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文学作品，看的是他人世界里的东西。不用太长时间就能读完一本书，同时也算是经历了一遍作者经历过的生活。
站在图书架子前，眼前尽是沈从文、丁玲、矛盾、钱钟书、老舍......还有汪曾祺的书，突然觉得不花点时间静心看看，真是辜负了。
“师从沈从文，他是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最后一个士大夫，” 这说的是汪曾祺。
他生于1920年，故于1997，可以说他的一生处于中国最动荡的时期。汪曾祺接受了中国传统的教育，小学初中读完，高中高二的时候为避战乱休学，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
西南联大，全称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当时的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及私立南开大学共同组成，是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设于昆明的一所综合性大学。
为什么汪曾祺会被称为是士大夫呢？
当时其实也就是几个青年学者给他标的号，八十年代初汪曾祺复出，之后发表的一些文章备受好评，比如说《受戒》《大淖记事》《异秉》等，于是一些青年学者给汪曾祺定了个位：“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士大夫，旧时指官吏或较有声望、地位的知识分子；百科上说，他们既是国家政治的直接参与者，同时又是社会上层文化、艺术的创造者、传承者。
所以，我认为士大夫应该是指担任政府官员的知识分子，哪怕不担任职务，至少得是心怀社稷，有国家情怀。
从汪曾祺的作品来看，从我们对他的浅层了解来看，其实可以感受到他其实和士大夫的称号并不是太符合，与其说他是士大夫，不如他是士人、名士。
有文章如是说：“汪曾祺不满李白之过于入世，又无入世的本领，只能徒作高论洒狗血。”这又与他安于凡事的心态吻合。
关于汪曾祺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的原因有两种说法：一是说汪曾祺因为当时的西南联大有朱自清、沈从文等文学大师而进入，二说他冲着西南联大，尤其是北大学风之自由，学生上课、考试，都很随便，可以吊儿郎当而来。
我觉得这两种说法其实并不冲突。在大学时就经常晚上看书，白天睡觉，或泡在茶馆里。谁又能说这不对呢？学了自己想学的，博览群书，有自己的想法。
就拿散文来说——“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姑娘似的话……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
前几天读汪曾祺最有名的一篇小说《受戒》，感觉他的语句很朴实，读着好似是他当面与你讲述他的经历生活。故事不长，但很有意思，推荐大家读读。
汪曾祺写民国时代风俗人情最好，也是他最喜欢的，这背后有原因。生于动荡时期，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外在环境越是乱，内心就越想求静。不仅是作者本人，当时的读者大众也是如此。于是汪曾祺爱写凡人小事，记乡情民俗，谈花鸟虫鱼，考辞章典故，一切皆从小视角切入。
有人这样评价他：“不去追求反映时代精神的最强音，而是以含蓄、空灵、淡远的风格，去努力建构作品的深厚的文化意蕴和永恒美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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