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赞：中国20世纪100年国际唯一认可的学家仅仅张培刚一人

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曾尖锐的指责，中国真正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人，此话一出在海内外引起轩然大波。
新望学者曾说，丁学良教授所指的大概是从理论体系上，或者从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上，一个独到的定理、一个模型等等，从这个含义上讲，如果按这个尺子衡量的话，可能在中国没什么经济学，也没什么经济学家。在国际上能够拿得出手的也就是上世纪40年代张培刚这么一个。大批出现这些人，大陆目前经济学研究还没有进行到那个阶段。


张培刚（1913—2011）先生是发展经济学奠基人，经济学一代宗师，我国卓越的经济学家、杰出的教育家，曾任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兼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名誉会长，湖北省首批“荆楚社科名家”，获得“华中科技大学终身成就奖”。他毕生致力于理论创新，为发展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敬请阅读。

少年大志

1913年7月，张培刚出生于湖北黄安的一个农民家庭。属相为牛的张培刚，一生就像牛一样，有牛的韧性，有牛的干劲，勤恳而不计回报。他出生在农村，从小与家人在放牛、砍柴、种植庄稼的农活中，砥砺品行，激励斗志，并逐渐形成了对中国农村的最初认识。中国农民生活之贫困、劳动之艰苦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刻下了深深的烙印。他在内心深处早早立下了改善农民生活、改进耕作技术、促进农业发展的终生志向。

张培刚天资聪颖，5岁入私塾，一年后转入湖北省黄安县八里湾镇东边田村下陈家田的启人小学。1925年春，年仅11岁的张培刚只身离开家乡，考入董必武为校董的私立武汉中学，受到董必武的国文熏陶。次年春天转学到湖北省立第一中学。受当时“民主与科学”社会思潮的影响，张培刚刻苦攻读数理和社会科学。但是不久，他逐渐意识到，中国是一个以农为本的大国，要富强起来，必须从发展农业经济入手。他在报考大学时放弃了学自然科学的打算，决定专攻经济专业。

1929年春，张培刚插班考入武汉大学文预科一年级，学校档案馆至今还保存着他当年的报名表。这张修业证明显示，张培刚当年只读了一年半的高中就跳级考入武大预科。当时国立武汉大学刚刚成立，招生非常严格，当年的文科班只录取了张培刚一个人。1930年秋，张培刚预科毕业后进入武汉大学经济系本科，师从周鲠生、杨端六、皮宗石、刘秉麟、陶因、任凯南、李剑农、刘博平、袁昌英、陈登恪、何定杰等名师。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人民生活水深火热的疾苦激发了张培刚奋发学习的斗志，他在大学期间学习极为刻苦，他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在这个时期基本形成。

从1929年到1934年，张培刚5年半的大学时代，精力几乎被课程全部占满，在数学、英语、德语、法语、经济学方面的扎实基础为他将来走向更广阔的学术天地打下了重要基础。

1931年，在武汉大学为张培刚讲授“外国经济史”和“外国经济思想史”两门课程的是任凯南老师。他是当时中国最有名的经济学教授之一，湖南乡音极重，但条理分明，十分详尽。任凯南先生不但在课堂上讲课认真，还要求学生在课堂外阅读关于欧洲经济史和产业革命史的英文参考书。任凯南爱惜人才，见张培刚读书用功，特在自己的书库中拿出英国女教授瑙尔斯（L．C．A．Knowles）撰写的英文名著《19世纪产业革命史》（伦敦，1927年版），送给了这个好学的少年仔细研读。18岁的张培刚在任凯南的课堂里第一次系统地接触到西方经济学说。当任凯南讲到英国产业革命时，特别是讲述纺织工业的兴起过程，说得滔滔不绝，极为详细。正是这个略带喜感的湖南方言，使少年张培刚第一次初步领会到了工业生产“爆炸式”铺展开的威力——如果说农业时代的增长是线性的，那么工业时代就已经变为指数增长，从农业中国中走出的几代人，数千年形成的旧经验旧眼光，将在此巨变来临之时或束手无策或齐齐失效。这堂课令张培刚印象深刻，在教室听课做笔记时，为求快以免遗漏，同时也来不及另行措辞，一向注重笔记整洁的张培刚也写下了多处的“满山跑”，成为这堂特别的课程留下的特殊记忆。但最令张培刚印象深刻而又痛心的，是任凯南讲到农村为工业革命付出的惨痛代价——工业革命一方面使英国产业结构发生变化，由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促使英国成了“世界工厂”，为其称霸世界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却造成了阶级关系发生深刻变化，使无数原本祖祖辈辈在家乡耕种放牧的老百姓离乡别土、流落街头。一个两难的问题摆在了眼前：当时的中国是贫穷落后的农业国，除了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兴办现代大工业之外，别无振兴经济之道。但是，历史的经验就在眼前，城市大工业兴起过程中，引起的结果是乡村工业纷纷破产，不断圈地使土地兼并之风接踵而来，广大农民失掉土地不得不背井离乡，在陌生的城市街头苦苦挣扎求生，一片悲惨景象。坐在教室里听课的张培刚对这样的结局充满了矛盾。他明白进行产业革命和加速工业化是现代国家提高国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唯一出路，但这个出路使农民遭受了太多不该承担的重担，他无法想象自己的乡亲父老失去乡间故土来到城市挣扎求存的景象——难道就不能另寻一条两全的出路吗？为此，年轻的张培刚暗暗下定决心，不断思考，努力想求得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如何在实行城市工业化的同时，也实行农村工业化？立下这个志愿的张培刚恐怕不会想到，这个命题是如此的艰难，需要他耗尽一生的时间和心血来奋斗。

1934年，张培刚以武大历史上第一个各科全优的成绩从大学毕业，以全院第一的成绩被选送到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农业经济调查研究工作。这一时期前后约6年时间，是张培刚基本功形成的时期。此前的学校学习使他具备了理论基础，研究所的实践调查研究又使他掌握了中国经济的现实状况。受益于社会学家陶孟和重视调查研究，以及其对青年研究人员的严格要求，还有长期而又深入的农村和乡镇调查，张培刚逐渐掌握了旧中国1934年至1940年关于中国农村巨量而又珍贵的第一手原始资料。他走遍大江南北，足迹遍及半个中国，到达河北、浙江、广西、湖北等省。当年调查研究对象包括上百个村镇和数千农户；调查项目涵盖了以土地为主的各种生产要素、农家经营（包括农作物和家庭副业）、农家收支和借贷、农产品价格及变化趋势以及粮食的生产、加工与运销等。那几年里，张培刚相继写出了《清苑的农家经济》《广西粮食问题》《浙江省粮食之运销》和《中国粮食经济》等4部著作。除最后一本因1941年夏他办理出国留学手续而未能及时定稿付印外，其他3本均由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在张培刚当时的这些研究中，令后人们感到惊讶的是他早早就涉及“交易费用”这一经济概念。

1935年2月，张培刚在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杂志上发表《第三条路走得通吗？》一文，提出了具有特色的观点：“工业化一语，含义甚广，我们要做到工业化，不仅要建设工业化的城市，同时也要建设工业化的农村。”他的这一观点早在本科时和进社科所初期就逐步成型。张培刚从西方发达国家的近代历史中便已认识到，它们的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乃得力于进行“产业革命”和“工业化”。因此，张培刚认识到在中国及其它农业国家要实现“工业化”就不能仅限于农村而要包括农村。这篇文章并没有引起太大反响，但对他个人的意义是重大的——文章的发表，意味着他找到了毕生奋斗的目标。

1937年夏，张培刚赴桂林广西大学经济研究室出任研究员。在对广西粮食问题做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之后，他发现了水稻分布和人口分布的密切关系，并分别作出广西水稻产量的分布图和广西人口分布图，然后进行比较，最终得出结论：人口密度和水稻产量是成正比的。原因是水稻耗费人工，只有在人口密度高的地方才能得到推广，反之也只有水稻才能赡养大宗人口——二者互为条件。

1938年，张培刚因广西大学的一年之约满期，在写完《广西粮食问题》并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仍回到当时已迁至阳朔县的中央研究院社科所。1939年元旦前后，由统计员许钧协助，他前往贵阳担任社科所图书资料转运站负责人，在战火中保护着社科研究所的珍贵书籍向更安全的地方转移。1939年早春，时迁广西宜山县城的浙江大学校长竺可祯和农业经济系主任梁庆椿教授邀请张培刚担任讲师，为农经系毕业班讲授了一个学期的“农场管理”和“土地经济学”两门课程。此时的张培刚已是一位经验丰富、著作颇丰的青年学者了。1939年秋，他结束了广西宜山的浙大教职，赶往昆明，重新回到中央研究院社科所。因为战乱，中央研究院社科所匆匆从阳朔迁往昆明。这一年底，张培刚写完了《浙江省粮食之运销》一书。他在1934-1940年间撰写的农业经济方面的一系列著作和论文，深深植根于中国农业社会的土壤之中，是最早的中国版的农业经济学著作。

1940年早春，受困于西南的张培刚离开中央研究院社科所，得知清华庚款留美考试委员会即将在全国招生，虽然知道考选得中难度很大，但他依然决定报考。

多年后，谈到这段时间的心路历程时，张培刚说出了自己的考量：“一则全国招考，而录取名额却极为有限；再则，复习时间仅有半年，而我离开大学，从事农业经济的调查研究工作已届六年，大学课程大都荒芜。考试的科目有英语、经济学原理、外国经济史、外国经济思想史、工商管理、会计学（含成本会计）。我不仅要重温大学课程，还要补充数年来各门课程的新增内容。但我深知在研究所继续下去难有发展之日，遂决心报名应考。为了备考，我自己买书，请友人代为向云南大学图书馆和其他从内地迁来的研究机构借书，共计近二百册。”备考时间有限，但张培刚在昆明城内却找不到一间安心看书的住所，只好与友人商议了以后，在距离春城八十华里的安宁县内的温泉小镇寻到一处两层楼大院。

1940年，张培刚在昆明云南大学参加了第五届清华留美公费留学生考试。考完之后，他随友人迁至云南大理喜洲镇华中大学，一方面等候发榜，一方面利用过去数年累积的资料撰写《中国粮食经济》一稿。张培刚常常茶饭不思、昼夜颠倒，在一人独居的宿舍里潜心阅读中西有关经济学科的书刊，常常心无旁骛至深夜。

1941年4月，考试结果公布，张培刚成为仅有的两名文科生中的一名，是武汉大学第一次有学生考上清华庚款留美。这个消息仿佛为战乱之中的张培刚指明了一条前进的方向，他本人却丝毫不敢松懈。发榜后，酬酢很多，往来道贺的师友人员络绎不绝。张培刚一面紧张地筹备赴美行程，一面加紧了写书速度，力求在出国前完成《中国粮食经济》一书手稿。

5月初，张培刚告别了令人依依不舍的喜洲，告别了滇南的山水和风物，在其好友万先法、吴醒夫、陈全生三人的陪同下，雇牛车来到昆明城附近的下关，准备赴美。

哈佛岁月

在陈岱孙、杨端六的指导下，1941年9月，张培刚进入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学习。陈岱孙没有想到的是，自己与“威尔士奖”失之交臂的遗憾会在1947年由这个经自己亲手指导去往哈佛管理系的学弟张培刚来弥补。按当时的惯例，政府给每位庚款出国的留学生都买了头等舱船票——票价500美元，以免他们在美国上岸时遇到西方人的刁难。第一次坐海船的张培刚初时还觉得很新鲜。此前一直在祖国内陆读书工作的他，从未能有机会见过浩瀚无边的大海；但蓝天碧海总是看也会生厌，张培刚很快就觉得寂寞了。傍晚时分，他常常吹着海风站在甲板上凝视湛蓝的海水。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蚕食文明，国内的抗日战争不知何时才能胜利，人民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以自身所学，能为国家、为民族做些什么呢？凭栏远眺的张培刚常陷入沉思。

到达哈佛之后，安置好不多的行李，张培刚一边舒适地在暖气上暖着手脚一边想到：家乡的父母乡亲们还住在冰冷的泥土房子里，更别提那些生活在贫困中的幼儿孤老了。想到这里，刚刚还沉浸在西方先进文明洗礼中的张培刚，心情便沉重起来，心里禁不住涌起一阵难言的苦涩。

这种苦涩并不仅仅是对于家乡和亲人的思念，张培刚深感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国家和自己落后祖国——农业中国之间存在的差距。如果说从理论上描述这种生产结构的差异尚不能让人感到切肤之痛的话，那么回忆起家乡亲人在落后的条件下，以密集的人力替代资本和技术进行生产，从人本角度原应最受到尊重的人，却因为生产水平的低下而不得不在生产过程中沦为公式下的廉价劳力，此种反差，对于一名经济学者来说该是有多么痛心！

张培刚是带着问题到哈佛求学的。他决心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借鉴西方先进的理论水平，探索如何改变中国落后经济的道路。

进入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张培刚学习了制图学、时间研究学、动作研究学、产业组织学、运销学、采购学、统计管理学、会计管理学等实用课程，并在哈佛特有的案例教学课程中，系统地学习了西方现代工业社会的情况和特点。

1942年秋冬之间，美国华盛顿召开全世界青年联合会，会议的宗旨是将全世界青年联合起来，争取美国的支持和援助，凝聚和壮大反法西斯力量。张培刚作为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代表参加此次会议，受到罗斯福总统的接见。与会期间，他拜访了当时的驻美大使胡适。

1942年秋，张培刚结束了包括“暑假学期”在内的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三个学期的学习，转入文理学院经济系学习。“如何让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国达到先进工业国的境地、如何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成为张培刚脑中挥之不去的想法。而他当时所处的哈佛管理学院固然名满天下，从这里走出的毕业生在个人事业上等于生下来就含着“金汤匙”，但这并不是张培刚的目标。为了给苦难的国家和民族探求一条复兴之路，让这个古老的农业国早日搭上工业化的快车，张培刚决定从管理学院转到文理学院经济系研究生部，在这里真正找到救国的线索。

在当时哈佛的经济学系，荟萃了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教授专家，在这些导师的教导下，张培刚学习了经济理论、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农业经济、货币金融、国际贸易等课程。

以撰写“垄断理论”著称的张伯伦教授时任经济系主任，张培刚选修了他的经济学原理和垄断竞争理论课程。在一次讨论课上，西方同学依据最新出版的书刊中引经据典提出：在农村还存在完全竞争。而有着童年乡村生活经历和六年农村经济实地考察经验的张培刚则持不同意见。他大胆地反驳这种观点，向同学们提出：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市场，无论是农民的买方市场还是他们的卖方市场，都不存在“完全竞争”。理由有二：一方面，农民向城镇粮行出售小额稻谷、小麦、杂粮等粮食作物或花生、芝麻、油菜籽等油料作物时，这种市场主要由少数粮商垄断，农民只有出售与否的微小选择权，而无讨价还价之力，还经常由于情势所逼不得不贱价出售；另一方面，农民需要的生产资料为城镇另一批商人垄断。张培刚在课堂上，数次用他在国内的调查研究加以说明和辩解，并指出“农民参入市场的人数多，只能说明他们难以形成垄断力量；另一方面，粮商或农业生产资料的经销商在小城镇只有两三家或者一家，易于形成垄断”，这正好用张伯伦的独家垄断理论或寡头理论来解释。同学们听后，开始是愕然，继而感觉新鲜，后来认为有说服力。张伯伦在课堂上频频点头。后来学期结束，张培刚做了一篇论文《关于“厂商均衡理论”的一个批注》，甚得张伯伦赞许，给这篇论文评分为“A”。

在哈佛，最喜欢张培刚的应属被誉为“美国农业经济学之父”的布莱克教授和经济史学家厄谢尔教授。布莱克教授作风朴实，重视实践。他给张培刚讲美国农村的情况，张培刚给他讲中国农村的情况。两人师生之情甚笃，布莱克非常喜欢这位勤奋并有农村经验的中国青年学子。厄谢尔教授主讲经济史，张培刚对历史很有兴趣，在课堂上发言积极，甚得厄谢尔的喜欢和帮助。

以创新理论而享誉世界的经济学大师熊彼特对张培刚的影响也很大。熊彼特在哈佛开设的两门课是“高级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史”。熊彼特学识渊博，其学术思想远超出经济学，扩展到历史及哲学领域。他的学历和经历对张培刚日后在学术上的哲学观点、政治见解和经济学说的形成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张培刚还曾为熊彼特的几本中译本著作写过序言。

张培刚用两年的时间学完了课程，顺利通过了1943年12月的硕士论文答辩，获得了撰写博士论文的资格。针对博士论文的选题，张培刚做过慎重的思考。以他当时的情况，如果选择中国农业经济、中国粮食经济为题，可以很轻松地完成任务。但张培刚发现，偌大的哈佛图书馆，居然没有一本论文系统地论述过农业与工业化的关系、农业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调整与变动的著作。同时考虑到当时正处于二战的世界形势和多灾多难的祖国和人民，张培刚决定以中国工业化为中心目标，从世界范围内来探讨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家如何探索出一条实现工业化的道路，啃这块硬骨头。

在博士论文题目确定后，张培刚在哈佛图书馆申请了一个6米见方的小房间。房内有一桌、一椅、一小书架，使用者可以随意取阅图书库里的任何书刊，只是不能携带出书库外——按照当时学校规定，凡撰写博士论文的研究生，均可申请此项特许待遇。张培刚花费了一年半的时间，用英、法、德等文，翻阅大量的历史文献和统计资料，阅读了参考书200多本，涉及到的经济学家不下180余人，包括了当时经济学中有关的主要论著。他摘录了几小铁盒卡片，卡片记述了英、法、德、美、日、苏联诸国各自从“产业革命”以来实现工业化的主要情况和经验教训，以及少数农业国家的实际情况和重要问题。接着他又花费大半年时间坐在打字机旁，根据草拟的提纲，边思考边打字，极其辛劳，花了九个月的时间，在1945年底完成了20万字的博士论文英文文稿。1945年12月上旬，张培刚顺利完成了博士论文答辩，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几天后，论文被送“威尔士奖”评审委员会参加评奖。按照惯例，张培刚需要隐去真名，他顺手取了个“Peter Chandler”的假名填在论文封面上。

1945年，在张培刚博士论文写到最后一章时，相继收到了大哥张卓群的两封信件。来信分别告知，母亲与父亲已相继去世。两次噩耗使张培刚痛苦不堪，当即写下了：“康桥阴雨落纷纷，游子外洋哭双亲；养育恩深何以报，且将眷念化宏文。”的悼念诗句。他沉重地在扉页上写下：To the memory of my father and mother （我将这本博士论文献给我的父亲和母亲），永远怀念两位老人家对他的无限恩情。

在哈佛学习的5年时间里，张培刚勤奋学习，从不懈怠，充分利用哈佛大学大量而丰富的历史文献和统计资料，广泛仔细阅读有关的浩瀚书籍，深入学习和研究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前沿的经济学理论。几乎每一位教师的讲课和参考书目，他都做了工整而又详细的笔记，大概30余册。哈佛大学自由的学术气氛、丰富的图书资料和造诣深厚大师们的教导，使张培刚视野得以开拓、学术功力得以升华。哈佛求学的岁月，是张培刚一生中最辉煌、最难忘、最重要的时光。在哈佛5年的时光里，张培刚与赵元任、吴保安、吴于廑夫妇、谢强、任华、严仁赓夫妇、牛顿·伯克、谭崇台等结下了深厚友谊，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1947年发生了张培刚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一件事。这一年里，张培刚的博士论文获1946-1947年度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最佳论文奖和“大卫·威尔士奖”（David A .Wells Prize），这也是迄今为止，华人在经济学领域所获得的最高级别奖项。他的博士论文列为《哈佛经济丛书》第85卷，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在国外报纸报道了这一消息后，《武汉时报》和《大公报》也以“哈佛最高奖，东方第一人”作为标题，刊载了这个消息。

《农业与工业化》作为世界上第一部从历史和理论角度全面系统地剖析发展中的农业国走向工业化的问题的著作，被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对于其作者张培刚来说，不仅有冷静的理智，更有深沉的情感饱含其间。这本专著是张培刚在国内经过长期调查，又在国外大量阅读有关文献书刊，对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可能遇到的种种问题所做的系统性理论探索——正如张培刚本人所说：“读书使我了解世界，获得知识，但如果没有我青少年时期在农村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没有大学毕业后数年工作的实地考察，特别是没有一颗炽热的爱国心，我是无法写出这样的论文。”

张培刚对于获奖十分高兴。他之所以高兴，并不是出于个人原因，更多的是吐了口闷气。因为在留美期间，张培刚接触了不少发达国家的老师、同学和寻常人，他们对张培刚个人，因其哈佛研究生的身份是受尊敬的；但对于当时的中国和中华民族，则不时在言谈间流露出瞧不起的样子。哈佛大学地处美国的东部，正是充满英国绅士派的“新英格兰地区”，表面上大家很客气、很有礼貌，可是美国人的那种“民族优越感”和“强国优越感”使外来的张培刚心中万分难受。现在得到了哈佛经济系最佳论文奖，总算可以说明一点：中华民族不仅有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而且即使在现代化上、在那些有“优越感”的西方民族的“强项”上，也可以和他们并驾齐驱，一决高低。

得知这一消息，张培刚国内导师、早年哈佛博士、经济学泰斗陈岱孙先生万分欣喜。陈岱孙还说：“当时，我获知这一消息，十分高兴。我终于看到了有一位中国留学生跻身于哈佛大学经济学论文最高奖得者的行列。”中国人民大学高鸿业教授对此评价道：“张培刚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和萨谬尔森（美国第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博士论文获得相同的该校论文奖，而萨谬尔森由于自己的那篇论文而成名，甚至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

学成归国

1946年8月，张培刚从哈佛大学毕业，张伯伦曾邀请他留校任教，但这时的张培刚已经决定回国。满怀一片赤子之心的他一心想在自己的祖国实践农业国工业化的理论。他与同窗好友吴于廑、韩德培共同相约回到武汉大学任教，三人后来有珞珈“哈佛三剑客”之称。

张培刚回国后担任武大经济系主任。经济学家董辅礽曾回忆说，“1946年我考进武汉大学经济系，结识了我人生中第一位重要导师张培刚教授”。在学生们的共同记忆里，这位年轻的老师讲课非常有吸引力。他上课时会穿着笔挺的西服，打领带，操一口流利英语。他没有讲义，少有板书，往往是旁征博引，“想到哪里讲到哪里”。比如他讲边际效益时，便会用“第三个烧饼最解饱”作比喻，讲到一半时，连走廊里都挤满了人。但董辅礽也说，张老师固然讲课风趣幽默，对学生要求也不放松，包括他在内的学生都被严格训练。

1948年1月，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邀请张培刚担任顾问和研究员，为了搜集资料，今后更好地研究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在征得武大同意后，他前往任职，度过了人生中与世界经济学界交往最为频繁的一段时光。

在联合国期间，张培刚是委员会中位居第三的高级官员。由于他是哈佛大学获得“威尔士奖”的博士，个人倍受尊重。但中国当时还是处于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不受重视，张培刚暗下决心，立志“在学术上也要争气，早日摆脱落后，做到真正的独立和繁荣。要为中国的社会科学在国际上争得一席之地。”

任职期间，张培刚多次以农业经济专家、顾问的身份，参加在菲律宾、印度举行的各种国际会议，并发表了《东南亚新独立和尚未独立的殖民地国家的经济情况》的调查报告。也就在此时，张培刚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许涤新、冀朝鼎等人，通过他们的介绍，开始阅读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等著作，并开始认真研究《资本论》。诚如他后来所说的，“我当时就想切实地为国家经济建设作贡献，但是还不太懂得不推翻帝、官、封三座大山，我的那套理论并无实现前提”。在认真研究了《资本论》后，张培刚思想豁然开朗，认为只有通过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才能使中国实现工业化。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张培刚毅然舍弃了舒适的工作条件和600美元月薪的联合国职位，也再次婉拒了导师布莱克、厄谢尔请他回哈佛任教的邀请，放弃在学术上可以取得更高成绩的机会，再次回国继续担任武汉大学经济系教授及系主任，并代理法学院院长。1950年，张培刚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武汉市人民政府委员及武汉市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1951年秋至1952年夏，张培刚被派往北京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学习一年。此时的张培刚虽暂别讲坛，但心里怀着一份期待：希望经过思想学习后，自己所学西方经济学也能为祖国的建设贡献力量。但这样的机会并没有来临，当时苏联模式迅速席卷了国内经济学界，全国都以社会主义经济学思想为纲领，西方经济学思想作为“资本主义”的一部分，从意识形态上遭受到了排斥。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选择学习苏联，走计划经济的道路，熟稔西方经济学的张培刚失去了用武之地。1952年，为了适应工业发展对人才的需要，国家决定进行院系调整，在武汉新建三所工科大学——华中工学院、中南动力学院和中南水利学院，并成立“三院联合建校规划委员会”。张培刚被任命担任正在筹建中的华中工学院（后更名为华中理工大学，今华中科技大学）建校规划办公室主任和基建办公室主任。张培刚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说，“那时他们认为我是从美国回来的，学的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教书用不上，但人还可靠，就被调来筹建华中工学院”。

到过华中工学院的中外学者都对学校的校园环境非常赞赏和羡慕，都认为校址选得好，校园规划布局合理、舒适方便。在这其中，倾注着华中工学院首任院长查谦和具体主持建校工作的张培刚的心血和汗水。建校规划工作第一件事是选择校址，查谦和张培刚等人察看了很多地方，经过反复研究、比较，最后选定在喻家山、关山地区建校，虽然当时这带都是农田和坟场，但查谦和张培刚都认为：大学校址的选择既要考虑当前的情况，更要着眼于今后的发展，校园郊区化已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事实证明，这个选择是高瞻远瞩的。为了顺利建校，当年的张培刚作为基建办公室主任，首要工作就是劝农民搬家迁坟和为工人申请水泥沙石，他几乎一天到晚泡在工地上。

不仅如此，华工校园的规划设计方案也是由张培刚主持制定的。1953年华工的建校工程基建投资额为1326亿元（相当币制改革后的1326万元）。为保证建校工程顺利进行，中南教育部调集了一批有名望的建筑学教授专家参与规划设计，因为专家学者学术见解不同、设计风格各异，因而对于研究经济理论的张培刚来说，协调决策的担子很重。张培刚根据教育部关于“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照顾美观”的指示，提出“合理、美观、完整”作为具体规划设计的原则。专家们最后决定采用按城市式规划、棋盘式铺展的方案。

从经济研究到搞基建，张培刚的学术研究暂时中止了。由于和西方的隔绝，此时他并不知道发展经济学在国外已悄然兴起。这里还有一段小插曲。1956年，两位智利学者来到北京，要求见Pei kang Chang（张培刚）。北京外事接待人员听明白了南美朋友的要求，却不知道谁叫“背钢枪”，辗转打听找到武汉，才吃惊地知道工地上的基建主任便是。华中工学院领导把张培刚安置在一个临时“接待室”里会见智利学者。原来，1951年《农业与工业化》一书已在墨西哥出版了西班牙译文版，并在南美洲等地产生了很大影响。智利学者想与作者就一些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探讨。但因为当时的国内形势，张培刚只能应酬了几句，并含着深深歉意送走两位客人。日后听说了这段历史，经济学家张五常感慨地说，大材何止小用，中国浪费了一个顶级经济学人才。

就在不少经济学家为他唏嘘叹息时，张培刚却坦然豁达。谈起做基建主任的经历，他略带自豪地说，“当年修长江大桥投资6000万，华中工学院第一期工程就有1300多万，在这方面他们是信任我的，觉得我不会贪污”。1954年，张培刚与夫人谭慧在工地的工棚里结婚，自此两人相濡以沫走过了57年。

1955年，华中工学院成立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张培刚被调去担任教研室主任。在那时作为政治课老师首先要接受政治审查和思想教育。张培刚被首批下放到湖北红安的建苏公社进行劳动教育。虽然当年他住过的公社宿舍和集体食堂现在只剩下了残墙，但是村里的老人还记得那个带着眼镜好像领队模样的张老师。在建苏公社，除了白天劳动，晚上张培刚就在水塘边的大枫树下教农民识字。村民还记得，村里常用的独轮车最难推，但是张培刚竟能一下子用它推动几百斤重的粪车。张培刚在《学海扁舟》中谈到这段岁月时，并没有过多地提到自己的遭遇，反而很坦诚地写道：“我有缺点，也有错误。就拿五、六十年代来说，受左的影响，我也曾不够公正地写过批判文章，不够客观地评价过西方经济理论。”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的《农业与工业化》不仅没有得到认同，反而被冠以一系列罪名，张培刚本人也被打为反动学术权威。已经53岁的张培刚被发配到湖北咸宁向阳湖农场劳动。张培刚在逆境中仍保持乐观性格，养牛养得壮、马路修得好。国家安排他去劳动，他觉得认真劳动即可，不必怄气。他还劝慰身边的同事：虽然专业不对口，但也可以用学到的知识尽量高效地完成国家安排的任务。谭慧记得，那时张培刚白天要“拿榔头修马路”，他在讲座上曾自嘲地笑称那是在“修理地球”，还对学生们说自己“放牛都放得比别人好哟”。

艰苦的劳动生活并没有压垮一代经济学大师的肩膀。张培刚曾经讲过文革时在农村放牛的情形：早上天不亮就起床，带着两个杂粮馒头去牛棚牵牛，把牛引到水草丰盛的地方，找个树桩木杈将牛绳栓牢，就能一边欣赏湖光山色和水田上站立的白鹭，一边从矮树丛中捡一些干柴，升起火来烤馒头吃。从湖北农村走出来的、生肖属牛的张培刚，对牛这种动物始终抱有一份特殊的感情。1971年冬，张培刚在放牛的实践中总结出“牛肚子理论”，他是这样描述的：“有一次放牛时，一头大牯牛不慎陷入泥沼，我们赶忙牵牛鼻子，拉着牛头使劲往上拉，可是牛身却越陷越深。正束手无策时，有人扛来几根粗木杠，垫起牛肚子部位，大家齐心协力，很快将这头大牯牛拉出泥潭。”张培刚说，中国这么大，上海和沿海城市就是“牛鼻子”，广大中部地区就是“牛肚子”，重庆和其他西部城市是“牛尾巴”。如果这头牛要飞奔，中国经济要起飞，只拉牛鼻子、只扯牛尾巴，牛肚子还坠在地上，会有用吗？“牛肚子理论”就是在沿海开放同时实行中部崛起，带动西部开发，促成整个国家经济的腾飞。此后，这个理论成为“中部崛起”的理论依据。

老牛奋蹄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政策，中国进入了空前的经济快速发展时期。这时的张培刚才得以在学术上重新施展才华，并在华中工学院这所工科院校里开设了经济学专业。现任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记得，张培刚为了弥补他们这些经历过“文革”的学生们在知识上的空缺，专门请国际上知名的学者来校讲学。“为了让当时英文并不好的学生们都能听懂，他又找到国外学者，恳请他们慢点讲课，或尝试掺杂一些中文来讲。”

张培刚说自己站了30年，总算有张凳子可以坐下来歇歇脚了。此时的他，比谁都清楚自己已经远离学术研究很多年了。因此，每当节假日，前来拜年问候的人往往找不到他。张培刚省掉了节假日、寒暑假，把自己关在招待所，找个僻静处奋笔疾书。他每天凌晨两三点钟才上床睡觉，早上八点半就坐到书桌前，中午稍事休息即一直到傍晚，似乎要把过去失去的时光给补回来。他说：“我现在深深感到时间不够用，只有拼命干，把一天当两天来使用。”“自古人生谁不老，奋力求真总是春”，这是张培刚自勉诗中的两句。因为生于牛年，他还常以老牛自喻，“老牛奋蹄”也成为他的一句格言，他开始不停蹄地著书施教。1981年，华中工学院经济研究所成立，张培刚担任所长，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经济学科的开办和建设当中。同年4月至6月，张培刚赴美国新泽西州参加“中美经济合作”学术讨论会。会后，他从东部到西部访问考察了哈佛、麻省理工、伊利诺瓦、哥伦比亚、贝克利加州大学等11所著名大学。

1983年，张培刚积劳成疾，疾病迫使他在医院治疗达一年半之久。当时全国工作重点已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病榻上的他决定将翻译《农业与工业化》中文版出版。1984年暑假期间，武汉酷热似火炉，张培刚仍在书堆里写作。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回忆说，当时自己路过武汉去看张老师，只见一张单人病床上，堆了两排摞得高高的书，剩下不足一半的面积，很难容一个人安稳躺下。陪在边上的夫人谭老师说：“你要是把书拿开，他睡不着觉！”就这样，只要病情许可，张培刚就伏在床上、桌上审阅和修订中文稿。前前后后花费了整整10个月的时间，作了三次审订，终将中文稿交付原华中工学院出版社出版。积压达40年之久的《农业与工业化》中文版，终于在1984年第一次与国内读者见面了，这时张培刚已经71岁了。“这是一本读了就觉得欠下作者许多的书。”周其仁说，后来他撰文感叹：我相信这世间确有其人把学术与生命完全融为一体。

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刚定期要给政府部门编写国情资料，在他的文章中经常引用到张培刚的理论。胡鞍刚认为，张培刚早在1945年写他的博士论文时，就提出了对外开放的理论，也就是说农业国必须要参与到全球化的过程之中，从全球化过程之中和与工业国之间的交往过程中，获得资金和技术支持。后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遵循这样的一个理论，其实张培刚先生早就已经做出了理论铺垫。胡鞍刚说，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如果那个时候我们的领导人能够读一读张培刚先生的著作，或者像今天的政治局那样，请他讲几课，那么中国的历史可能就会改写。如果50多年前在中国没有像张培刚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我们似乎还可以原谅自己。但是我们不仅有，而且张培刚先生是毅然决然地从美国返回了中国。这就是历史的遗憾。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发展经济学热和《农业与工业化》的再版，也让张培刚空前地忙碌了起来，“张培刚”这三个字逐渐见诸报端。他在发展经济学上的贡献和建国后的经历逐渐为众人所知。1987年，在一次建国以来出版社科图书展上，由杜润生主持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现了张培刚的《农业与工业化》一书，引起重视，内部人手一本。不久，华中工学院收到了一封来自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公函：“华中工学院办公室：我们最近读了张培刚先生的著作《农业与工业化》，感到张培刚的研究对我国当前的经济决策有很多的帮助，我们想把有关的课题交给张培刚研究，并给他提供一些支援。”

以此为代表，一时间，各种邀约如雪片般飞来。面对鹊起的声誉，张培刚只是继续埋首于自己的经济学研究中。每天晚饭后是张培刚的休闲时光。他要看一会儿电视，关注国内、国际上的新闻；然后就是两个小时不间断的阅读和思考，不受任何人的打扰。张培刚喜欢阅读高等数学和数量经济学方面的书刊，特别注重知识更新，古稀之年的他仍然能阅读英、法、德语的资料，还常常温习、回忆归国后学会的俄语。

1987年，华中工学院主办“中美经济合作”学术研讨会，张培刚担任中美经济合作委员会中方主席。当年7月，就湖北战略将叫什么战略的问题，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专门开会，张培刚的“牛肚子理论”成为了“中部崛起”的理论依据之一。

20世纪80年代，面对西方发展经济学正在走下坡路，而世界上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并未发展起来的现状，张培刚再次扛起开拓创新的大旗。1988年10月，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华东分会在青岛召开，张培刚在会上作了一次学术报告，题为《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刍议》。同时，他在《经济研究》1989年第6期上发表了这次报告的内容，主张从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和根本利益出发，在借鉴和吸收以往成果的基础上，建立比较全面的、新型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体系。张培刚提出：新型发展经济学应拓宽研究范围，以发展中大国为研究重点；改进研究方法，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方面探根溯源，从经济和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等非经济方面的综合分析；把体制转轨纳入发展经济学的分析视野。根据这一设想，他率众多青年学子，完成著作《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初版，1999年修订再版），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

1988年，华工老校长朱九思为给张培刚一个学术研究的平台，在经济学院成立了“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并给他七八个编制和一笔经费。张培刚领到经费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了一直想买而买不成的，一套由台湾央行翻译的战后经济学名著书系列。以前一直苦于钱不够，这下一口气买了一套半。一个全套放在华工的图书馆，供全校师生借阅，另外半套精选，放在了经济学院的小图书室。

虽然有了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但长期以来横亘在张培刚心头的一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其实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甚至不仅仅是经济学院，乃至华中理工大学的问题。当时的整个中国高校都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高校的待遇微薄，留不住人，辛苦培养的人才或从政或从商，高校学术建设无从谈起。20世纪90年代初，华工还没有博士点，张培刚与武汉大学谭崇台教授决定用谭崇台的博士点共同带博士生，目的是为华工经济中心培养几位青年博士教师，作为华工申请博士点的梯队。

1998年，经过多年的艰苦拼搏，华中理工大学经济系申请的博士点终于获批。85岁的张培刚成为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是发展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和工商管理学。在此之前，虽然张培刚的个人学术威望很高，但是没有接棒的梯队，华中理工大学又是工科为主的学校，所以经济学科方面的博士点就比较晚。张培刚总是调侃地说，自己在中国85岁才当博导是史无前例，也不会有第二个人了。但他也表示自己并没有刻意去推动这件事，“姜太公去钓鱼还说明他凡心不死，我却鱼都不钓。我就是这个性格，不刻意去追求这些事情”。接着，张培刚又带领一批又一批老师积极奋斗、努力建设，使经济学科迅速实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并率先将西方经济学专业建设成国家重点学科，成为华中科技大学文科专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典范。

在张培刚的学术威望和人格魅力的感召下，社会各界和他的众多学生们共同资助成立了“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以推动我国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和传播，并设立了“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奖励了何炼成、林毅夫、史晋川等一批为发展经济学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海内外学者。该奖现已成为我国经济学界的一项重要奖项，逐渐产生国际影响。“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和“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为推动我国发展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创新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杰出的教育家，张培刚为中国经济学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倾注了毕生精力，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一生教书育人，注重言传身教，为人师表，桃李满天下，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经济学人才，弟子遍布海内外，他们中的很多人现已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中流砥柱。1946年回国后，张培刚在武汉大学任教期间，培养了董辅礽、李京文、何炼成、曾启贤、万典武等一批著名经济学家。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他又在华中科技大学培养了徐滇庆、张燕生、张军扩、胡和立、李佐军等一批知名中青年学者，以及一大批政界和实业界的精英。

张培刚一生始终充满爱国主义情怀，解放前两度回国，共赴国难。当他有机会选择金钱、地位、荣誉时，都义无反顾地舍弃了，爱国与求真始终是他人生道路的主旋律。张培刚常说：“我们作为中国人，不仅要在经济上争气，早日摆脱贫困，做到真正振兴和发达，而且在学术上也要争气，早日摆脱落后，做到真正的独立和繁荣。要为中国的社会科学在国际上争得一席之地。”

张培刚一生光明磊落，对人真诚豁达，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学术上，他严于律己，不墨守成规，提倡勇于创新、追求真理，重视知识更新；在生活上，艰苦朴素，吃苦耐劳，宽厚待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充满乐观。面对一生坎坷，他的总结是“认真，但不能太认真，应适时而止；看透，岂可以全看透，须有所作为。”

张培刚的一生，爱国不甘为人后，求知立志作人先，穷而弥坚，不堕青云之志。始终以一颗赤子爱国之心，执著追求学术，追寻他的经世济民梦想。尽管道路坎坷，他从来不妥协、不放弃、不后悔。他在经济学领域取得的成就已在国际经济学界闪闪发光，成为我们中国人共同的骄傲。

2011年11月23日，张培刚走完了他98岁的人生。大师一生，虽历经坎坷，却依旧灿烂。

（完）

文章来源：华中科技大学校史陈列馆2016年1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