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从故宫带走的珍宝悉数散尽，到最后才献出这件祖传宝物

李宗仁先生在自己回忆录中明确指出：“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氏无视辛亥革命时民国政府在《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中所做的承诺，派鹿钟麟带兵进入故宫，把末代皇帝溥仪赶出故宫并不再拨付生活费给原清朝皇室”。

溥仪被赶出故宫以后，逃亡到天津租界，被日本人当作宝贝“挖”走了，后来就在日本人的扶持下，在东北当了“满洲帝国皇帝”。从故宫到天津，溥仪是从神位上下来，跌落到尘埃，民国政府不再拨付生活费，溥仪一行人怎么生活？最救急的办法就是变卖宝物。

当时，冯玉祥派兵赶出溥仪的时候，只给他三小时的时间，限定他在此间内必须出宫，而且派有重兵把守检查，溥仪当时要想携带宝物出宫，很难办到。那么，他在天津哪来的宝物变卖呢？其实，他早有预料，故宫已不是他的久留之地。在被赶出故宫两年之前，他就为自己的后路作了种种猜想，无论如何，都离不开一个字：钱。于是，为长久计，他开始运送宝物出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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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与溥杰兄弟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交代的清清楚楚，“我们行动的第一步是筹备经费，方法是把宫里最值钱的字画和古籍，以我赏赐溥杰为名，运出宫外，存到天津英租界的房子里去。溥杰每天下学回家，必带走一个大包袱。这样的盗运活动，几乎一天不断地干了半年多的时间。运出的字画古籍，都是出类拔萃、精中取精的珍品。因为那时正值内务府大臣和师傅们清点字画，我就从他们选出的最上品中挑最好的拿。我记得的有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墨迹《曹娥碑》、《二谢帖》……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还有阎立本、宋徽宗等人的作品。”

据清室善后委员会统计，溥仪“赏溥杰单”明确记载，盗宝活动始于1922 年，即宣统十四年的七月十三日。先是一些宋元善本，计209件，总计502函，大多为宋版，极为珍贵。后来是历代名画，总数是册页68 件，字画1285 件。仅十一月初八这一天，溥仪就“赏出”26 件之多。

在溥仪带出故宫的宝物当中，包括王羲之的《曹娥碑》、《二谢帖》，隋人的《出师颂》，唐代画家阎立本的《步辇图》、《历代帝王图》，五代画家阮郜的《阆苑女仙图卷》，宋代画家的《长江万里图》、《清明上河图》，唐宋书法大师怀素、米芾的真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手稿，等等，件件都是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

令国人痛心的是，溥仪携带出宫的《历代帝王像》与《女史箴图》（现藏于大英博物馆）同等珍贵，从天津流出后落入日本人之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被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收藏。溥仪为了讨好日本，把很多珍宝出让给了日本人，再也回不来了。《出师颂》出宫后失落于民间，半个多世纪后的2003年7月，这件国宝突然在中国嘉德春季拍卖会上亮相，引起国内收藏界的高度关注，为了防止国宝再度流失，北京故宫博物院不得不出手援救，最终花了2000多万元的巨资才得以收回。

溥仪带出故宫的宝物很多，不是变卖出手，就是出让给了日本，只有一件，他一直随身携带，直到被苏联红军俘虏，又辗转引渡回国，这件宝物都没离开过他。即使是在抚顺战犯管教所看押期间，溥仪都深藏着这件宝物。直到1950年末，溥仪才交出这件宝物。此物就是清代皇室的传家宝：乾隆田黄三联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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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田黄三联玺不是用于皇家文书的官印，而是乾隆皇帝私用的印章。乾隆田黄三联玺由三方石印组成，且用石环相连，两枚为正方形，一枚为椭圆形，印文分别是：“乾隆宸翰，乐天，惟精惟一”。极为珍贵的是，乾隆田黄三联玺及其相连的石环，是由一整块田黄石雕刻而成，巧夺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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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图的印谱看，右侧印章底部为正方形，边长26mm，以阴文篆刻“惟精惟一”；中央印章底部为椭圆形，长径30mm，短径23mm，以阳文篆刻“乐天”，左侧印章底部为正方形，边长26mm，以阳文篆刻“乾隆宸翰”。这组印章现为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