帝纪：

平王之崩也，太子洩父早死，孙林立，为桓王。王崩，子佗立，为庄王。周公黑肩谋弑之，而立其弟王子克。王知之，杀周公，王子克奔燕。王崩，子胡齐立，为僖王。王崩，子阆立，为惠王。庄王庶子颓作乱，王出奔郑，郑人纳王，诛子颓及其党，赐郑虎牢以东地。王崩，子郑立，为襄王，王弟叔带作乱，王出适郑。晋人勤王，杀带。王崩，子壬臣立，为顷王。王崩，子班立，为匡王。王崩，弟瑜立，为定王。王崩，子夷立，为简王。王崩，子泄心立，为灵王。王崩，子贵立，为景王。王爱庶子朝，欲立为君。王崩，大臣立王子猛，与子朝之党战。未几，猛死，弟匈立，为敬王。自后入于战国之世。[28]

这段话概述了春秋时期周王室更替情况，把春秋时期东周王室的十几位王全部列举，对各王罗列名称，很少介绍事迹。在对其他王朝更替与帝纪的叙述中，基本都是采用这种书写方式。即便很多帝王对中国历史没有影响，该书也会列举。这种书写方式，很像一些新史家所批评的“帝王将相”家谱。

忠君是《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人物品评的一个标准。该书对维护王朝统治的人物予以肯定，而不利于王朝统治的则视为“叛逆”或祸乱予以批评。以东晋桓温的叙述为例。在中国历史上，桓温既是权臣，又在对外族征战中有一定的战功。《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把桓温放在“叛逆”一节中：

永和间，朝廷谋中原，以（殷）浩督扬、豫等州军事。又二年，温以屡求北伐，不听，遂拜表便行，军武昌。会稽王昱手书谕之，旋还镇。又二年，浩北伐屡挫，温上疏废为庶人。自是大权一归于温。温遂帅师北伐，破氐符苌。又二年，讨羌姚苌。哀帝立，征之入，不至。未几，复征之。温来，又止之。温居赭圻，遥领扬州牧。明年，移镇姑孰。帝奕时，帅师伐鲜卑慕容暐，败枋头，威名顿挫。参军郗超，劝温行伊霍之事。温入朝，白褚太后，废帝奕，立简文。温威势翕赫，还镇姑孰。及上不豫，急召温入辅。不至，上崩，孝武即位。温本望简文临终禅位，否便居摄。既不副所望，甚愤。孝武甯康初，温入朝，陈兵见百官，有震慑失措者。温有疾，还姑孰，讽求九锡。谢安、王坦之，故缓其事。寻卒。[29]

桓温作为东晋的权臣，数次征讨北族，民国时期多数教科书对桓温予以肯定，认为东晋在危难之中，不忘恢复与统一，从而给予东晋朝代较高的评价。《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将桓温视为“叛逆”，详述了桓温对君主的威胁与不道，突出他擅权祸国、乱臣贼子的形象；而桓温征讨外族图谋恢复的情况，却不是叙述重点。这反映了《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王朝立场与忠君观念。

《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政治史叙述，与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颇类似。

《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190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被誉为新史学后“第一部有名的新式通史”。[30]该书特别重视政治史叙述，详述了帝王统系与朝代更迭。以秦汉政治史为例。秦汉政治史部分讲述了秦始皇（2节）、秦二世、秦与中国之关系（2节）、受命之新局、天下之叛秦（2节）、秦亡之后诸侯自相攻伐（2节）、楚汉相争（2节）、高祖之政（2节）、汉之诸帝、文帝黄老之治、景帝名法之治、武帝儒术之治、汉外戚之祸（6节）、光武中兴（3节）、后汉之诸帝、宦官外戚之冲突（6节）等。这正如新史学所批评的那样，成为帝王将相的家谱，完全是传统史学的叙述方式。可见，重视政治史，不惟《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所独有，而是清末新史学实践中比较常见的现象。

五、文明史：新史观下的传统叙述方式

中国传统史著重视政治史，不大重视文明史，新史学强调文明史对塑造国民的意义。1902年，梁启超给予文明史很高的评价：“文明史者，史体中高尚者也。”[31]相较于重视政治史来说，《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特别重视文明史，这是该书的一个特色。

文明史在《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占有相当的分量，每篇之后都有文明史内容。如远古至秦统一之前的远代史，有十五章，其中后四章都是文明史，分别讲述这一时期的学术、宗教、人生伦常、人生利赖四个方面的问题。学术方面分为文学、哲学、美术学、实用学等四部分，宗教方面分为祭祀论、术数论、神道论三部分，人生伦常方面分为称谓制、婚制、终制三部分，人生利赖方面包括衣服考、饮食考、建筑考、金属实用考和杂具考五部分。以上每个部分又包含若干小节，如学术方面的“文学”部分又分别讲述文字学、史学和韵文学，“哲学”讲述儒家、道家、墨家、儒墨道三家之外之学，“美术学”讲述音乐学、绘画学，实用之学讲述数学、历学、医学。其他部分也都分别讲述相关知识内容。

《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对文明史的叙述相当详细。如“衣服考”部分，分为“衣裳”、“裘服”和“冠履”三节，详述中国上古服制的变化过程。“衣裳”一节写到：“太古之民，由弁服而皮服，至黄帝始为衣裳。唐虞以来，衣裳必有绘画。周公制天子之服，四时异色，盖示随时以为变者。又黄帝之世，布帛始兴。尧时加以絺苎、木棉、草布、毛罽。舜时加以锦繍。至周，掌司染草，设有专官，制美色华，甲于远代。”[32]“裘服”一节写到：“自少昊氏都曲阜，鞬鞮毛人，献其羽裘，裘服殆始于此。其后尧时有鹿裘之衣，禹时有珍裘之献，周时有司裘之官。裘之贵重可知。殆乎周季，蔡昭侯有美裘，贾祸于楚。晏婴节俭，一狐裘三十年。孟尝君使客盗狐白裘，赂秦幸姬，其与人生之关系者，皆甚切也。”[33]“冠履”一节写到：“唐虞以上，冠布无緌，其冠之有旒则曰冕。旃冕作于黄帝，加饰起自唐虞。虞皇殷冔周冕，所以别也。又黄帝之臣，余则作屝履。履于是亦备服制之一。后世著为常制，其与履类者，别有屐云。”[34]这里介绍了衣裳、裘服、冠履的由来及其颜色、形制、材料等变化，管理衣裳的职官设置情况，并且就裘服的珍贵，联系到国家政治事件予以讲述，既有很强的专业性，也寓含了一定的教育意义。

《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文化类人物述及不多。该书重视文明史，但述及的人物较少。这里以唐代为例。一般认为，唐代是中国文化极盛的时代，文学艺术都有很高的成就，诗歌、书法、绘画等名家辈出，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该书在叙述唐诗时写到：“唐诗有初、盛、中、晚四代之别，而以盛唐之诗为著。”这里对唐诗繁盛情况一带而过，没有提及很多教科书都介绍的李白、杜甫等诗人。关于唐代散文：“大抵唐文三变：太宗高宗之世华、玄宗之世雅、代宗德宗之世严，此则欲变而欲趋于古者也。”这里也没有提及发起古文运动，后被称为“唐宋八大家”的韩愈、柳宗元等人。关于唐代书画：“唐李思训妙丹青，开北宗之祖；王维妙破墨，启南宗之先。然自南宗盛行，白描写意之画兴，而绘事家鲜有。”[35]这里介绍了李思训、王维，但没有提及唐代书法家。相对于不厌其烦地罗列帝王等政治人物名字来说，对文化人物却惜墨如金，甚至没有提及姓名。这种叙述方式，看不到唐代文化的繁兴。

重视文明史具有重要的意义。“文本的意义不只和内容有关，也和它与读者接触的形式有关”。文本形式的改变，会导致意义产生重大变化。[36]文明史是要打破传统史学一家一姓的家乘，书写民史。清末一些教科书也注重文明史。1905年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即是如此。该书指出：“中国史书之叙事，详于君臣而略于人民，详于事迹而略于典制，详于后代而略于古代。今所编各课，其用意则与旧史稍殊，其注意之处约有数端”，如历代政体之异同、种族分合之始末、制度改革之大纲，社会进化之阶级、学术进退之大势。[37]《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注重文明史，标示了它的文化意义，突显了与传统史学的不同。

在注意到文明史书写的意义时，同时也应看到此时文明史尚处在探索阶段，《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文明史叙述涉及很多方面，基本是罗列，显得庞杂拖沓，缺少一个中心，难以看出中国文化的演进。这种情况，显示了文明史书写的难度：“中夏之典，贵其记事，而文质之化不详，故其实难理。韩非曰：‘先王之言，有其所为小，而世意之大者；有其所为大，而世意之小者。’非通于物化，知万物之皆出于几，小大无章，则弗能领此。”[38]如何来书写文明史，并与政治史等有机结合，是历史书写需要面对的问题。

结 语

本文以《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为中心，讨论了清末转型时期的中国历史书写。《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从编纂方式到内容设置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是新史学的实践。《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采用了新的编纂方式，如采用章节体、历史分期，注重社会文化史内容，体现了新史学的影响以及史学观念的革新。这是新史学“新”的一面。但是，其中的民族史与政治史叙述，依然保留了传统史学书写方式，又体现了传统史学的影响。这反映了新史学发轫之初历史书写“新旧兼容”的特征。

本文希望引起讨论的是传统史学对新史学的影响。对近代中国新史学的研究，一般多关注“新”的一面；但从20世纪初年新史学的具体实践来看，情况相当复杂。当时，梁启超与章太炎等人都试图编写新的中国历史，都没有完成。这说明了如何运用新史学理论来书写中国历史，在具体实践中还存在着一定的难度。作为新史学最初实践形式的历史教科书，基本都是借鉴了日本教科书。但是，借鉴日本教科书，又与新史学诉求以及中国史家的感情相矛盾，中国史家必须从中国立场上来书写中国历史。[39]这时，传统史学的一些要素成为新史学实践的一个重要资源。民族认识上的夷夏之辨、帝王家谱式的政治史等叙述方式，都有所遗留，并与新的史观结合在一起，“增其新而不变旧”，共同构成新史学实践。对新史学的研究，既要注意到其对西方理论的吸收，也要注意到其对传统史学的继承。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清末民国时期教科书中的日本形象研究”（17BZS01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超，常州大学常州历史文化研究所教授（邮编213159）。

[1]刘俐娜：《由传统走向现代：论中国史学的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61页。

[2]参阅马金科、洪京陵编著《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1840-194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陈其泰《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俞旦初《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谢保成主编《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2006年）；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1882-1949）》（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储著武、汤城《历史教科书与新史学》（《河北学刊》2005年第5期）；张越《近代新式中国史撰述的开端》（《南开学报》2008年第4期）；邹振环《晚清史书编纂体例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变》（《河北学刊》2010年第2期）；黄东兰《“吾国无史”乎？——从支那史、东洋史到中国史》（收入孙江、刘建辉主编：《亚洲概念史研究》第1辑，三联书店，2013年）等。

[3]章嵚：《天行草堂主人自订年谱》，收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整理：《近代人物年谱辑刊》第19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第1-13页。下段叙述也来自该年谱。

[4]贾逸君编：《民国名人传》，岳麓书社，1993年，第410页。

[5]李玉安、黄正雨编著：《中国藏书家通典》，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841页。

[6]吴景贤：《近代中国历史研究法与通史之检视》，《教与学》1935年第4期。

[7]王有朋主编：《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第557页。

[8]王有朋主编：《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第224页。

[9]章嵚编著：《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上册，文明书局，1908年初版，1911年3版，编辑趣意，第1页。

[10]黄现璠：《最近三十年中等学校中国历史教科书之调查及批评》，《师大月刊》第5期，1933年7月。

[11]邹振环：《晚清史书编纂体例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变》，《河北学刊》2010年第2期。

[12]参阅赵轶峰：《历史分期的概念与历史编纂学的实践》，《史学集刊》2001年第4期。

[13]参阅章清：《“普遍历史”与中国历史之书写》，收入杨念群、黄兴涛、毛丹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63页。

[14]章嵚编著：《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上册，第1编，第3页。

[15]章嵚编著：《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册，文明书局，1908年初版，第1编，第1页。

[16]章嵚编著：《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下册，文明书局，1908年初版，1909年再版，第1编，第1页。

[17]章嵚编著：《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上册，绪言，第1页。

[18]章嵚编著：《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上册，编辑趣意，第2页。

[19]参阅郝时远：《类族辨物：“民族”与“族群”概念之中西对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34页；冯客：《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杨立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9-112页。

[20]章嵚编著：《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上册，绪言，第9-10页。

[21]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1882-1949）》，第9-17页。

[22]那珂通世编：《支那通史》卷1，东文学社，1899年，第5页。

[23]市村瓒次郎：《支那史要》卷1，陈毅译，广智书局，1902年初版，1903年再版，第4-6页。

[24]桑原骘藏：《东洋史要》卷1，金为译述，商务印书馆，1908年初版，1914年7版，第6-8页。

[25]参阅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民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8页。

[26]刘超：《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安徽史学》2009年第5期。

[27]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3、6页。

[28]章嵚编著：《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上册，第1编第30-31页。

[29]章嵚编著：《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册，第2编第85页。

[30]齐思和：《晚清史学的发展》，见《齐思和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06页。

[31]梁启超：《东籍月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96页。

[32]章嵚编著：《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上册，第1编，第81页。

[33]章嵚编著：《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上册，第1编，第81-82页。

[34]章嵚编著：《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上册，第1编，第82页。

[35]章嵚编著：《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册，第2编，第210-211、211、214页。

[36]季家珍：《改造国家——晚清的教科书与国民读本》，孙慧敏译，《新史学》第12卷2期，2001年6月。

[37]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见《刘申叔遗书》下册，凤凰出版社，1997年，第2177页。

[38]章太炎：《检论》，见《章太炎全集·<訄书>初刻本、<訄书>重订本、检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20页。

[39]参阅刘超：《貌合神离：中国新史学与日本史学》，《史林》201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