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已成中国“后花园”？一百多年前就是了

今天的澳大利亚，生活着120万华裔，占全澳总人数约5%。有人大呼“沦陷”，认为澳洲已成中国的“后花园”。其实澳大利亚这一“宿命”，19世纪末就曾上演 。鼎盛时期，有8至10万华人活跃在澳大利亚北部。他们是北澳当之无愧开荒者和先行者，为当地的繁荣和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不过，一切随着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成立以及“白澳政策”的确立烟消云散。

农业的舞台上，中国人坐前排↙↙↙

华人登陆澳洲，其实比白人更早。1788年英国军舰来澳之前，见诸史料的华人记录至少有18例，时间可上溯至1750年。1850年代澳大利亚发现金矿，华人大批进入。今天“旧金山”之所以叫“旧”金山，就是因为墨尔本附近发现了“新”金山。

华人的脚步并未止于金矿。大概是因为气候相似，澳大利亚北部的昆士兰州以及北领地，很快成为福建广东移民的立足地。而白人对北部又恐惧又遗弃，澳洲主流最愿意相信的解释是，这里使他们水土不服。根据昆士兰州资料，1886年华人占凯恩斯腹地人口的一半，在道格拉斯港周边达到3/4，大多从事与农业有关的工作。

根据当时土地法案，中国人禁止拥有土地，只能从欧洲移民处高价租地，拓荒清理至可耕，以种植农作物为生。即便条件艰苦，中国人的开荒功力，也令人刮目相看。《凯恩斯邮报（Cairns Post）》在1889年评论，“在农业的舞台上，中国人坐在前排，白人只能在后面，羡慕他们的辫子”。

1890年凯恩斯中国城

华人带来了先进的园艺技巧和灌溉方法，也丰富了当地水果蔬菜的种类。他们经营糖厂、香蕉厂，负责生产、包装、销售，几乎垄断整个产业。经常是一个村子的人，集体经营农场，自留菜园，养鸡养鸭。1900年，凯恩斯附近香蕉种植规模达到2500英亩，年产量85.2万串（bunch）。

在有澳大利亚“北方门户”之称的达尔文，唐人街是最具活力之地。达尔文1867年成立，1874年中国劳工进入。1878年至1909年，中国人的数目一直超过欧洲人。1891年，华人占到当地非原住民数量的70%。当地1890年发现金矿，华人是主要的开发者。之所以如此，可以理解成华人肯吃苦，愿意接受低工资。然而究其根本，是白人不愿意干。

1890年，英国资本大幅投资达尔文金矿。北领地金矿（Northern Territory Goldfields）公司经理D.D. Rosewarne曾在澳洲南方招募30名有经验的矿工，计划组成100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北上。然而没多久，队员就不堪忍受回到南方。1898年该公司总经理承认，“更愿意雇中国人，而不是没用的白人”。

还是1890年，另一矿区经理高价从维多利亚州雇了6名矿工，开出两年合同，高于平均水平的薪资，提供车马费。可短短几个月，人就走了三个。剩下三个“惹得麻烦，比所有中国人加起来还多”。1906年，英国人类学家William Ramsay Smith评价，北领地的白人多“不可靠、流动性强、善变”。

没有中国人，城市不转↙↙↙

华人职业分布极其广泛。1891年，到访达尔文的南澳大利亚州总督Kintore伯爵表示，“只有住在北领地的人，才能体会华人对当地社区的重要。如果把中国人撤掉，达尔文立刻没有鱼、蔬菜、水果，没有洗衣店、裁缝、厨师和佣人，肉也会少一大半。”

坐落在达尔文的华人纪念公墓，埋葬着1880年至1890年去世，年龄在20岁至40岁的华工。其职业包括：铁匠、车夫、牛仔、驯马师、矿工、木匠、厨师、花匠、渔民、商店店员、珠宝商、杂货店店主、矿工、摆渡人、皮革制造商、中草药医生……除了被限制、不准从事的职业，所有可以想见的职业，全有华人的身影。

innisfail香蕉园里扛着香蕉的中国劳工

早期赴澳发展的华人，涌现出一批实业家。1882年，拼音名为Sun Wah Loong的商人在《北领地时报（North Territory Times）》发广告，卖出从香港进口的茶叶、大米、糖、面粉、服装，承接工程及提供劳力。也有人从国内或香港找投资人，在澳洲经营种植园，再卖到澳洲本地、中国或东南亚各地，套路和今天如出一辙。
100多年前在澳大利亚北部的华人，生活水平不比当地白人差，甚至更好。他们与原居民、来自太平洋的岛民、欧洲裔、日本人、马来人和谐相处。有资料显示原住民更愿意给华人干活，因为华人出的薪水更高，对他们也更友善。节庆之时，华人依传统风俗舞龙舞狮，大宴宾客，白人也被邀请。
成功的华商结交欧裔显贵和专业人士，与当地律师行、保险公司、银行有广泛业务往来。他们向医院和慈善机构捐钱，尽居民的义务和责任。欧裔官员对此有正面评价，华人也为本族的贡献感到自豪。虽然有区隔白人和有色人种的措施，但总体看来19世纪末的北澳，种族矛盾并不突出。南部的白人北上，常常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难以想象同处澳洲大陆，差异如此之大。

白澳政策抬头华人凋零↙↙↙

华人在北澳的成功经营和无疑彰显白人的失败，多种族聚居更是报纸和议会抨击的焦点。中国人和白人、原住民通婚，混血儿出现，不同种族一起上学，更激化了批评的猛烈和尖锐程度。华人的抗议无济于事，持同情态度的白人，受制大环境，也越来越不敢发声。

中国人与原住民组成的家庭

中国人与澳洲白人组成的家庭（Mr and Mrs ChickTong）

比起世界其他地方澳大利亚的排华不算血腥，却在相当长时间从未间断。1850年至1880年代，相关措施包括：限制轮船上华人的数量，对到港华人征收高额人头税、不准华人拥有土地、不准参与公共项目建设、不准挖特定地区的铁矿或金矿……这些最终为联邦政府的《移民限制法案（Immigration Restriction Act 1901）》提供理论和实践基础。

《移民限制法案》规定，入境的华人要接受语言测试。测试可以是任何一种欧洲语言，不一定是英文。如果一种语言通过了，移民官有权换另一种语言，直到通不过。所以用此“阴招”，是因为英国认为，歧视不宜明目张胆，要巧妙进行。华人自知处境艰难，大多回国。自此只有少数商人、官员、传教士、学生、旅游者可以短期入境。

白澳政策时期的漫画

值得一提的是，19世纪来澳的华人中，女性只是极少数。有资料显示，1861年本迪戈（Bendigo）金矿附近5000多名华人中，只有一名女性。在1901年之前，澳大利亚理论上允许华人的妻子、未婚妻或子女前来，代价是高昂的手续费。1901年后，移民官对是否向配偶发放签证有完全裁量权。据澳大利亚研究种族关系学者A.T.Yarwood调查，从1901年至1920年，没有一宗中国籍妻子的永居申请得到批准。

留下来的华人，深耕澳洲社会，剪掉辫子，穿上西服，取英文名，信基督教。一战期间，有华裔以英军身份上战场，纪念碑现立于悉尼唐人街。两次大战期间，土生华人成了华社的主导力量。现在看上去有华人脸孔，却毫无“华人味儿”的，十有八九是其后代。其中也包括达尔文市现任市长林芳，一位不说中文的“华五代”。

经过坚持，“白澳政策”达到最初效果。1937年，98%的澳大利亚人是英裔，澳大利亚比任何时候更安格鲁-凯尔特化（Anglo-Celtic）。1922年，凯恩斯市长宣布“成功完成把中国人赶出城”的任务，当地唐人街1936年消失。达尔文的唐人街毁于二战战火，官方在战后刻意不重建。其他地方的唐人街，也是一样的命运。

澳洲的立国之父，建国之初有两条基本框架。一是依据英帝国传统改良的实用主义方针，创立的行政、法律和政府运作体系。二是基于种族歧视的“白澳政策”。前者代表理性，行之有效。后者纯粹出于偏见，令澳大利亚在国际上蒙羞，也使其在与非欧洲国家打交道时，陷入怀疑和不信任。

不得人心的“白澳政策”，在20世纪50年代放松，1973年完全废除。7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接受来自东南亚的华裔移民，80年代接受香港移民，90年代向大陆和台湾打开大门，重新成为华人移民的优选地之一。

“地理上与东南亚的靠近”和“文明上与英帝国的亲缘”，一直是建构澳大利亚身份认同的一体两面。100多年前，澳大利亚抗拒地理条件，试图打造一个“纯白”的国家，恶果在二十世纪后期持续发酵，也使其北部地区发展滞后。

这几年中国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仅次于新西兰、英国的第三大移民来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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