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的视野下，实体和程序总是结伴而生的，就像人的骨架和肉身一样。只有实体没有程序，结果只能是无数冤家错案。只有程序没有实体，法律根本没有存在的意义。
举个例子：一老头专门碰瓷，一天你撞他了，管理人员跑过来说：“小伙子，你违章了，罚款1000元”，你是不是瞬间一千只草泥马奔腾而过？这就是实体。那么程序指啥呢？管理人员首先会给你敬个礼，然后对你说：你承认自己撞人吗？你可以解释一下；接下来才给你一张罚单；再让你签字并告诉你到哪里交罚款；最后还对你说：小伙子，如果你对处罚不服，可以去复议。同时，你也可以要求组织听证会，我们会充分保障你的权益。你看尽管罚款了，你也是心服口服，多么温馨。“实体+程序”是不是就完美了？
今天我们来说说我国一以贯之的一项刑罚——“死刑”，一个人被判处死刑就是实体，如何才能真正执行就是程序。
秦始皇建国后非常勤政，自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记载：“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对各地的死刑案件必然是亲自批阅，因此生杀大权都握在他手里边，地方官吏根本不敢随便杀人。
汉代创建了“录囚”制度，也就是说：地方官也有权决定对犯人是否判处死刑了，没有必要获得皇帝批准。
到 北魏时期，太武帝说了：“当死者，部案奏闻。以死者不可复生，惧监官不能平，狱成皆呈，帝亲临问，无异词怨言，乃绝之。诸州国之大辟，皆先谳报，乃施行。”对于拟定死刑的案件，司法官员和地方都要和皇帝请示。
隋文帝时期，各州判决的死刑案件不能立即执行，须经过大理寺复审；大理寺审核完毕后，还须要经过尚书省的复核。只是隋炀帝有点特殊，他说了：以后地方官判处罪犯死罪后，不待奏报给我，都杀了就行，结果他一次就杀了2000人。
唐朝对死刑的复核有了更高程序要求。刑部对死刑的司法复核，中书省、门下省对死刑的立法复核；尚书省对死刑的行政复核；皇帝对死刑的最终复核；御史台对死刑的监察复核。也就是说皇帝说这个人该杀，这个人最终也不一定会被杀，因为还有御史台去进行监督。
明朝初期以来，朱元璋更是很慎重对待死刑，他说了：各省处决重囚时，中央都要差遣三法司官员会同地方官员审录后处决死刑人犯，称为“差官审决”或“遣官审决”。这是死囚犯人在被处决前又一道慎刑程序。
清朝，首创秋审，也就是说到了秋天，大小官员齐聚一堂，由皇帝主持，对死刑犯进行最后审核，符合死刑条件的直接处死，不符合的也就罢了。
纵观历朝历代，对于死刑犯的执行还是非常谨小细微的，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要：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多层审核，直到最高统治者皇帝审核。因为人死不能复生，加之明德慎罚思想的渗透，古代皇帝重视死刑的程序性规定有其必然性。
秋审
可是，2007年之前我国法律却是这样规定的：死刑案件仅仅需要省高级人民法院审核，就可以执行了。我来给大家解读一下：法律规定，凡是可能被判处死刑的案件，第一审只能是中级人民法院（地级市一级）。而在我国，案件实行两审终审，也就是说：你要是对中院的审判结果不服，还可以到高级人民法院（一般设在省会城市）上诉，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是不是有点后怕？只要两次审判就能决定你的生死。佘祥林案、李久明案、杜培武案怎么搞出来的？有很大原因就是没有有效的审级监督。
直到2007年，经过专家学者反复呼吁，我国法律才修改过来，死刑案件的最终决定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这有什么好处呢？一方面，被判处死刑的人也许是冤枉的，这直接避免了中院、高院，为平息民怨而枉顾证据充足与否，出现草菅人命情况；另一方面，被判处死刑的人，有了更多时间和机会去证明自己的清白（最高院审核判处的死刑是否合适时，必须去见见这个被判死刑的人，听听他的意见）；最后，最高院专门负责死刑案件符合的机构，按理说比高院专业素质更加过硬，这更加有利于权益之保障。
所以说，通过对我国古代法律的研究，吸收其精华，更加尊重和敬畏人的生命，死刑复核权由高级人民法院改为最高人民法院，将“级”给为“最”，仅仅一字之差，可以说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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