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各地方言不同看食物引进的历史

导言：本来是想写篇论文的，但由于手头获得的资料不够，加上论文需要更为严谨的论证过程，索性先抛砖引玉地提出一些想法来，有兴趣的可以依此为启发，进一步研究。

中国各地方言

一、理论前提：

读《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雷蒙德以语言学为考据，分别探讨了非洲、南岛语言共同词根为依据，推测其始祖语言中所共有的事物，从而结合考古学证据来研究的历史方法，我极为感兴趣。

戴蒙德指出，一个动物在一个原始语言中是否有其词很，来断定使用此语言的族群中是否具备了驯养此动物的能力。例如，羊在原始印欧语系中具有相同的词很，因此在古代操持印欧语系的远古人类已经驯养了羊。而枪一词，则是后来的发明，因此已经分化为各个地方语言的各语言中，没有共同的始祖可以借鉴，因此叫法就有了差异。

我们也可以在汉语中找到印证。大陆和台湾在1949年之后的分离，就造成了在1949年之后的新事物，就有了不同的叫法，特别是科技词汇，如鼠标，台湾的叫法是滑鼠，维基百科有一个词条列举了诸多的简繁体分歧词表 ，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简繁体分歧词举例-维基百科

然而，雷蒙德的语言理论需要有一个限定条件，那就是传播的单行性。举例来说，南岛人从大陆迁移至台湾，随后扩散到东南亚各岛屿，以及马达加斯加的过程是一个单向过程，所以在后来引入的新事物后，各地南岛语言出现不同叫法实属正常。

南岛人的迁移路径

如果影响是双向的，或者是在全球化时代，语言的单向发展就受到了影响。例如，英语中的电脑（Computer）一词，在现有的欧洲很多语言里是相似的，甚至是韩语里也直接使用computer一词的发音。

例如大陆在80-90年代受到港台文化影响，渐渐放弃使用原本一些大陆普遍的叫法，例如泡面、自行车等，相互影响的例子会造成雷蒙德语言学研究方法的不适用。

二、外来食物与外国人的称呼

很多资料中称（我并未找到最为原始的出处）：

中国引进外国食物有一个特点，但凡带“胡”字的，大多是两汉、南北朝传入中国的；还有一种是带“番”字的，就是明朝以后，传入中国的美洲作物；第三种带“洋”字的，洋葱、洋白菜等等，可能是清朝末年和民国时期传入中国的。所以，带“胡”、“番”、“洋”的作物，大体上指示了我们这些作物传入中国的不同时代。

此种论点大致不错，我在《第一屆文化流動與知識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找到了一篇论文，支持食物如此称呼的看法。

蛮、番、洋词汇使用情况

上图中，作者通过对古代文本的检索和统计，以对外国人的称呼来比较对于外来食物的称呼，大体上一致。也可以根据此表将外来食物名称扩大使用年代：

秦汉-隋唐五代之间，“蛮夷”一词汇频繁出现，对照引进的食物中称之为“胡”的，例如胡椒被认为是张骞出使西域之后带回的。而胡萝卜在中国的栽培却是在14世纪之后，由此可以推测胡萝卜引进较早，却并未普遍种植。胡桃（核桃）、胡瓜（黄瓜）、胡麻（芝麻）引进中国的时代也自应该是在此区间。

隋唐-明代之间，番夷、蕃夷词汇增多，而引进的食物对应称之为“番”或“蕃”，番茄、番石榴、番薯、番荔枝、番木瓜等。

最后是明-民国之间使用洋人、外国人词汇增多，而引入的食物也多使用“洋”字，如洋葱、洋芋、洋白菜、洋柿子等。

三、历史资料依据

在此缺乏更多的典籍资料研究，去查找外来食物的最早记录年代和典籍。但根据网上 获得的一些资料，可大致推断与第二条语言学的证据相同。

四、方言中的外来食物

根据雷蒙德的观点，我们也可以大体推演到中国各地方言的演变。例如一种作物，在明代传入，那么会加上番字，而随后再向中国其余地方传播的过程中，此名称会保留下来。因此，在各地方言已经分化的时候，对于马铃薯、西红柿等就出现了不同的叫法。

例如在西北，土豆的称呼是“洋芋”，而在江浙一带称洋番芋、洋山芋、洋芋艿，那么可以断定在这些地方语言中，土豆传入的历史应该在清代之后。而闽东地区则称之为番仔薯，以我们这个前提判断，称为番的应该是在明朝之后。而潮州、汕头则称之为荷兰薯。

由此，可以从语言学上大致判断出土豆传入中国的最早区域是台湾》潮汕和闽东》内地各省。

再以西红柿为例，在西北称为洋柿子，广东称为番茄，而其他一些地方称为西红柿则是后来的称呼，由此我们也可以排序西红柿传入中国的年代是明代从广东传入，随后至清末传入西北。

胡椒的例子，是中国最古老的称呼，因此在西汉时期传入后，由于传入的较早，中国各地方言尚未分化，所以对于胡椒的称呼，南北方言大体没有差异。

虽然这样可以大致推断出各地食物传入中国各地不同的历史，但也会有些偏差，这可能忽略了二次或三次传入的情况。

张迎雪和项梦冰的一项研究《汉语方言里的西红柿》中指出，

西红柿大约于明万历年间传入中国两广地区，并向若干地区传播，不过种植并不普遍，或作观赏或作药用，叫名也比较统一(六月柿、番柿)。西红柿作为一种蔬菜在中国得到推广种植是很晚的事情，仅有一百年左右的历史。现代汉语方言指称西红柿的优势词形为“番茄”、“西红柿”、“洋柿(子)”。“番茄”是随着五口通商(1842)而新生的叫法，属于学人的知识创造，主要通行于广大的南方地区。“西红柿”则是同时期产生于京畿地区的新词，湘赣闽地区晚近引种西红柿后也接受了这种说法。“洋柿(子)”是晚清时期东北地区从俄罗斯引种西红柿时兴起的叫法，在北方地区颇成势力，亦有种种变异。此外，闽台地区的“柑仔得”、“柑仔蜜”也颇值得注意，它们是菲律宾他加禄语kamatis的音译及流变。

因此，西北称之为洋柿子的西红柿，是属于二次（三次）传入之后的称呼，而北京地区的称呼直接为西红柿。因为东北不产柿子，所以就没有必要在柿子前加上“洋”字了。

结论

方言对于外来事物（包括食物）的叫法差异，一则可以反应外来事物传入中国的不同时间，二则也可以反过来通过叫法的差异，推测出中国各地方言出现差异的大致时间。有兴趣的人，可以通过数据来证实（证伪）这种说法。

另外，需要注意的事，不像南岛语言和非洲语言之间分化之后，几乎再难有反作用的影响情况发生。中国历史的大一统，以及文字的一致性很可能抹平掉方言叫法的差异，这是研究者需要注意的问题。

此外，这种研究不以汉语文字为主要方式，而是以方言中的不同叫法来判断，可能需要具备更多的地方语言研究能力或民俗学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