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篆书家文勋作品欣赏，不可不看的《琅琊台》石刻

包拯墓室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位于安徽合肥市东郊大兴集的包氏墓群重见天日，共出土六方墓志，这其中有三方墓志即包拯、包拯妻董氏、包镱妻崔氏墓志，中间间隔38年却均由文勋篆盖。文勋何许人也？这才引起人们对文勋的重视。文勋在宋史中无传，似乎也没什么名气。后经专家从一些零星的史料中考证，文勋的仕履及在书坛上的成就和地位才为人知晓、得以显现。

一、文勋的生平仕履

文勋，字安国，安徽庐江人，汉太守文翁之后，北宋名臣包拯之甥。文勋亲属能考知者尚有子文嘉谟。一生大部分时间都任地方官。史料中记载：嘉祐八年（1063），文勋的官职是“将仕郎守温州瑞安县令”，其后改知处州缙云县。韩维《南阳集》卷十七有《守温州瑞金县尉文勋可特授处州缙云县令》。

熙宁元年（1068）前后，任“将仕郎守海州怀仁县令”，稍后曾布接任。《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二十五：“曾布熙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自海州怀仁县令转著作佐郎。”熙宁九年（1076）春，文勋升迁还朝。元丰八年（1085）任湖州签判。元祐元年（1087），任“奉议郎签书昭庆军节度判官厅公事”并“赐绯鱼袋”，后转太府寺丞。宋·邓椿《画继》卷四：“文勋，字安国。元祐末作太府寺丞，福建漕。”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八十“哲宗元祐八年正月丁酉（十九日）”：“太府寺丞文勋为福建路转运判官。” 绍圣元年（1095），文勋篆《崔氏墓志》署云：“承议郎，充福建路转运判官，飞骑尉赐绯鱼袋文勋。”据孔凡礼《苏轼年谱》引嘉靖《广东通志》卷九:“元符三年（1100）十一月，文勋为广南东路转运判官。”《苏轼年谱》卷三十九，第1366页：勋旋漕湖南，卒，山谷作挽词在崇宁二年（1103）。从文勋来不及为卒于崇宁二年（1102）的文氏篆墓志盖，可证其卒年下限必在崇宁二年（1102）。至于生年，已无法考知，当与苏轼年龄相仿。

文勋一生虽然官位不显，但是书名颇高，与当时名流如苏轼、黄庭坚、米芾、李之仪、毛滂等均有交游，特别是与苏轼、黄庭坚关系甚为密切。《苏轼文集》中苏轼有“余在密州，有文勋长官，以事至密……”记载，有为文勋写的诗词；在密州任太守时请文勋临摹琅琊刻石文字，镌刻于石上，并撰写跋文刻于其后，置之超然台上，并多次推荐文勋篆额，可见两人交情之深！

文勋与黄庭坚也相知甚深，黄庭坚也有多诗相赠；黄庭坚应其同年进士，临淄王辟之之请为《伯夷叔齐庙碑》撰碑文，文勋为《伯夷叔齐庙碑》篆额；在文勋去世后黄庭坚作《文勋真赞》，还写有文安国挽词二首。文勋以篆书擅名，但艺不止此。善论难剧谈，并工画山水，具见于画史。文勋篆书与当朝陈晞、章友直齐名。就个体风格而言，李之仪谓其篆字“方严劲正，未尝妄下一笔”堪为月旦之评。

二、文勋的篆书成就

最近笔者查阅了《书史会要》、《图绘宝鉴》、《画继》、《玉册文》、《伯夷叔齐庙记》等史料，未找到文勋的画，只查到米芾《米海岳书史》中有“文勋、字安国，官至太府寺丞。善山水，画西方变相，其作方界，略不抒思，善论难剧谈，篆字用笔，意在隶前，得汲冢、鲁壁、周鼓、泰山之妙”及苏轼《跋其画扇》中：“道子画西方变相，观者如堵，作佛圆光，风落电转，一挥而成。尝疑其不然，今观安国作方界，略不抒思，乃知传者之不谬。”能得此二名人高度评价，可见文勋其画非同一般！

文勋篆刻现在史料中查到的有：临摹琅琊刻石、《大宋杭州惠因院贤首教藏》碑额篆（残存四字未查到）、《广州东莞县资福禅寺罗汉阁》碑额篆（已不存）、山西永济《伯夷叔齐庙碑》额篆、丁谓（玉册文>记载，南岳镇南门有篆书“南岳”二字,转运判官文勋篆、为包拯、包拯妻董氏、包绶妻崔氏墓志墓志篆额等。现将收集到文勋现存的一些篆书拓片予以共享，供欣赏！

1、琅琊刻

琅琊刻石两千多年来历尽风雨沧桑，损毁严重。西汉末年，琅琊遭遇特大地震，建筑大都被夷为平地，琅琊文化趋于式微，渐被湮没。至北宋时，琅琊台始皇颂德碑已亡失大半，仅存从臣姓名与二世诏书。苏轼任密州太守时，曾于熙宁九年（1076年）登琅琊台，作《书琅琊篆后》跋文，并对琅琊刻石作过一番考证。苏轼对刻石文字极为推崇，称之为“秦虽无道，然所立有绝人者，文字之工，世亦莫及，皆不可废”。其时秦始皇刻石早已泯灭不存，但二世刻石尚保存完整。苏轼于民间搜求到琅琊刻石旧拓本，比当下所见之刻石完好。苏轼的好友、庐江文勋擅篆书，深得李斯笔意，此时正在密州，苏轼即请他临摹琅琊刻石文字，镌刻于石上，并撰写跋文刻于其后，置之超然台上。苏轼曾在超然台思念其弟苏辙，写下了著名的词句“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遗憾的是，后来此摹刻碑石下落不明，不知所终，也未见拓本传世，惟宋刻《澄清堂帖》十一卷收有文勋临摹琅琊台刻石全八十六字。其后赵明诚、李清照《金石录》记曰：“秦琅琊台刻石，在今密州。其颂诗亡矣，独从臣姓名及二世诏书尚存，然亦残缺。熙宁中，苏翰林（轼）守密，令庐江文勋模拓刻石，即此碑也。

以下是《澄清堂帖》十一卷收有文勋临摹琅琊台刻石全八十六字；最后一幅是苏轼《书琅琊篆后》跋文

　释文：五大夫赵婴五大夫杨樛。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今袭号而金石刻

释文：辞不称始皇帝。其於久远也。如後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

释文：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

释文：曰：可。（其后楷书为苏轼跋）

刻石高129厘米，宽67.5厘米，厚37厘米。今存原石本13行，计86字，笔画接近石鼓文，用笔即雄浑又秀丽，结体比泰山刻石更修长、圆活，为秦篆的代表作。原石现藏于国家博物馆。

2、《 伯夷叔齐庙碑 》额篆

蒲州二贤祠《伯夷叔齐庙碑》额高53cm、宽40cm，身高168cm、宽83cm。碑文纵列15行，行40字，楷书，额篆“伯夷叔齐庙记”6字。原在二贤祠内，庙毁后，碑弃于遗址。现留残块，置于永济市博物馆内。《蕴宝斋》所藏拓本，无额，碑文完整无损。据碑文可知，此碑为黄庭坚应其同年进士，临淄王辟之之请所撰之碑文。王氏当时任河东县令，修葺二贤祠功成，向黄庭坚乞文而得，时在宋哲宗元祐六年（1090）。文述夷齐史事及历代名贤对其评价，甚为精当。北图藏有全拓，连同《蕴宝斋》藏本和另外一线装书式民国时期石印本，现知有三件存世。因碑文中有“故乐为之书”之语，世人皆认为此碑为黄庭坚撰并书。

观此碑拓，无碑题，无黄庭坚撰并书题记，正文后有“庐江文勋篆额，洛阳李宏立石”。碑文中显示河东令王辟之向黄庭坚乞文一事。

3、包氏墓群的出土墓志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