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危急，崇祯皇帝愁得要死，但北京城里的富人照常享乐

崇祯十七年的这个三月，有一个名叫陈济生的长洲人正好住在北京。

陈济生的父亲名叫陈仁锡，字明卿，是天启二年的进士，授翰林编修，曾经参与编修明神宗、明光宗实录，也曾经遭受过魏忠贤一伙的迫害。

陈仁锡死后，崇祯皇帝诏赐祭葬，于是陈济生在崇祯十六年七月进京拜谢，然后在北京找了一个地方住下来，等待皇帝进一步的恩赐。一直等到了崇祯十七年的三月初，焦头烂额的崇祯皇帝终于又有旨意下来，给陈仁锡的后代赐荫。

接到这一个好消息，陈济生却有点儿高兴不起来，因为此时北京形势大恶，戒备森严，禁止人员离城。也因此，陈济生亲眼目睹了北京城陷的整个过程，后来写成了《再生记略》一书。

在陈济生看来，三月初的北京城里，官贵和富人的享乐还和平时一样，“大僚饮酒赴席者，雍雍如常时”。而此前的一天，朝廷还下令让官员们进行反省，因为钦天监最近发现帝星下移。

此外，城中还四处张贴告示，无论军民，只要能捉到一名奸细，朝廷赏银百两。

捉奸细要赏银子，边军的军饷需要银子，北京的守军需要银子，各地入援的将士需要银子……需要银子的地方太多太多，但银子从何而来？

国家财政面临的困难由来已久，到了崇祯末年，整个国家财源日渐枯竭。大明这一架庞大的国家机器本来已经千疮百孔，支离破碎，需要更多的燃料和润滑剂，也就是更多的财力来支撑。没有银子，就是神仙来了也救不了它。

但是，几十年来的天灾、战乱、官吏贪腐、富绅盘剥，致使百姓生活日益艰难，朝廷很难再从百姓那里搜刮到什么了。

开源不行，就要节流，想办法省钱。

《崇祯长编》记载，崇祯皇帝从自己做起。崇祯十六年十月，在发给礼部的一份谕旨中，崇祯皇帝提出“崇俭去奢，宜自朕始”。皇宫当中，只有冬至、春节、寿诞之日、端阳、中秋等重要的节日庆典场合，才使用器乐。皇帝使用的器物只有铜、锡、木器，不用金银器皿，宫中原有的贵重器物都收入库中，用来赏赐功臣。

崇祯皇帝进一步要求臣民节俭克制，反对当时普遍存在的奢侈浪费风气，对暴殄天物的做派极为厌恶，下令：“如有仍前奢靡宴乐，淫比行私，又拜谒馈遗，官箴罔顾者，许缉事衙门参来逮治。”

甚至对于官民平时的衣饰也加以限制，包括个人生活中的一些细节：“衣袖不许过一尺五寸，器具不许用螺紫檀花梨等物，及铸造金银杯盘。”

北京之外，各省的官员也要告示民众，大力提倡，违者要被究治。看得出，崇祯皇帝真是被逼得没有办法了。

到了三月初，大家终于又想出一个办法，就是要求官员们捐款，设立黄绫册，加以记录。另外，有罪被关押的官员也可以充饷赎罪，这其中包括曾纓、董象恒、侯恂、王志举、王永祚、陈睿谟、鄭三阳等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