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东“主动失业”的背后，是一部分媒体人向往的新生活！

传媒内参导读：浸淫媒体行业23载，登过高山，见过大海，攒足了声名，“主动失业”之于朱学东，是解脱更是自由选择。而此外，对媒体工作心生厌倦，则是来新京报之前就有的事了。

来源：媒通社（ID：mts1000）

作者：丁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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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雾霾围城，新京报社长助理朱学东改变骑车的计划，决定打车上班。这种“豪奢”，在他3年未满的新京报生涯里，并不多见。用他自己的话形容，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9月2日晚间，他通过个人认证微博和微信朋友圈宣布了离职消息。“离开媒体行业，重新学门手艺，开始新的生活。”朱学东如此回复了友人的关心。

此番他离开媒体十分决绝，这位天性纯粹的传媒大叔特地发了一个朋友圈：“昨晚退删了工作群，今天又退删了几个同行群，还会接着退删同行群。”他在留言区对此有一个统一的回复：我要熔断自己的媒体生涯。

就在数十个小时前，朱学东签下了在新京报的最后几张大样，不出意外，这或许也是他“人生最后的签片”。有两条大标题很有意思，一个是“现代主义：反叛的衰落”；一个是“我们活过的刹那，前后皆是暗夜”。

浸淫媒体行业23载，登过高山，见过大海，攒足了声名，“主动失业”之于朱学东，是解脱更是自由选择。而此外，对媒体工作心生厌倦，则是来新京报之前就有的事了。

在中国传媒界，朱学东是个异数，同时也是一个传奇。

他198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学士学位。
1989年7月至2004年，供职于北京印刷学院从事教学工作，哲学助教、讲师。
1995年调入国家新闻出版署报纸期刊管理司，从事报纸管理工作。
1997年调新闻出版署办公室秘书处工作，担任大名鼎鼎的梁衡副署长的秘书。曾多次参与报纸、期刊管理有关文件的起草及修订工作。
2000年9月，任职信息早报副总编辑。
2003年6月，调任新闻出版总署下属《传媒》杂志常务副社长、常务副总编辑，主导对《传媒》杂志的改版工作。也正是在他的任上，他把《传媒》杂志打造成当时最新锐、最具深度、最具话题性的传媒界指南针式的读物。
2005年加盟国内著名的市场调查机构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任董事。其间主要从事媒体市场研究。
2006年8月，接替秦朔出任国内著名时政新闻杂志《南风窗》总编辑。
2009年2月，受著名媒体人朱德付之邀，加盟共青团中央旗下的综合性新闻杂志《中国周刊》，任总编辑。

从这张履历表可看出，朱学东职业生涯横穿学界、政界、业界，他是一个十分高产的撰主，常年发表系列在业内产生重大影响的文章。他有两个日常的互联网记事行为广为人知，那就是记录人生每天点滴和宽慰灵魂的“流水账”与“抄诗党” ，热衷于将所思所想自如地展现在公众面前。

除了在各行中跨界，他还是中国酒界中有名的“顽主”，嗜酒成痴，晒酒如谜，如此潇洒，除了体内深藏魏晋的精神，必须得有一个心如菩萨的媳妇才行。

2014年1月份，他辞去了《中国周刊》总编辑职务，当时即表示“不会重新做媒体”，有一度还差点去了南京大学任教。后来接受戴自更邀约，出任新京报传媒研究院副院长。他似乎有心结，也不承认这是做媒体，在他看来，是与新闻一线仍有小段距离的观察研究型工作，“性质接近于做智库”。

后来的事实证明，传媒研究与知识分子的搭配相得益彰，也契合他老派文人的气质，加之做杂志积累的功底，朱学东和朱桂英等年轻才俊将《新京报书评周刊》打理得分外出彩。

在媒体扩张的“黄金时代”，朱学东从一个没有接受过新闻专业教育和训练的门外汉成长为传媒业叱咤风云的佼佼者，他总是很坚持，所以才有万水千山；而在变幻莫测的转型时代，他毅然熔断自己的媒体生涯，退而成为旁观者，也是一种态度。

一进一退，代表了包括朱学东在内的一些媒体人的职业趋向和文化脉动。正如朱学东所言，“几乎所有选择，都是逆势而动的。”传统媒体从业人员，特别是高层，站在风口乘风而行的寥寥无几。

也因此，退居二线或彻底告别，反倒更像是清傲而幸运的转身了。毕竟，从此后，做饭读书，只身打马走江湖，这是朱学东想要的生活。以前他要么没得选，要么诱惑太多，现在他终于了却心念、如愿以偿，能睡好多个美妙的回笼觉了。

近些年，纸媒精英流失常态化。洒脱如朱学东者，实质上是放弃了新闻业的这套制度规范，选择了大胆转轨以重构文化目标，他们的每一次挥手作别，都给这个时代留下一个个隐喻。

记得有人曾评价，纸上的朱学东非常靠谱，网络上的朱学东则有些絮絮叨叨。可以预想，熔断媒体生涯之后的朱学东，在社交窗口的话语会更多。这其实是好事，倘若哪天他不絮叨了，不写“流水账”也不做“抄诗党”了，那恐怕才是真问题。

我们祝福朱学东先生，也期待朱先生写下更多的佳作。除了之前写下的《江南旧闻录》，他完全还可以为人们写下更多的“梦溪笔谈”或者“陶庵梦忆”，总之，什么都好，只要是他兴之所在的，一切都不会错。

相关阅读：《朱学东：新京报的专业主义追求》

来源：新京报传媒研究

根据朱学东在“闻学社沙龙”的演讲整理

由网易新闻学院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复旦新闻学院等联合主办的第一期“闻学社沙龙”于6月15日在北京有闻记者之间举行，主题为“新媒体环境下，新闻专业主义的生存空间。”来自业界学界的领军人物齐聚一堂，各抒己见。

人文财经观察家、秦朔朋友圈发起人秦朔，新京报传媒研究院副院长朱学东，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崔保国，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李良荣，网易传媒副总编辑刘晶等人出席。

本文为朱学东主题演讲整理。

数字时代，媒体行业的三个困境

人的信息消费跟吃饭一样是杂食性的，需要各种各样的信息，但算法推送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形成了路径依赖，让你的信息获取变成了一种非常单调机械的获取，最后可能会让你的思想退化。

第二，在社交媒体上，情绪化表达偏离社会的基本立场，这个问题跟公众有关系，但更大问题跟公众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对严肃信息的追寻、对真相的追寻远远不够，当没有真相时情绪自然就容易蔓延。

第三，传统媒体做得非常辛苦，确实非常辛苦，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有自己的底线要求，不敢用自媒体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自媒体内容它不敢随便引用。

专业主义即职业追求与专业能力

“专业主义”这些年在行业里还是受到了一些追捧的，但追捧并不意味着我们的“专业主义”会得到尊重并得到践行，真正意义上在践行这种努力的人其实非常少，屈指可数。我个人认为，所谓的“专业主义”就是我们的职业追求和我们的专业能力，某种意义上职业追求和专业能力跟“专业主义”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那么，什么是媒体的职业追求？我自己总结，实际上现在媒体是社会分工的产物，我们的核心价值不是其他的，就是记录与传播。我跟同行有很多讨论交流，很多同行乃至学界老师事实上并不明确，但我自己这些年，无论做杂志还是服务《新京报》，或者自己思考，我都认为现代媒体的核心价值就在于记录与传播。

回归媒体基本属性很艰难，但还是要努力

《新京报》在八周年时提了一个口号，就是办一张进步的美好的报纸。今天我们把这个口号同样移植到我们的新媒体、全媒体平台上，还是来办一个进步美好的媒体，就是要回归媒体的基本属性，但今天要回归媒体的基本属性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工程。

我们努力要去做的就是在法律允许的框架之内，用这个时代所允许的空间里，用这个时代允许的表达方式来呈现我们的努力。我们不想去对抗，我们只想在这个空间里尽可能做最好的东西。最好的东西是什么？就是用我们的职业追求和专业能力能够得到实现，做最好的最接近真相的内容。

我们实现这个东西某种意义上也是保护了我们基本的知情权，知情权是社会还能有一点活力的基础，所以我们自己还是比较自豪地讲，至少我们还在努力。

我理解的《新京报》的四点专业要求：

1、尊重新闻事实。
2、采访证据的物化。
3、完整的证据链条，最重要的证据一定要非常完整。
4、平衡报道。

《新京报》这些年最大的影响力来自它的舆论监督报道，这方面遇到的挑战是非常巨大的，怎么保证每一篇报道证据链条的完整性，对于编辑、记者都是特别有压力的。一般有重大报道时我们都会加班到很晚，每个环节一遍一遍核，不行就退回去写、补充采访，直到证据链条完整。

经典案例：“里面有氰化钠”？

记2015年天津港爆炸事件

举个例子，2015年天津港爆炸。当时我们的资深记者、现在是深度部主编涂重航，他当时与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记者在一起，听说里面有氰化钠，大家都听到了。这个信息传回后方编辑部以后，编辑部认为这个信息不能成为报道依据，因为你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只是有人说了一句。

后来我们跟新华社同行分享时，同行跟我说他当时也在现场，他们是两天以后发的。我们第二天早上就发了，当天信息传回，报社立即安排不同的人马去核实，因为单独信源不能支撑这样的报道。我们的运气比较好，或者说我们的要求落实得比较好，我们还从另外三个权威的方向得到了一致的信息。

这种情况下，四路信息汇总之后我们决定发。可能这就是专业要求也是专业能力吧。这本来应该每个媒体都有，但现在它成了稀缺品、奢侈品。

记者做的所有新闻都是职务行为

特别要强调一点，《新京报》记者做的所有新闻报道都是职务行为。我们发现很多同行报社没有安排，他自己去采访，我们绝对不允许出现这样的情况。

因为职务行为不仅保护记者自己，也保护媒体，这在今天越来越关键。

《新京报》内部管理、制度要求严格

《新京报》内部管理、制度要求非常严。这几年北京一些媒体因为行业新闻报道很多人被判刑、被抓，《新京报》没有一个，这跟内部管理、内部制度设计要求非常高有关。

我们做的很多调查报道，影响很大。托各种关系找来的情况很多，也涉及到经济利益，还有面子、还有关系。但报社一旦认定做的东西，一旦认定报道对象关涉重大公众利益，就会坚定不移去做，一旦定下要做的东西就不会停下来。这方面有太多例子。

大环境下的有可为有可不为

在允许的空间里以我们的职业追求和专业能力来处理，尽可能处理得专业一点，尽可能处理得符合我们报道的基本要求，规范一点，这样 我们才能活下去，我们才能有尊严地活下去。

“尊严”两字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做媒体的人来讲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钱都不是最重要的，就怕出去的时候人家问，你怎么发了这样的报道？那很丢人，我们一路走过来就是这样，我们不希望从我们手上出去的东西让我们后来谈起来时觉得脸红，能够做到这一步，我想无论是职业追求还是专业能力都实现了。

以上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如何用技术、用专业、用职业追求来保护我们，既赢得尊严也保全自己。我们还希望走得更远，希望在与自媒体的征战里，在其他地方能够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