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论孔（1）：儒党是中国最早的政党

何新论孔（1）：

儒党是中国最早的政党

【导读】

　　【《何新古典新论：何新论孔子》（套装共3册）简介】

　　本书共三卷，是何新对孔子及其思想的新论述。

　　其主要新论点有：一、孔子不是先秦百家之一家、诸子之一子。孔子与老氏同为晚周战国诸子之大宗师。孔子及其学徒所组织之“儒党”，不仅是一个学术团体，也是一个履行特定政治宗旨从事政治活动之团体，实际是中国最早的政党。

　　孔子不是一介空谈之布衣书生。孔子是当时著名之政治家。孔子知兵，也是当时知名之军事家和有勇力之武士。战国著名军事家吴起是孔子弟子子夏之弟子。战国荀卿、韩非一派法家之学亦源出儒家。盖战国后出现墨、法、名、兵及术数、阴阳等百家学皆可溯源于孔氏之学，这是孔子所以伟大而地位高于先秦诸子，处圣者地位之根本原因。

　　孔学在汉武帝后分道为“今文”孔学与“古文”孔学两端。两家倾轧势同水火，主要不是因为文字、版本之歧异，而是由于利益集团及政治立场之分野，导致学术立场之分歧。

　　二、何新所著《孔丘年谱长编》，凡50万言，此前已经出过3个版本。此次新版，内容有重要的修改和补充，援引史料宏富，对孔子一生逐年考订，书中增加了何新撰写的《孔子世家正误》。对于孔子生平多有揭秘抉隐之研究，立论新颖多为前人所未述者。

　　三、《圣者·孔子传》及《何新论孔学》二书均系第一次出版。

【正文】

一

　　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生深刻全面变革的时代。百家诸子都兴起于此时。

　　《汉书·艺文志》将先秦诸子划分为十家，认为每一家都是出于某一种“王官”（政治分工中的官属专业）。

　　但是作为历史学家的班固忽视了极其重要的一点：先秦诸子之分并不仅是不同的学术思想之分。这种分野之后有政治意识形态之争，有时也有直接的权力政治之争。

　　而尤为重要的是，从其思想和政治功能看，战国诸子中至少有两个学派，并不单纯是学术的思想与学派——它们事实上乃是中国历史中最初形成的雏型政党。

　　这两种具有雏形政党形态的学派，即儒家与墨家。

　　近世一些学者多以为，政党政治等仅仅是近代西方政治的产物。殊不知，当春秋战国之际，由于君权的衰落，在以天子为中心的君主制度蜕变为大夫、陪臣执国政的贵族政治制度的过程中，政党政治也已萌生于当时的诸子百家学派之中。

　　所谓政党，就是具有专一的政治纲领，较严密的分层组织，有纪律约束，有精神、政治和组织的领袖，有远期及近期的政治目标，且有经济来源即组织经费（“党费”），从事有组织、有目的政治活动之政治团体。

　　从上述几点去观察，孔子组织的儒党，以及后来墨子组织的墨党，都完全符合标准。孟子曾谓“天下二分，出儒入墨”。可见儒墨的影响之大。从历史和政治活动史看，孔子与墨子，不仅是学者、思想家、教育家，事实上也是两位出色的政治组织者和政治领袖。

二

　　先秦诸子之兴起，其社会基础是当时社会中一个新阶层的兴起。这个阶层，就是春秋末期出现的所谓“游士”或“游学之士”。游，就是四方游荡。之所以能向四方游荡，因为其身份乃是自由的。“士”是一种社会身份。士高于农夫等劳动者，但又不是真正的贵族。士是周代世袭贵族社会的边缘阶层。士在商及西周社会中早已存在，但游士则是东周、春秋时期社会分裂的产物。

　　春秋以前，官有世业，世官世守。士、农、工、商、皂（造）、隶（力）诸种姓，各有专业分职和人身连带，世代不能改变。因此，春秋前的“士”阶层，并不是游士。

　　游士从何而来？从贵族和士阶层中的“庶子”而来。庶、诸古字通，庶子即诸子。诸，多也，馀也。庶子是相对于嫡长子而言，庶子是贵族阶层中一种边缘人或者所谓“多馀的人。”所以到两汉时期，庶子甚至演变为竖子，成为一种卑贱之称和骂语。

　　西周政治经济制度的主体是宗法种姓制度。这种宗法种姓制度，也就是所谓“周礼”名下之封建宗法制度的本质和实体。根据周代的宗法制度，贵族阶级的权力、财产、身份、地位的传袭，实行严格的嫡长子（宗子）继承制。但是嫡长子只有一人，即“世子”。非嫡长子的其他子弟，即“诸子”或者“庶子”；他们都是没有宗法意义的直接继承权的。

　　嫡长子继承父业。非嫡长子的庶子们，则享受不到父辈的贵族身份与称号。而非贵族的王官，其庶子也无继承权，必须学点手艺和专业。

　　随着人口的代代增多，国中可分封之闲土日少，官禄事权也日分日削。于是，在贵族和“士”的子弟中逐渐游离出来了一批无法进入贵族主流社会的边缘人。

　　这些边缘的“士”之子弟，他们虽有贵族和“士”的家世背景，但却没有继承权，没有土地，没有官职，甚至有的也没有正式身份，这些人就成为了所谓“游士”。

　　但是，游士们的政治身份是自由的，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高于农夫、商人、奴隶。游士不受人身依附关系即当时的编户制度的约束，因此可以四处游荡。

三

　　孔子正是来自这样一种社会阶层。青年时代，他也是一个四出游荡，寄食于人的“游士”。于春秋中期出现的这一游士阶层中，孔子应是其中最有名望的一位。由于其有名望，因此他成为了名擅一时的“名士”。其实，先秦诸子百家，除老子是世官世守的史官世袭贵族以外，多数人几乎出身都是“庶子”和游士。

　　孔子之所以主张“有教无类”，就是因为其徒党中有很多这种出身的边缘人。因此当时有人攻击他门下多收庶子，举例是：“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皆从学于孔子。”

　　宗法贵族看不起这些庶子、游士，蔑称之则为“竖子”。竖子”其实是“庶子”的另一种写法，在战国秦汉时代以后，这成为一个骂人语，其意义略相当于“小人”、野种。但是，尽管宗法贵族目游士为“竖子”，孔子却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一个被赋予一种新的道德涵义的词语“君子”。

　　“君子”本来是指贵族，是一种高贵的社会身份。然而孔子之所谓“君子”，却不是以血统而区分，不是指身份和出身，而是指具有高尚的学养和道德的人。因此，即使出身于小人，身份是庶子，只要其修养有德，则孔子也称这种人为“君子。”

　　孔子使“君子”与“小人”由世袭阶级的称谓，变成为区别道德人格的称呼。换句话说，单凭血缘关系、宗嫡身份并不能保证贵公子们成为“君子”。这是一种舆论和道德评价人格的权力。

四

　　我曾经考证过，儒的本义是胥师，即主持宗社之祭祀、礼乐仪式和丧葬之礼的祭司。

　　孔子的出身是一个贵族的私生子和被遗弃儿。其出身的母族颜氏地位颇卑微。孔子作为一个贵族的私生遗腹子，他作为“士”的身份，事实是直到他成年之后才被鲁国的贵族社会所追认的。孔子作为祭师和传教者的身份，本来也是自封的。

　　众所周知，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所谓“私学”的创立者。孔子创立“私学”，打破了从前学社专于官府的局面。在此之前，学术，特别是政治学术，是由国家所垄断的。

　　但是，孔子聚徒讲学，其真正目的并非仅是传播学术，而且也是为了从事政治活动。他通过招收众多子弟而教育之，是要传播一种信仰，建立一个宗派。他把具有共同信仰的子弟们聚集在一起，组织成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当时被称作“儒者”。

　　在西方，据说最早聚徒讲学的人是毕达哥拉斯。毕达哥拉斯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建立了一个密宗的学术团体，对一部分人讲授公开的内容，对另一小部分人，讲授秘传的学问。毕达哥拉斯的学派也是一个政治团体。

　　［孔子最早聚徒讲学的所在地，可能就是曲阜。虽然前人有不同的说法，但我仍疑曲阜一名实际就是来自陬邑（孔子父亲的守邑）。孔子任中都（汶上）守后，得到了采邑（禄田），这采邑可能也在曲阜。曲阜就是孔子的Lycewm（吕克昂，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的讲学地）。］

　　孔子的这个儒者的团体，既是学术团体，也是政治团体。他们共同奉行以古代的“六经”之道为主体的圣贤学说，形成一个学派，此即后世所说的“儒家”。其从学者，称为“弟子”（子弟的倒置词），而外间则称之为“儒党”。儒党一名，古已有之，非我所创也。

五

　　这些“儒党”的党徒子弟们，皆尊奉孔子为最高精神领袖和政治领袖——即圣人。儒者实践其政治学说和主张，并且积极参与和从事政治活动。因此，儒者团体，实际也是一个在当时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性党派。

　　实际上，汉语中“党”这个字辞，正与孔子讲学的乡党社堂有关。在孔子之前，当学在官府时，宗社所在的乡校之社堂，本来就是士子们聚会和评议时政的场所。党，字源来自堂。堂，即乡社，又称乡党。党人，就是同党之人，具有共同的血缘关系（子弟）、共同的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乃是作为“党人”的特征。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郑然明以乡校谤国政，欲毁之。子产曰：‘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仲尼闻是语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

　　孔子之所以赞扬子产，是因为子产允许士子们在乡党中批评和评议国政。而批评，也就是一种参与。孔子显然已意识到在乡校中聚徒讲学，可以让作为边缘人的庶子游士们介入和从事政治活动。

　　孔子作为一个曾长期不被社会承认其贵族身份的“非士”，本来是没有从政机会的。但是他意识到，如果把众多像他这样具有参政兴趣而没有机会的庶子游士们聚集在一起，组织成一个团体，就可以成为政治中的一种积极的、重要的力量。于是他就这样去做了。

　　他所发起和组织的这个团体，就是“儒党”。

六

　　其实在孔子以后，以至后来的秦汉时代，“儒家”就更像一个政党。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家，实际是将儒党拔擢为控制政权和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执政党。在武帝时期，这个儒者政党的宗旨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即“尊王攘夷”、“复礼归仁”。而这八个字正是汉武帝所需要的。

　　历史上的儒家之党，可称为“孔党”或“儒党”。这个组织是有纪律的。背叛师门者，会受到处罚，“弟子可鸣鼓而攻之。”

　　孔子使冉求为季氏吏，冉求为季氏聚敛，背叛了孔子的教义，于是孔子将他逐出弟子之籍，清理了门户。这其实也就是开除党籍。（参看《论语·先进》）

　　史传孔子弟子三千，其中名世之贤者七十二。三千弟子，就是儒党的党员；贤人，就是分层的领袖。有人不相信人数三千这个数字，认为是夸大的。其实如果作为政党，人数三千实在算不上太多。嫡派弟子七十二贤人，若每人领属二层弟子四、五十人（不过一个班而已），则总人数即已超过三千名了。

　　这三千多人的徒党，无论在当时的鲁国或孔子所到往的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可能不被视为一只重要的政治力量。赵简子本来要攻击卫国，听说了孔子及儒党在卫，遂不敢去攻。

　　这也就是当时在列国政治中孔子之所以声名显赫，备受重视的原因。同时也是孔子在鲁、在齐、在卫、在宋、在陈蔡之间，儒党们也常常被驱逐，被围困，屡遭驱逐的原因。孔子被当时的人们目为所谓“素王”。什么是“素王”？素王即无冕之君，实际就是政治领袖。

　　如果孔子只是一个平静的书斋学者，一个教书匠，提笔写文章，登堂讲经籍，仅仅作为一个执教授业解惑的学者、教授，只是作为所谓“教育家、思想家”——则孔子在当时和后世必不能产生那样巨大的影响和历史作用。

　　晚年，孔子及其徒党被鲁哀公客气地请回鲁国。当时鲁国君王正在遭遇内忧外患。内则三桓特别是季氏公族强大，一再欺负侵凌鲁君。外则东方有齐国南方有吴越，欲吞并鲁国。鲁哀公实际也是要借重孔子及其儒党，形成一种制衡和卫护的力量。

七

　　由于孔子并不是单纯意义的学者，所以他平生“述而不作”，从未将自己关入书斋从事研究和写作。所谓“述”，就是演讲和鼓动。

　　孔子的根本目的，并不是研究学术，著书立说，传之后世，而是要改革政治。

　　孔子也不是单纯的历史学家。他治史的目的，他曾经明言之不是为了求历史之真相，而就是“借古非今”，以历史作为政治批评的工具，抨击时弊，令“乱臣贼子惧”。

　　孔子将古代的“六经”也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诗经》本来是一部民歌、史诗和宗教乐歌，但孔子说诗，则侧重于讲授文字背后的微言大义，以解读古诗讽喻和批评政治。（《诗经》毛亨序传，正是传述了子夏所读解的诗歌中的政治寓意。所以汉武帝时代的政治家如赵琯、王臧，都是通过学习《诗经》出身而从政）。这种借古非今的态度，就是儒家的“今文”家言。所谓“今文”的意思，就是现代派。

　　实际上，先秦诸子学说所以兴起，主旨都并不在于为了著书立说，而在于要求宣传理想，并且付诸政治实践。著书成为学者，并不在诸子的兴趣之中，孔丘、墨翟尤其如此。

　　在孔、墨以及后来的子夏、孟轲、荀况、韩非看来，政治行动实践的成功和失败，乃是第一等重要的事！至于创立学说成一家言，则倒是次要的。

　　孔丘、墨翟都抱有舍身救世的观念，他们以天下为己任，重视实际效果，希望有利于百姓（人民）的生活。

　　所以，孔丘一生恓恓惶惶，到处宣传“仁善”和“克己复礼”的观念。墨翟也漫游宋、楚等国，到处宣讲“兼爱”。这些学说无不是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而发，是适合于时势要求的。

　　司马迁云：“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孔子。”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推崇孔子为一伟大革命家：“孔子自具主张，以其标准进退其人，评价古籍，经典中之尧舜，未必实有其人，乃出孔子之假托。所谓盛德美俗，未必实有其境，乃孔子虚构之景象。一言以蔽，所谓托古改制也。”其说破几千年之覆，可谓别具只眼。

　　总之，孔子之伟大，主要不是单纯的作为所谓教育家或思想家。他有远大的抱负，为此而聚徒结党，形成了一派重大的政治力量。通过这一学党——“儒家”团体，孔学得以长期传承，在孔子身后两千年的历史中，形成一种伟大的文化和政治的传统。儒者在汉武帝一朝得到国家承认，儒学遂成为支配中国传统政治近两千年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

　　【本文收入何新著《论孔学》，北京·同心出版社，2012出版。本博被作者授权转发，作者于文字有所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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