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

一九八〇年底中国史学界不幸失去了两位重要的人物：顾颉刚先生和洪业（煨莲）先生。两位先生都是一八九三年出生的。逝世的时间也仅仅相差两天：洪先生卒于十二月二十三日，顾先生卒于二十五日。顾先生是苏州人，系出著名的吴中世家，早年所受的是中国传统的历史教育；洪先生原籍福建侯官，早年就受到西方基督教的影响，且是在美国完成正式教育的。但是尽管他们的家世和文化背景都不相同，在史学上两位先生很早就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了。洪先生是一九二三年从美国回到燕京大学任教的，这正是顾先生以“古史辨”轰动中国学术界的一年。洪先生在美虽治西洋史和神学，但回国之后治学的兴趣很快地就转到中国史方面来了，这是和当时胡适之、顾颉刚诸先生所倡导的“整理国故”的运动分不开的，而顾先生对他的影响尤大。洪先生生前曾屡次和我提到这一点，决不会错的。一九二九年顾先生到燕京大学历史系来担任古代史的教学，他和洪先生在学术上的合作便更为密切了。最值得纪念的是他们共同发现崔述夫妇的遗著和访问崔氏故里的一段经过。而《崔东壁先生故里访问记》一文也是由洪、顾两先生共同署名发表的。

洪、顾两位先生恰好代表了“五四”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个主流，即史料的整理工作。在这一方面，他们的业绩都是非常辉煌的。以世俗的名声而言，顾先生自然远大于洪先生；“古史辨”三个字早已成为中国知识文化界的口头禅了。但以实际成就而论，则洪先生决不逊于顾先生。洪先生三十岁以后才专治中国史，起步比顾先生为晚，然而顾先生由于早年遽获大名之累，反而没有时间去做沉潜的工夫。所以得失之际，正未易言。最后三十多年间，他们两人的学术生命尤其相差得甚远；顾先生受政治环境的影响太大，许多研究计划都无法如期实现。例如《尚书》译注的工作，在“古史辨”时代即已开始，六十年代在《历史研究》上续有新作，但全书似乎未及完篇。（最近两年发表的，有关“甘誓”、“盘庚”诸篇主要都是由他的助手代为完成的。）所以就最后三十余年而言，他的成绩不但赶不上“古史辨”时代，而且也不能与抗日战争期间相比；因为即使在抗战的那个困难条件下，顾先生尚能有《浪口村随笔》之作。（后来正式出版的《史林杂识》即是其中的一部分。）这实在不能不令人为之扼腕。对照之下，洪先生在同一段时期却仍能不断地在学问上精进不懈。洪先生是在一九四六年春间应聘到美国哈佛大学来讲学的。据他有一次谈话中透露，他当初只打算在美国住一两年，藉以补足战争期间接触不到国外汉学研究的缺陷，但是后来中国的政治局势变化得太快，他终于年复一年地在美国住了下来。

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八〇年，洪先生发表了许多分量极重的学术论著。凡是读过洪先生论著的人都不能不惊服于他那种一丝不苟、言必有据的朴实学风。他的每一个论断都和杜甫的诗句一样，做到了所谓“无一字无来历”的境地。但是洪先生晚年最精心的著作则是刘知几《史通》的英文译注。他对《史通》的兴趣发生得相当早，认为这部书是世界上第一部对史学体例进行了系统讨论之作。因此他发愤要把它译出来，让西方人知道中国史学造诣之深和发展之早。由于他的态度认真，不肯放过《史通》原文中每一句话的来历，译注工作所费的时间几乎到了不可想像的程度。记得十五六年前洪先生曾告诉我，他已戒掉了烟斗，要等《史通》译注完成后才开戒。但他究竟最后有没有照预定的计划结束这一伟大的工程，我现在还不十分清楚。希望整理洪先生遗著的人要特别珍视这一方面的文稿。洪先生为了要整理出一个最接近本来面目的《史通》本子，曾进行了精密的校勘工作。我曾不止一次向洪先生提议，请他整理出一个最理想的校本，分别刊行，以取得与译注相得益彰之效。他表示十分同意我的看法。希望我们能在洪先生的遗稿里发现这样一部完美的校本。

洪先生平素与人论学，无论是同辈或晚辈，绝对“实事求是”，不稍假借。他博闻强记，最善于批评，真像清初人说阎若璩那样，“书不经阎先生过眼，谬误百出”。但是另一方面，洪先生却又深受中国“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的熏陶，对古人不肯稍涉轻薄。一九五四年胡适之先生曾经多次与洪先生为了全谢山问题发生争论，书札往复不休。主要关键便在于洪先生认为胡先生说全谢山吞没赵一清（东潜）水经注校本，是一种不应有的厚诬古人。一九七四年我在香港，听说洪先生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看报，读到那些毫无理性的“批孔”言论，气愤之至，出来时竟在图书馆大门前跌了一交，把头都摔破了，几乎因此送命。可见洪先生虽从小受西方教育，又信仰基督教，但内心深处始终是一位彻底为中国文化所融化了的读书人。

我始终没有和顾先生接触过，但是通过师友们的平常谈话，对顾先生的性情之厚和识量之弘也是十分心仪的。一九七八年十月我随“美国汉代研究考察团”访问中国大陆，我们全体团员都希望能见到顾先生，我个人更是高兴有此机缘得偿多年的宿愿。不幸其时适值顾先生因病入医院治疗，不能见客。我曾特别请人转达个人对他老人家的仰慕之意，他也传语希望以后在学术上彼此保持联系。但是想不到我竟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了。

近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上，顾先生和洪先生可以说是代表了史学现代化的第一代。尽管他们都继承了清代考证学的遗产，在史学观念上他们则已突破了传统的格局。最重要的是他们把古代一切圣经贤传都当作历史的“文献”来处理。就这一点而言，他们不但超过了一般的乾嘉考据家，而且也比崔述和康有为更向前跨进了一步。洪先生治学最严谨，其专门著作中往往语不旁涉。所以我们不妨专就顾先生的议论来说明这个问题。

顾先生虽然接着康有为、崔适讲王莽、刘韵伪造群经的问题，但他却早已跳出了今文经学的旧门户。他曾一再声明，他只是接受今文学家的某些考证，而并不采取他们的经学立场。换句话说，他的目的与经学家不同，不是为了证明某种经学理论而辨伪。在顾先生看来，“要辨明古史，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这样一来，史学的重心才完全转移到文献问题上面来了。兰克曾说：“在我们把一种作品加以历史的使用之前，我们有时必须研究这个作品本身，相对于文献中的真实而言，到底有几分可靠性。”这就是顾先生所谓“史家的辨古史”的态度了。顾先生“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之说之所以能在中国史学界发生革命性的震荡，主要就是因为它第一次有系统地体现了现代史学的观念。所以此说一出，无论当时史观如何不同的人都无法不承认它在史学上所占据的位置。语言学派的史家认为顾先生已在中国“史学上称王”，有如牛顿之在力学，达尔文之在生物学。（见傅斯年“与顾颉刚论古史书”，见《傅孟真先生集》第一册，上编丁函札类，页六二）甚至马克思派的人也不能不佩服他的“卓识”，并说“旧史料中凡作伪之点大体是被他道破了”。（见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九五四年版，页二七四--五）在“史料学”或“历史文献学”的范围之内，顾先生的“累层构成说”的确建立了孔恩（Thomas S.Kuhn）所谓的新“典范”也开启了无数“解决难题”的新法门，因此才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史学革命。除了《古史辨》集结为七厚册外，还有无数散在各报章杂志的文字都是在《古史辨》影响之下写成的。

文献是史学的下层基础；基础不固则任何富丽堂皇的上层建构都不过是海市蜃楼而已。顾先生尽管在辨伪与考证各方面都前有所承，然而他的“累层构成说”却是文献学上一个综合性的新创造，其贡献是永久而不可磨灭的。把“传说的经历”看得比“史迹的整理”还重要，这是中国传统考证者在历史意识方面从来没有达到的高度。顾先生并不是从事平面的辨伪，如一般人所误解者；他是立体地、一层一层地分析史料的形成时代。然后通过这种分析而确定每一层文献的历史涵义。例如他和童书业先生合写的《夏史三论》，把夏代“少康中兴”的传说推定在东汉光武中兴之后。（见“少康中兴辨”一节，《古史辨》第七册，下编，页二三三至二五五）这个假设是否成立是另一问题，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一敏锐观察充分地表现了现代史学的观点。陈寅恪先生考释唐代府兵制前期的史料和《桃花源记》的史源，虽然时代不同，其精神也同属现代的。洪先生的《春秋经传引得序》、《礼记引得序》等篇更是现代文献学研究的杰作。洪先生以《礼记引得序》一文而荣获法国一九三七年度的茹理安汉学奖，是完全受之无愧的。

最近几十年来西方的史学观念在剧烈的变动之中。史学与文献（广义的“文献”不限于文字记载，风俗、习惯、法律、制度等都包括在内）的关系究竟当如何，目前已有不同的看法。法国当代名历史哲学家福柯（M.Foucault）认为审订文献的真伪、性质、意义，然后再在这种基础上重建历史陈迹，这已是陈旧的史学了。新的史学则不取这种被动的方式，而是主动地组织文献，把文献分出层次，勒成秩序，排作系列，定出关系，并确定何者相干何者不相干等等。其实这一类的说法，听起来似乎新奇可喜，运用起来却非常不简单。它所针对的主要仍是史学中的主观与客观的问题。柯灵乌（R.G.Collingwood）强调史事的内在面和史学家必须重演古人的思想，也就是要说明主客如何统一。近二三十年来解释学（Hermeneutics）大为活跃并影响到史学的观念。解释学家与“文件”（text）或“作品”（work）之间的关系正和史学家与“文献”之间的关系甚为相似。所以有些解释学家如包德曼（Rudolf Bultmann）也讨论到怎样了解历史文献的问题，包氏认为无论史学家如何力求客观，他终不能完全摆脱掉自己的观点。他并援柯灵乌的理论为助，以强调对历史文献不可能有所谓纯客观的解释。就中国史学的传统而言，我们并没有严重的主客对立的问题。中国史学一方面固然强调客观性的“无征不信”，另一方面也重视主观性“心知其意”。强调史学必须主动地运用文献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因此而造成一种印象，使人觉得文献学的考订工作完全无足轻重，那将是史学上的一个足以致命的错误了。在解释学方面，近来也有人起而为客观性问题辩护。

意大利法制史家贝谛（Emilio Betti）在这一方面的贡献最大。简单地说，贝谛承认文件的客观性离不开解释者的主观性。但是他特别强调，解释者的主观性必须能透进解释对象的外在性与客体性之中。否则解释者不过是把自己主观片面投射到解释对象之上而已。所以在贝谛看来，解释学最重要的第一条戒律便是肯定“解释对象的自主性”。

如果我们把贝谛在解释学方面所提出的原则应用到史学方面，我们便立刻可以看出顾先生的“累层构成论”不但肯定了“解释对象的自主性”，而且也在一定的程度上表现出解释者（史学家）的主观性已透进解释对象（文献）的外在性与客体性之中。许多古代文献一到了顾先生手上往往都变成了活的材料：这正是因为他一方面严格遵守“无征不信”的信条，而另一方面对于古人的作品则又要求做到“熟读深思，心知其意”的地步。因此主客之间不但存在着一种动态的关系，而且往往融成一片。不仅此也，顾先生同时又是在“通古今之变”的史学传统下成长起来的人。他研究古史是和他研究吴歌和孟姜女故事的演变分不开的。前引福柯所谓主动组织“文献”，划清层次，建立系列，确定关系……之类的“新史学”，顾先生事实上已做到了不少。这尤其以他后期的历史作品为然。抗战期间他以边疆少数民族的风尚证中原之古史，在昆明写出了《浪口村随笔》，使许多本来僵死的古代记载都获得了新的生命。

顾先生毕生以“古史辨”为世所知；这里有幸也有不幸。不幸的是很多人以耳代目，认定顾先生一生的工作纯是辨伪。有些人甚至只记得顾先生自己早已放弃的某些错误的假说，比如说，大禹是条虫。其实顾先生除了辨伪之外还有求真的一面，而且辨伪正是为了求真。他辨伪尽管有辨之太过者，立说也确有不尽可信者，但今天回顾他一生的业迹，我们不能不承认顾先生是中国史现代化的第一个奠基人。

顾先生《古代史论文集》，和洪先生的《论学集》不久都将问世。这是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中国史学今后将何去何从，现在自未易言。但是无论史学怎样发展，它永远也离不开文献学的客观基础。因此我们可以断言，顾、洪两先生的著作决无所谓“过时”的问题，它们将继续为新一代的史学家提供学习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