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任铁道部长 送站不搞特殊

法制晚报讯（记者 陈品） 滕代远，中国工农红军早期创始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领导者之一、新中国人民铁路事业的奠基人。离开部队到了铁路岗位，他仍然保留着军人作风，视察铁路车站，他始终住在车上，当地领导请他到车下休息，车上热，那个年代更没什么空调。他坚决不去：“这两道铁轨就是我的工作单位，我住在上面安心。”今天是滕代远逝世43周年纪念日，1974年12月1日，滕代远因病去世，临终之前，他写下了两个字：服务。

对于孩子，滕代远也严格要求，孩子在学校里填表时写到出身一栏时，不能写干部要填职员。滕代远五个儿子，其中四个都当了兵。军人气质在第四子滕飞身上得到了完整的延续，对滕飞的采访在一场活动的休息间隙进行，当时已微有凉意，滕飞一直穿着一件海军蓝的迷彩短袖衫，脚踩最普通的沙滩凉鞋，一眼看过去，恐怕很少有人能想到，这样一位打扮普通、甚至有点“土”的人实际身份竟然是海军南海舰队某部师政委。

儿子在部队写信诉苦  父亲回信：要好好准备吃大苦耐大劳

“耕儿”是滕飞原来的名字“滕耕耕”的昵称。滕耕耕是继久光、久明之后，滕代远送入部队锻炼的第三个儿子。1968年，滕飞被送到甘肃酒泉国防科委当兵，后分配到陕西渭南某基地任中继接力通信四站站长。

在去部队之前，滕飞觉得自己做好了吃苦的准备，但是他没想到，部队的生活会那么苦。“当时连吃菜都不容易，冬天全是吃冷窖里的土豆萝卜，吃不到鲜菜，整天刮风。我当时并没有觉得当兵不好，只是十分不习惯。我给家里写信反映部队生活的艰苦，爸爸不久就回了一封信批评我，他说当兵首先要服从命令，守纪律，兵爱兵，兵爱官，官爱兵，兵爱人民群众……尤其要好好准备吃大苦，耐大劳……”

滕飞告诉记者，好多年以后他的弟弟把这封信捐献出去，给了他们家一个复制件，后来这封信就在报纸上也登了。

虽然父亲信里批评了他，但他说一点也没有怪父亲，“我爸爸写信的意思，就是说要时刻准备打仗。而且我爸爸还把他的笔记本给我寄来，上面写着：耕儿，希望你做一个共产党员。”这些对滕飞来说，都是莫大的鼓励。

滕飞后来才知道，1937年5月，父亲和陈云受党中央通过共产国际的委派，带领工作组在这个地方（星星峡、祁连山脉）迎接了突围出来的、由程世才、李先念率领的红四方面军西路军部队。这时，滕飞才想到父辈对自己的教育用心良苦。

“我在部队里当了炊事班班长，作为一个新兵管理着一些比我早入伍好几年的老兵，炊事班要做饭又喂猪，条件艰苦，只能粗粮细做，起早贪黑，干的工作也不错，连续几年把班带成了四好班，班里的许多战士被评为五好战士，我在第二年6月份就入党了。”滕飞说。

得知儿子出车祸  父亲安排：如果去世了不要提出任何要求

1970年8月10日，在一次率领全站同志外出执行战备任务中，车队行进在临潼至洛南的山路上，在拐弯处与山岩发生剧烈碰撞，滕飞不慎从疾驶的卡车尾部甩出，随着车上的篷布一起掉到地下，但是车上的人谁也没看到，幸好后面行驶的车发现了滕飞，救上他追了上来。当时滕飞脑颅骨严重损伤导致昏迷不醒，送到医院抢救。部队马上打电话打到滕代远秘书那里。8月13日一大早，还没有吃早餐，滕代远叫来秘书卜占稳谈了他的两点意见：“一是耕耕要是去世了，你不要提出任何要求，丧葬一切听部队安排；二是如果有可能，请部队想尽一切办法进行抢救，耕耕还年轻，现在只有23岁，还能为党为国家干几十年。请你转告部队领导，家属的意见就这些，我们没有别的要求。老卜，辛苦你跑一趟！”

思子心切的滕代远派林一于9月12日赴西安探望儿子，带去了一点营养保健品。滕飞在医护人员精心治疗下，凭着年轻和身体健康，终于脱险。又经过一段时间，逐渐恢复了记忆力和体力。

1971年1月26日，正好是除夕，滕飞来到了父母身旁，在广州军区总医院进行了第二次手术，父亲对他提出养病期间的几点要求：一是艰苦朴素，不许在我这吃饭，要和工作人员一起到食堂用餐；二是自觉搞好身体锻炼，帮助服务人员打扫卫生：三是没事尽量少外出，尤其不要去广州市。“我当时住在三外科，手术时我用的是针麻，坚持了好几个小时，直到现在军区医院的人都记得我。养伤期间我还到厨房帮厨、打扫卫生，医院专门开会表扬了我。”

时任军区政治部保卫部警卫科副科长兼从化温泉宾馆保卫队队长的刘继发，是一位老兵，曾担任过林彪、罗荣桓的警卫员。他在1988年4月2日给滕代远传记组亲笔写的回忆材料里面说道：“老首长有个儿子在部队车伤，来从化温泉看他，他对孩子要求很严。他孩子到猪栏（猪圈）帮助战士喂猪，到伙房洗菜洗碗，到大餐厅同我们工作人员一起吃。很多工作人员反映，滕代远老首长的儿子生活俭朴，对人很有礼貌，守纪律，爱劳动，爱学习，怎么看也不像大首长的孩子。”

原空军司令马宁： 滕校长您好

1904年11月2日，滕代远生于湖南麻阳一个普通苗族农家。1923年，他在湖南省第二师范读书时接触了马克思主义，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义无反顾地投身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四一二”事变后，白色恐怖肆虐。中共中央召开了“八七会议”，决定以革命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对革命群众的屠杀，组织和发动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滕代远被湖南省委任命为毛泽东为前委书记的秋收起义部队直辖团的团长，成为９月９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领导人之一。

1928年7月，滕代远根据中共湖南省委指示，与彭德怀、邓萍等同志一起领导了平江起义，创建了红五军，任红五军党代表。12月，他和彭德怀率领红五军主力上了井冈山，与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胜利会师，任红四军副党代表。在1930年以后，滕代远率领红三军团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艰苦卓绝的战斗。

抗战爆发后，滕代远从苏联学习归来。1937年底就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作为军委主席毛泽东的得力助手。滕代远特别重视情报工作，经周恩来副主席批准，他派人从香港购进近百台无线电台，大力组织对日军通信密码的破译工作。

1940年5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滕代远出任抗大总校副校长兼副政委。滕代远到抗大任职时，正值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滕代远率领全校师生把战场当课堂。当时，抗大总校许多连队距离战场只有一二公里，学员和日军仅仅隔着一个山包，头上盘旋着日本军用飞机，耳边响着枪炮声，滕代远和教员授课不慌不忙，在山洼里上大课、山坡上会操有条不紊，敌人来了该打就打，敌人走了又开始学习。滕代远培养了六、七、八期三期学生，这些学生很多以后都当了我军的领导。滕飞回忆说，在1974年国庆会谈，我父亲和总理他们在一起，一位穿空军制服的人站在父亲面前敬礼说：“滕校长您好。”我父亲不太认识他，他说我是刚上任的空军司令员马宁，我是您的抗大学生。

朱老总介绍说：铁道部来了一位“将军大老板”

1949年1月10日，军委铁道部成立，滕代远被任命为军委铁道部部长，从1949年一直干到1965年，整整16年。此时，党中央正在酝酿“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决策，抢修铁路，迫在眉睫。1月28日，滕代远在石家庄主持召开铁道部第一次工作会议。

朱德总司令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议上，朱德说：“中央给你们派来了一位将军大老板，他过去指挥千军万马，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现在他仍然要指挥铁路的百万大军，开山辟路，遇水搭桥。”

滕代远着重部署了全国范围内铁路抢修任务，把“解放军打到哪里，铁路修到哪里”作为全国铁路职工的行动口头。1949年6月30日，淮河大桥抢修完成，使中断三年之久的津浦铁路全线通车，到1949年年底，抢修通车里程共计8200多公里，修复桥梁2700多座，使原有的主要铁路基本恢复，并连成一体。

1949年11月，毛泽东决定乘专列出访苏联，成为铁道部成立以来的头等大事。这次出行，滕代远、罗瑞卿等人随行，周总理亲自嘱咐他，这个事你全权负责，除了公安方面的事以外，在铁路上去和回，由你滕代远全面负责。滕代远回到铁道部，立即召开秘密会议，亲自部署人员分配和专列车辆。专列开出前，滕代远已经安排人员对列车进行检修。调派工兵部队在每节车厢内反复进行探测检查，在沿线部署安保人员，他向工作人员强调最多的，就是主席的安全问题。

专列走了几天后进入东北，气温骤降，让滕代远始料未及的是，毛主席乘坐的这列从江南调来的列车，竟然出了大问题——暖气管子冻裂了。

滕代远立即让餐车的列车员烧热水，浇灌暖气管，希望疏通结冰的管道，然而并不起作用，那时的管道已经被冻裂无法再使用。

车到沈阳以后，工人们带好零件，上车检修，发现这车的零件换不了，因为这辆车原来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的专车，是用在南方的，没有考虑到在北方这么寒冷的天气使用的问题，车的玻璃都是单层的，暖气管也不是很防冻的，所以没法修。

这一次，滕代远一直陪同毛泽东专列行至中苏边境后，才返回北京。此后的几年中，毛泽东凡坐火车出行，滕代远都要亲自添乘。

视察时始终住火车：铁路就是我的工作单位

滕飞说，父亲把军队那套令行禁止、艰苦奋斗作风带到了铁路系统。有一次到一个铁路上去检查工作，铁路站组织好多学生去送花。他说不要搞这套，我到这是工作，不要搞这种形式主义，父亲严厉批评了负责人。父亲去检查工作，不是游山玩水，到了一个地方他就全部投入工作。1955年，军队在旅顺搞一个很大规模的登陆演习，彭德怀、贺龙元帅都参加了，我父亲正好到大连检查工作，国防部办公厅主任肖向荣中将请我父亲去视察演习提出指导意见，我父亲曾经担任过红一方面军的副总政委，又是中央军委参谋长和八路军参谋长，我父亲说不用了吧，你们按照毛主席的“积极防御”方针完成演习，我还有工作，底下的工作人员很不解。
    滕代远在铁路视察工作时就始终住到车上，不下来住旅馆。“成都到重庆的铁路修好了以后，贺龙在成都剪彩，我父亲在重庆剪彩，重庆市委领导请他到车下休息，不要住车上了，车上特别热，当时也没什么空调。我父亲不去，就是在车上，他说铁路就是我的工作单位，这两道铁轨就是我的办公室，我住在上面安心。”好多次滕代远跟老工人和老司机照相，他都穿着铁路制服，就像一个朋友一样。到武汉铁道兵工地，滕代远直接挑土挑担，跟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铁道兵三师的指战员一起干活。
    还有一次是在内蒙古，天下着雪，来接的车怎么也等不来，马上就到开会时间了，父亲说：“走，你们跟我走过去，车不来，我们要按时，军人要按时。”最后他带着与会的副部长、局长和处长等十几个人徒步冒雪赶到会场。滕飞说，无论做什么工作，父亲都保持老红军艰苦奋斗精神，这一点对我们影响很大。他平常都是穿铁路制服，很少有他自己的服装，自己的衬衣经常是补着补丁，只有在出国的时候才穿上西装。如今还有当时的补丁衣服和布鞋陈列在麻阳“滕代远纪念馆”里。
    1968年底，滕代远又将最小的儿子滕久昕送往内蒙古大草原插队当牧民。那天，全家都去永定门火车站为他送行。车站规定不让送行的家长进站，彼此只能在进站口告别，只有持车票的同学才可以进站。父母亲也被挡在车站外面，焦急地站在混乱的人群中不知所措。家长们急切地向车站负责人交涉，我们也选出代表向站方提出抗议。经过协商，家长们最后才得以进入车站，与奔赴边疆插队的子女们话别。
    滕久昕曾回忆道：“父亲当时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此前是铁道部长，可是他们送我的时候是以普通老百姓身份到车站的，没有跟任何铁路系统领导和部门打招呼，是挤在人群里向我挥手的……车启动了，老父亲流泪了。” 

临终之前写下两个字：服务

滕飞告诉记者，父亲是那种平常不太爱说话的人，不计较名利，他说国家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他还说好多战友，比如黄公略、邓萍、左权，他们都可以评元帅、评大将，但是他们都牺牲了，什么都评不到。
    全国恢复高考制度时，滕飞报考并取得了数学考试满分的好成绩，先后在国防科技大学、国防大学、海军舰艇学院参加过学习，并分别在国防科委和海军部队获得过大军区级“优秀干部”称号，立过两次三等功。“学习回来以后，我没有到大城市，而是到艰苦地区，我觉得这是我父亲要求的，也是我自己要求的，越是艰苦的地方越能锻炼人，可以磨出好刀来。”滕飞告诉记者，他也参加过边境作战，有些战友也都受伤了，眼瞎了，他们为了保卫祖国的边疆付出了那么大的牺牲，我能活着就是一种机遇，更要对得起牺牲的战友。
    1985年，滕飞又调到了海军部队。“我在海军的时候执行任务，20多天吃不着新鲜蔬菜，都是吃罐头，没法洗澡，一个人一天就一杯淡水，在那种艰苦条件下，我就给大家讲我们执行捍卫我国南海主权任务的意义，那时候我已经是上校正团了。”滕飞几次向海军领导主动要求把自己调到条件更为艰苦的西沙。
    滕飞说，虽然我父亲1974年就去世了，但是这一路走来我是按照父亲的教导做事，包括其他老一辈的教导。滕飞告诉记者，1978年，罗瑞卿重新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他参加军队的一次会议，照完集体相以后，首长就跟大会主席团的人一一握手，他与国务院副总理王震握手时，我爸爸跟王震很熟，我就报了一下我是滕代远的儿子，王叔叔好。罗瑞卿找工作人员说把那个滕耕耕叫来，“他坐在轮椅上，跟我讲了好多事，说你干得好，我跟你爸爸是老战友，要把红军传统这杆旗打下去。我当时受教育很大。”滕飞说，朱德对我父亲很熟悉，在井冈山，朱德是总司令、彭德怀是副总司令、毛泽东是总政委，我父亲是副总政委，在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朱德身体不好，他还专门来向我父亲遗体告别。
    “我父亲最后临终以前，最后就写下服务两个字，那就是为人民服务。”滕飞说。
    1950年，滕代远的长子久翔在家听到自己的父亲担任了铁道部部长，心想父亲在中央当大领导，在北京找个工作肯定没问题。“我爸爸说不行，你还是回家，你来了以后家里母亲怎么办，家里还有孩子，不要给地方政府添麻烦。另外我当部长怎么能安排我自己的儿子干？”父亲说可以支援他，给大哥了一些他的衣服和钱。
    滕飞说，父亲不仅对于孩子如此“严苛”，对于母亲也是。滕飞的母亲林一在延安时期就是中央社会部的秘书长，1940年，林一率领中共中央社会部20人工作组，肩负着对日伪开展战略情报工作的重任，到了前线。24岁就任情报科和派遣科科长，几次深入虎穴，化装潜入北平布置工作。
    这样一位资历很深的“老革命”，却一辈子被滕代远“打压”着。“解放后，铁道部多次提出让我妈妈任局级职务的建议，一打报告父亲就把她划掉，他说我自己当部长怎么能提自己人？实际我妈在单位里的资格最老，但是她一直是副局长、党委副书记，经过我爸那一关就很难，通不过。”

首长来家里做客：我们招待怎么能叫公家报呢

滕飞说他从小受到的家教就是这样，而且父亲都是以身作则。刚一解放的时候，父亲就到铁路上工作了，他同时还兼着华北军区副司令，经常有领导和战友来家里做客，朱总司令、彭老总、王震等，还有不少中将、少将是他在抗大当校长时的学员。有的客人招待烟茶水果；有的还请吃顿便饭，那么这些钱谁出呢？警卫员秘书说，反正这是公事，重要首长来，那我就统一按公事公办报销。我父亲坚决不同意由公家报销：“这些都是我的上级，都是我的战友，他们来这吃饭，我们招待怎么能叫公家报呢？我父亲都把秘书写上的报销单给划了。”
    父亲对灯的大小、瓦数都有要求。他说，虽然住在家里，那都是公家的，每个屋子里灯泡的瓦数不能太大，国家刚一建国，很困难。滕飞还给记者讲述了一件让他印象深刻的事。1973年，他受伤以后第一次从部队回家，带了不少行李，他提出让家里派人到火车站接他一下。滕代远没有派车去接，最后是警卫排的几个战士骑着三轮车，从火车站经过东长安街，把他接回去了。
    滕飞在部队的时候津贴不高，刚一开始每个月都是6元钱，第二年7元，第三年是8元，当时他从家里走的时候带了30元钱，后来他就很想要个表，当时大哥滕久光在海军当兵，大哥说可以帮着买一块表，大概60元钱，这样滕飞又跟好战友借了30块钱，凑齐60块钱给大哥寄去了。后来滕代远知道这个事了，说：“当兵的戴什么表？”这60块钱就被扣下了，滕代远坚决不叫大哥给他寄，还来信批评了他。“所以我不仅把家里带的30块钱都花了，还要借30块钱，我每个月才6块钱，我还了几个月才还完。”滕飞笑言。
    一下子10个月的生活费没了，好在滕飞不抽烟不喝酒，也不用给家里面寄钱，对那些家庭困难的战友，他省下来钱支援他们。有一个士兵家里的母亲病了，滕飞提干的第一个月发了60块工资，全部给他了。1973年，滕飞所在的部队当时在四川，云南发生地震，滕飞到邮局用了个红兵的名义，寄过去了300块钱，相当于他好几个月的工资。钱寄去了以后，人家追查，追到部队，部队领导判断肯定就是滕飞。
    “我就怕他给我寄回来，所以才不留名不留姓。到了广州以后，我还一直坚持给地震灾区捐款，一千三千不等，远远超过我退休的工资了。尽我自己所能，力所能及吧。”
    父亲不允许我们特殊化，特别在那封信里面要求我向工农出身的战士学习，在学校里填表时写到出身时，父母都叫他们填职员，“填职员你就看不出是哪的职员了，可能是科长，可能是一般的工作人员，就是不许填什么革命干部，从我们的身上根本看不出是干部的后代。”滕飞说。
    文/记者 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