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景教碑”从何而来？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简称“景教碑”，自明末出土以来，就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中外学者、传教士对此作了大量的研究，发表的专论着作不下百余种。但关于此碑的由来，还有诸多疑问未能得到解答。

明朝末期，在陕西省西安市附近出土了一块刻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字样的石碑，后世简称其为“景教碑”。这块石碑是用黑色大理石所制，高２.３６米，宽０.８６米，重约２吨，在出土时基本保存完好。景教碑是世界四大着名石刻之一，具有极高的历史文物价值。景教碑碑面正文共有１６９５字，上下款有６７字，侧面有人名、职名共７６个。碑头飞云、莲台和螭龙烘托着一个十字架，左右还配有盛开的百合花，在十字架的下面题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九个楷书大字。

碑文是用汉文和叙利亚文书写，其撰写者是“大秦寺僧景净述”，书写者是“朝议郎前行台州司参军吕秀岩书”。景净原名亚当，是波斯人，博学多识，是大唐景教会总监督、唐都主教兼长老，是中国景教的最高领袖，曾翻译有三十多种景教文献。据碑文记载，景教碑建立于唐德宗建中二年（７８１）正月初七日（阳历二月四日礼拜天）。景教碑对景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进行了概述，从公元６３５年景教僧侣阿罗本来到唐代京城长安，到公元７８１年建立景教碑，之间共１４５年的传教活动和发展历史。碑文还引用中国的佛教、道教及儒家学说，对景教教旨、仪式进行了详细地阐述，同时还歌颂了唐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玄宗李隆基、肃宗李亨、代宗李豫及德宗李适对景教所行的功德。

陈垣先生曾指出：“要讲基督教入华史，还是要从唐代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讲起。”而方豪先生论及中国的基督教时，更一再坚称“是碑为我国景教第一文献”。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景教碑”的重大文化价值在于证明了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基督教就已经传入中国。

首先，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真实性。中国的学者一直未对景教碑的真实性提出怀疑，但一些欧美国家的知名人士认为景教碑是耶稣会教士伪造在。大文豪伏尔泰等就持有这种意见，认为景教碑是一种“虔敬的骗术”。直到１９世纪，一些法国、美国的汉学家还主张这一说法。对此，外国学者巴拉第毫不客气地进行了批评：“应该到中国的编年史中，去认真查找有关碑文被发现的记录。被找到的资料不容置疑地证明了基督教在中国唐朝的存在”。一些学者对碑文本身及唐代基督教在东方传教的历史背景等方面进行了详细深入的考究，终于证明了景教碑的真实性，从而结束了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

其次，至于“大秦景教”这个名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难以确定。据史籍记载，汉代以后就称罗马帝国为大秦，唐代大秦则泛指罗马帝国的东部，包括今巴勒斯坦、以色列、约旦、叙利亚、伊拉克、伊朗等地。唐贞观九年（６３５）阿罗本来长安时被称为“波斯僧”，其所传的教派被称为“波斯经教”，曾被人误认为佛教一个支派。１９０８年在甘肃敦煌石窟出土的《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等７种景教文献和１９３７年发现的“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证实在唐代在玄宗到德宗６０多年间里，基督教就由“波斯经教”改称为“大秦景教”了。据学考者考证，景教实际上是唐朝时期传入中国的聂斯脱里派（或译涅斯多留教派），起源于叙利亚，亦称为亚述东方教会，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基督教派。

再者，“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何时被人埋在地下的呢？又是出于何原因而被埋入地下的呢？因为景教碑在景教信徒的看来非常神圣，因此在其发现过程上有着各种类似神话的传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目前主要形成四种意见。

据碑文记载，此碑建成于公元７８１年。但公元８４５年唐武宗大举灭佛后，此碑就莫名其妙地消失。一些学者推测，８４７年唐宣宗继位后马上撤消了灭佛令，在这种背景下景教碑没有理由被埋在地下，因此景教碑是在唐武宗下灭教令后不久被埋入土中的。景教碑出土时完好无损，也在证明了它没有受到外力损害，不是因自然原因而被埋入土中的。

一种说法认为，景教碑是一位西安太守邹静为儿子筑坟时所挖掘。明代祟祯年间，西宁太守邹静长乐善好施，深受时人的敬仰。他的小儿子突然病故，邹静长选中了长安祟仁寺的南面作为儿子的墓地，并在安葬时挖出了这块景教碑。林侗、巴拉第等学者都采用此说。还有一种更为神奇的传说。耶稣会士方德望记载，一年冬天天隆大雪，白雪覆盖了大地，可只有这块石碑上面的土地上没有积雪。人们感到很奇怪，纷纷猜测下面肯定有宝藏，于是进行挖掘。就这样，景教碑重现人世。这种说法过于离奇，并没有什么可靠的证据，因此相信的人并不多。

大多数学者认为这块石碑是明熹宗天启五年（１６２５）西安近郊的民工在施工时挖掘出来的。这种说法比较诚实可信。还有人认为这块石碑出土于明天启三年（１６２３年）。关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出土地点有两种说法，盩厔说和长安说。１９１１年，伯希和在其《唐元时代中亚及东亚之基督教徒》一文中披露其见解，即“此碑发现的地方不在盩厔，而应在西安城西金胜寺内”，但可惜缺乏论证。

英国穆尔、中国的冯承钧先生、日本的矢野三治、佐伯好郎等学者持盩厔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出土地点是盩厔。他们根据宋金两代名人有关盩厔的诗文为论据，特别以苏轼的纪行文字提到“楼观台附近的五郡”，认为此五郡即景教碑中的“肃宗文明皇帝于灵州等五郡，重建景寺”。认为诗文中提到的大秦寺就是当年的景教寺。苏轼《南山记行》诗为论据，“至宝鸡、虢、郿、盩厔四县，并南山而西，至楼观、大秦寺。”盩厔当地有大秦寺遗迹，寺内有《五峰丘木山大秦禅寺铸钟铭》，据铭文记载可知此寺始建于唐太宗年间。

此外，伯希和、徐光启、李之藻、桑原骘藏、石田干之助等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出土于西安府金胜寺。在明代的行政区划上，长安和盩厔同属西安府，故无论该碑何地出土，西方学者一般均称其为“西安府景教碑”。出土地点之争与时间之争一样，双方均有早期的原始资料为据，问题也出在这些资料记录的互相矛盾上。仍未有景教碑出土周至的实据。景教碑刚出土不久，就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引起西方各国传教士的觊觎。

西安一带的西方传教士想把石碑作为礼物送给梵蒂冈，为便于运输还打算把石碑分成三块，由于当地政府和民众的保护阴谋未能得逞。１９０７年，一个名叫何尔漠的丹麦新闻记者打算用愉粱换柱的方法把景教碑运出中国。因为地方当局的保护措施也没能如愿。现在景教碑原碑保存在西安市碑林历史博物馆，成为我国古代基督教历史的重要物证。两种争论到目前为止还无定论，期待有新的发现作为铁证，给予澄清，有关学者认为对大秦寺地宫的挖掘可能会对此争论划上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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