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宜庆：陈寅恪与周一良的师生恩怨

积极靠拢 曾发言批判陈寅恪

就在恩师陈寅恪考虑南下之际，周一良也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他在回忆录中说：“1948年秋冬之际，局面颇为紧张时，我写信给父亲征求意见。这时大约已有地下党和他打了招呼，所以他主张我不要考虑离开，并汇给我一笔应变费。”

1949年新中国成立，周一良和选择留下来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感到欢天喜地，以崭新的精神面貌，迎接新时代。1950年秋末，他参加了“西南土改团”，去了四川，在眉山县太和乡搞“土改”工作，直到1951年春间。“西南土改团”成员主要为北京大专院校的中青年教师，总团长为陈垣。1951年春，周一良听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报告，开始参加思想改造运动。周总理指出，知识分子除去过几道关（如家庭等），要通过本门业务的学习来改造立场和观点。

知识分子改造进入高潮时，出身大家的他陷入深深的悔恨：“我决心改造自己，力求进步。”“经过学习、讨论、检查，终于树立起服从需要、任何地方任何工作都是干革命的思想。”

弟子周一良投身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渐渐适应了用马列主义的观点研究历史。人在广州的陈寅恪自然看不惯为文套用马列八股者，1951年有讽刺诗：

八股文章试帖诗，宗朱颂圣有成规，

白头宫女笑哈哈，眉样文章又入时。

周一良先生在他的自传中曾说过：“我生性小心谨慎，加之解放后‘原罪’思想沉重。”思想转变之后，他的所作所为，在陈寅恪看来就很陌生了。

1953年，为配合对胡适的思想批判和清算，在尹达的授意下，周一良发表“眉样文章”《西洋汉学与胡适》，文中对胡适有污蔑不实之词。1949年之前，周一良对胡适非常尊敬，在写关于魏晋南北朝和翻译佛典的论文时，经常向胡适、向达、王重民等人请教。周叔弢听说胡适研究《水经》，让周一良把自己所藏的一册抄本送给胡适，供胡适研究鉴定。胡适在此书题识：“三十六年一月十夜，周一良先生来看我，把他家书弢先生收藏的一本东原自定（水经）一卷带来给我研究……周本是东原在乾隆三十年写定本抄出的精抄本。”1948年8月，又跋云：“周本抄写最精致可爱，今年一良奉叔弢先生命，把这个本子送给我。我写此跋，敬记谢意。……这个藏本也有特别胜处，李本所不及。”

1949年之后，周一良受舆论和形势的影响，在家信中将胡适称之为“文化买办”，随后著文批判，也就不足为奇了。为何对过去尊敬的胡适进行批判，周一良的说法颇能代表当时一批参与批判的知识分子的想法，他说：“当时确实是诚心诚意，认为自己作为新中国知识分子，应当改造思想，‘不破不立’，应当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批判，即使是过去所尊敬的人。”

1954年，全国文艺界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展开声势浩大的批判，批判的矛头仍是背后的胡适。对这一切，人在岭南的陈寅恪冷眼旁观，“历史系教授陈寅恪说：‘人人都骂俞平伯，我不同意。过去你们都看过他的文章，并没有发言，今天你们都做了应声虫，正所谓一犬吠影，百犬吠声。’”陈寅恪拒绝批判胡适，在中山大学，不表态，甚至公开表示反对批判胡适者，还有容庚、刘节。

1958年，“大跃进”时进行学术批判。这一次，周一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恩师陈寅恪。晚年周一良以忏悔的心情回首这件事情：

当时我入党已经两年，对于党的号召更是无不积极响应，义无反顾。党叫我批判陈寅恪先生，我的态度和五年前批判胡适时就大不一样，不加任何思索就执行支部的意图，从未想到有一天万一跟陈先生见面的话何以自处，或者见陈先生于地下之时应该怎样。但是物极必反，这次“批陈”以后，我倒是逐渐更深刻地认识陈先生学术的伟大。

周一良此举，完全背叛了陈寅恪，并对其反戈一击。曲学阿世，师生断谊。1963年，陈寅恪编订《丛稿》时，将《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文前记录陈周师弟之情的序删掉，以示往日师生情谊不再。这种举动，可以和古代先生对弟子的“破门”视之。

一个学者很难把自己分裂为新旧两截，也无法把“旧我”从过去的土壤中连根拔起。但周一良好像是个例外。他的转变之快、思想跟拍，令后人感到难以理解。

孩子不能上大学，周一良宽慰地认为不上大学才对。他拒绝与汉学家牟复礼联名寄卡片，因为牟复礼曾是哈佛陆军特别训练班学员；他写批判文章污蔑费正清是美国“特务”。周一良全然放弃古代史，烧掉博士证书。妻子邓懿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在信中说，不习惯露天厕所，他吟诗“凉风飕屁股，冷气入膀胱”给干校劳动的妻子。这一切举动，周一良像被人灌了迷魂汤，不符合一个学者安身立命的思想和情感逻辑，可是，在*频仍的年代，这样做又是合乎时代潮流的。

一个志在做学问的纯粹学人，在时代的大潮中，逐渐迷失了自己。“而且把早年最可贵的精神气质都丢失了，这是很令人痛心的。”“周先生的遗憾不仅是他个人的，而且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谢泳语）

幡然悔悟 真诚向陈先生请罪

“文革”爆发，一向要求进步的周一良也贴大字报，但被红卫兵粗暴制止，斥责：“你不配贴大字报。”1967年，周一良被抄家批斗，被戴上“*老手”等帽子。即使在乘“喷气式飞机”时，红卫兵小将荒谬的批判让周一良感到啼笑皆非，但他绝不会怀疑，把“文革”看作是改造社会，“对所受非人待遇甘之如饴”。（儿子周启博语）

1974年1月，江青在首都体育馆召开“批林批孔大会”，周一良被指定在会上讲些历史典故，名为批判林彪和孔子，他哪里知道江青的矛头直指周恩来？他还天真地以为自己的学识总算派上了用场。不久，成立了“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用笔名“梁效”在中央各报发表文章，周一良是“梁效”的成员之一，他学识渊博，凡有学术或历史上的问题，他都能查明出处，圆满解答。

参加“梁效”写作组时，周一良以为是组织对自己改造成果的肯定，每每奋笔熬至深夜，欣喜于古文知识能“服务于革命路线。”1976年，粉碎“四人帮”，大批知识分子重见天日。然而，一夜之间，“梁效”写作组成员成了江青集团御用写作班子，参加“梁效”写作班子的冯友兰、魏建功、林庚、周一良等都必须接受政治审查，再次失去人身自由。接受审查时，周一良还懵懂地说：“从未意识到批儒是指周总理，也从未听到任何暗示。”

在首都体育馆举行的一次万人批判大会上，须发皆白、骨瘦如柴的周一良，作为陪斗，跟“梁效”负责人迟群、谢静宜站在一起。对“梁效”的批判和审查，直到1978年才结束。对全中国人民来说，“文革”是十年苦难，对周一良来说，前后整整十二年！

冯友兰、魏建功、林庚、周一良因参加“梁效”，被知识分子诟病。舒芜以《四皓新咏》为题，作诗讽刺他们四人。唐兰、王利器都有和《四皓新咏》之作。

周一良接受审查后不久，收到一封匿名信，上款称“周一良道兄”，信中毛笔繁体大字“无耻之尤”，落款为“一个老朋友”。无独有偶，魏建功也收到一封这样的信，上书“迷信武则天”。周一良对此淡然处之，付诸一笑。而魏建功对这封“老朋友”的信大动肝火。周一良则旷达地表示：“我对此公之正义感以及勇于表达的激情，始终还是表示钦敬的。”

1980年，魏建功病逝。“文革”结束后，魏建功和周一良一样，接受了两年的政治审查。政治审查期间，魏建功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心情抑郁，健康受到影响。在魏建功的追悼会上，一句“五十年风云变幻，老友毕竟是书生”的挽联深深触动周一良，使他重拾荒废多年的古代史研究。

重回魏晋南北朝史学领域的周一良，遗憾的是，再也无法向恩师陈寅恪汇报自己的研究成果了。1958年，周一良批判陈寅恪的发言稿虽然未公开发表，但感觉愧对陈寅恪。晚年周一良对陈寅恪有了更深刻的认识，1991年5月20日致函汪荣祖，信中写道：“记得适之先生曾说，寅老有遗少味道，一良以为并非全无根据，如挽观堂诗中‘回思寒夜话明昌，相对南冠泣数行’之类，非对清室有一定感情者，不可能对观堂有如许之同情。一良回忆儿时情况，家父虽早服膺西方学术，曾译康德著作，但有时亦流露出‘遗少’味道。渠与寅老年龄相仿，又皆为清末督抚之孙，宜其思想心态有相通之处。估计北伐之后，遗少心态始渐消失，寅老在观堂挽词之后，似未再流露，而家父晚年竟成共产党之朋友矣。”

坐在轮椅上的周一良对陈寅恪，对50年风云变幻的所作所为，深刻反省，并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公开表示自己的忏悔。1999年11月27日，为纪念陈寅恪诞辰110周年而举办的“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胡守为教授替周一良宣读了《向陈先生请罪》的发言：“我相信我这个迷途知返的弟子，将来一旦见陈先生于地下，陈先生一定不会再以破门之罚来待我，而是像从前一样……就如同在清华新西院、纽约布鲁克林26号码头轮船上，岭南大学东南区1号楼上那样的和谐而温馨。”

周一良去世后，其子周启博在《噩梦醒来已暮年》文中说：

父亲是一个企业世家兼文化世家的长子，家教是忠恕之道和谨言慎行。少年青年时潜心文史，所在学科前辈和同人对他颇为看好。如果他能按自选方向走下去，学术上当有可观的成就。然而，中年之后，他被社会环境压制，奉领袖为神明，把改造思想以达到领袖要求当作高于家庭、学术的终极目标。每当他未泯的人性和常识与领袖的方针冲突，他都认为人性和常识是自己未改造好的表现，“改造思想”成为他永远追求也永远达不到的目标，而他从不怀疑领袖有什么不对……

一代知识分子的噩梦实在太长了，白发皓首的周一良幡然醒悟，晚年写回忆录，一声长叹，“毕竟是书生”（回忆录以此为名，周一良曾对人表示此书名引而不发的下半句是“书生上了当”），这几个字中，包含多少沧桑与苦难，沉痛与艰辛。一生多舛看风云，长使书生泪满襟……

来源：百年中国的名师高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