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赵旭黎:从自治村社到集体农庄:苏联农民治理模式的改革与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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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千余年来，村社一直是俄国农村的基层自治组织，在土地分配、农业生产、征收赋税、社会保障等农村生活的众多领域实行自治，不受政府和地主的控制。俄国农村的自治状态和农民治理模式，在十月革命后基本得以保留，并且一直延续到20世纪20年代末。尽管在军事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政府一直试图对村社这种分散化的基层农民的治理模式和控制农村的方式进行改革，将农民的自治收归国家，但一直未获成功。直到全盘集体化时期，村社自治才被集体农庄取代。这是苏联政府对农民治理模式和控制方式的第一次大规模改革。然而，改革导致农民的抵制和反抗，带来了社会动荡和农业生产力的破坏。

关键词

苏联; 自治村社; 集体农庄; 治理模式; 改革与稳定

在世界历史的漫漫长河中，改革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然而，改革往往重新调整利益格局，因而总是引起社会秩序的变动。所以，寻求稳定紧随着改革之后而来，成为与改革相伴的孪生兄弟。改革与社会稳定成为贯穿世界历史发展的永恒的社会主题之一。

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俄国进入了改革与革命轮番上演的历史时期———从1905年革命到斯托雷平改革，从1917年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经过内战的洗礼，最终确立统治地位，随着新经济政策的逐步实施，社会从动荡逐渐趋于稳定。20年代末30年代初，苏联政府对基层农民治理模式进行了一场根本性的变革。在农业全盘集体化的狂风骤雨中强制取消了具有千年历史的农村公社①(简称村社)的基层自治，代之以集体农庄制度。从对农村基层管控的角度来说，这是苏联执政者对农民治理模式和控制方式的第一次大规模改革。值得深思的是，农民对废除村社的抵制、反抗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以及代之以集体农庄后苏联农业生产力遭到的破坏，在很大程度上表明这并非一场成功的改革。

我国学界对俄国农村公社问题的研究并不充分。多数研究者将注意力放在十月革命前的村社问题和马克思论“村社社会主义”上，对十月革命后村社历史的重视程度严重不够②。在少数几篇(部)涉及苏联村社历史的研究成果中，对于村社在此时期的具体状况，不是语焉不详，便是泛泛而谈，鲜见广泛利用各种史料对苏维埃时期村社历史进行深入细致研究的成果，更无人从农民治理模式变革与社会稳定的视角，去探讨苏联村社历史。鉴于此，本文试图利用俄罗斯最近公开出版的档案史料，广泛吸收俄罗斯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探讨苏联政府对基层农民治理模式的改革(用集体农庄代替自治村社)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联。

一、自治的俄国村社及其基本功能

村社的全称为农村公社，是农民面对低下生产力和恶劣自然环境为了生存而结成的劳动和生活共同体③。一千多年前，罗斯人生活在地广人稀、气候寒冷的东欧平原上，这里农作物生长期短，生产力水平低下，为了在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便联合起来形成了早期的村社。村社脱胎于氏族公社，在千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先后经历了封建早期、封建割据时期、封建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等发展阶段④。19世纪末20世纪初，除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外，欧俄农民几乎都生活在村社里。1905年，仅欧俄地区就有17.05万个村社⑤。

在当时农民的日常口语中，村社被称为“米尔”，而“米尔”在俄语中的另外一个意思是“世界”。绝大多数农民从生到死，都生活在这个相对封闭的“世界”里，只有应征入伍、外出打工或到城市、市场时，才会离开村社。显然，对俄国农民来说，对其生活起到最重要作用的不是沙皇和中央政权，而是每天都要打交道的村社。

要言之，村社是千百年来形成的一种既复杂又分散的农民基层自治组织，是俄国农民生产、自我管理和传统文化的中心。

村社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村社大会，由各农户户主或代表组成。村社生活中出现的任何问题都要在村社大会上通过决议。绝大多数情况下，村社大会并不是以简单多数通过决议，而是力求意见一致。村社大会讨论的比较重要的议题有:重分土地、分摊赋税、商讨重大罪行的惩罚措施以及选举村长、收税员和仓库管理员等公职人员等。村社大会是村社管理的决定性因素，未经村社大会准许，无论是公职人员，还是普通村民，均不能擅自行事。即便是政府机关和地主的指令，在付诸实施前，也需征得村社大会同意。因此，在传统俄国农村，村社拥有不受政府和地主控制的极大的自治权力。

村社自治权力主要通过村社大会上选举产生的公职人员来实施。这些公职人员一般指村长、收税员、百户长、十户长、文书、粮仓管理员、护林员、护田员等。按照法律，任何村社公职人员未经村社大会的同意和准许不能从事任何事情。当选者必须定期改选，不享有任何特权，同样需交赋税，从事农业生产，接受社会舆论监督。即是说，村社公职人员并未割断同农民的联系，其利益更多地与村社利益，而不是行政机关或地主的利益联系在一起。

俄国村社最显著的特点是自治，主要通过村社的一系列基本功能体现出来。传统俄国村社的基本功能主要包括土地分配功能、生产功能、税收功能、警察功能、司法功能、社会保障功能、文化教育功能、宗教功能等，几乎涵盖了农民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俄国农村这种事实上的自治状态和分散化的农民治理模式，十月革命后并未发生太大变化，一直延续到20年代末。

二、村社:集体化前苏联基层的实际管理者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最初只控制了彼得格勒、莫斯科及部分省城、县城，俄罗斯广袤大地上的十几万个村社仍处于自治状态。为控制广大农村，布尔什维克开始建立村苏维埃，将其作为农村的基层行政机关，以取代村社。然而，直至集体化前，苏联农村一直存在所谓村社与村苏维并存的“双重政权”。尽管按照1918年苏俄宪法，村庄的最高权力机关是村苏维埃，但村社实际上牢牢控制着农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生活。通过揭示村社与村苏维埃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更好地剖析为何集体化前苏联基层农村的实际管理者是村社。

首先，1924年之前，村社与村苏维埃基本是一个整体。传统观点认为，十月革命后至1918年春是苏维埃政权的“凯歌行进”时期，大量基层苏维埃迅速建立。其实，这段时间建立的村苏维埃和乡苏维埃，都是在村社大会上选举产生的，秉承了村社传统，仍是农民的民主组织。短期内大量基层苏维埃的“建立”，实际只是将村社换了一个名称而已。村苏维埃的领导层由村社大会选举产生，其工资都由村社支付⑥。可以说，此时的村苏维埃完全依附于村社。而且，大部分村苏维埃的组建都考虑村社的地理分布，基本上一个村社对应一个村苏维埃。在1924年合并村苏维埃以前，基层苏维埃不管在内容上，还是性质上，都与村社管理机构无异。在农民看来，只不过是将村社换了“村苏维埃”这个名称而已。

其次，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村社比村苏维埃更有权力。通过对1927年萨拉托夫省库兹涅茨县叶拉舍夫斯基村的村社大会与村苏维埃会议的召开次数进行对比，可以看出村社大会的权力更大。为讨论公用事业问题，村苏维埃会议和村社大会分别召开了9次和13次；为讨论对农村生活更为重要的土地与林地规划问题，村苏维埃会议和村社大会分别召开了2次和27次；为讨论公益捐资金与预算问题，村苏维埃会议和村社大会分别召开了1次和8次⑦。直到集体化前，村社一直在苏联农村的社会生活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与1924年当局以合并村苏维埃的方式将村苏维埃剥离出村社的政策密切相关。该政策实施后，村苏维埃数量大幅减少，确实将村苏维埃与村社剥离开来⑧。不过，结果非但没有增强村苏维埃的实际控制能力，反而使得村苏维埃的注意力只集中于“村苏维埃所在的那个村庄”，“基层政权机关完全脱离民众。”⑨

最后，村社比村苏维埃有资金优势。村社公共资金的来源很多，其中最稳定的是公益捐，即村社按照自己确定的原则和征收程序，为满足本村社社员的公共需要(如修路、建桥、建校等)而征收的捐税。20年代中期，公益捐的规模已非常庞大。1926～1927年，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村社的预算总额为7000万卢布，而同期村苏维埃的预算总额只有1560万卢布⑩。与村社相比，绝大多数村苏维埃都没有独立预算，要靠村社补给。解密档案显示，在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不包括莫斯科省和列宁格勒州)的51281个村苏维埃中，1926～1927年，仅有1812个村苏维埃(占全部村苏维埃总数的3.5%)建立了村预算，1927～1928年，仅有3488个村苏维埃(占全部村苏维埃总数的7%)建立了村预算⑾。

综上所述，集体化前苏联农村的实际管理者不是村苏维埃，而是传统的村社。村社具有牢固的物质基础，负责解决农村生活的大量问题，是唯一能在农村推行各种社会经济措施的现实力量。

三、苏维埃政权改革基层农民治理模式努力

尽管在集体化前，村社在与村苏维埃的竞争中一直占据优势，但苏维埃政权一直试图对村社这种分散化的基层农民的治理模式进行改革，将村社自治收归国家。只不过，受制于布尔什维克政权在基层农村的有限实力，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迫与村社进行妥协。

1.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从进攻到妥协

分裂村社是布尔什维克控制广大农村的重要政治手段。十月革命后至1918年夏，布尔什维克千方百计建立的村苏维埃与村社实际是一个整体，村苏维埃完全依附于村社，根本无法控制农村。1918年6月，布尔什维克决定建立贫农委员会，作为执政党在农村的基层单位和共产主义的前哨，联合贫农与富农做斗争，以达到控制广大农村的目的。然而，组建贫农委员会遭到了广大农民的反抗，甚至爆发了骚乱、起义和暴动。1919年年初，在内战背景下，布尔什维克被迫与村社进行妥协:承认村社自治，遵守村社的传统和规矩。这主要表现在:基层苏维埃常响应农民要求，同意在村社大会或乡民大会上选举产生贫农委员会；征粮委员会由村庄各阶层的代表组成，并不仅仅限于当局确认的“贫农”。虽然村社需要为布尔什维克提供粮食和兵源，但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农村基层自治组织的性质，将上级政权机关的干涉减少到最小。

2.新经济政策时期:妥协之中的排挤和限制

新经济政策时期，村社一直在苏联农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苏维埃政权仍不得不与村社进行妥协，即在一定程度上不再干涉村社的内部事务。苏维埃政权在与村社进行妥协的同时，并未放弃对其进行排挤和限制，譬如，利用村社的分摊机制征收粮食税和其他实物捐税，利用村社特有的连环保集体责任制对拒不纳税者施压。

苏维埃政权对村社的排挤和限制在土地分配功能领域表现得最明显。新经济政策时期农村的土地重分活动非常频繁，村社的土地功能空前繁荣。在此情况下，苏维埃政权对村社土地重分活动进行了一定的限制。首先，禁止各村之间的土地彻底重分。1922年5月22日全俄中央执委会颁布的《劳动土地使用法》规定:“各乡和各村之间的彻底重分必须停止”⑿。此后，只有在村内、村社内部才可重分土地。其次，限制村社内部的土地重分。按照农村习惯法，村社大会负责对土地争端进行初级审理，而1922年12月生效的《土地法典》却规定由各乡土地委员会负责解决农户间的土地分配纠纷⒀。原本一直按照村社传统来协调的土地问题，却被要求通过国家机关解决。再次，分配村社土地时贯彻阶级原则。新经济政策时期，尽管平均主义是村社土地重分的传统原则，但在实际工作中，政府逐渐尝试将阶级原则贯彻到村社的土地分配中，将土地重分当作限制农村阶级分化的工具。最后，对村社的限制还表现在国家法律层面。尽管1922年《土地法典》让村社获得了法人地位———可以买卖财产、订立合同等，但却仅限于土地事务领域，并试图将村社排挤出行政管理、社会保障、日常文化等其他领域。

须指出，尽管苏维埃政权在限制和排挤村社方面做出了程度不一的努力，但实际取得的效果非常有限。直到1927年，村社仍在苏联农村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

3.挤压村社的生存空间(1928～1930)

1927年年底至1928年年初的粮食收购危机，使苏联领导人首先意识到，粮食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农民拒不交粮，国家无法对农民的生产进行控制；进而认为，只有对村社进行强力打压，才能让其屈服于执政者的意志。于是，通过各种途径对农民施压，挤压村社的生存空间，主要采取了三项有力措施。

(1)通过“合同订购”加大对村社农业生产的干涉力度

苏联的农产品订购始于1922年，最初是一种采购工业原料的方法，通常由国家与个体农户签订购合同。1927年年底粮食收购危机爆发后，为大批采购粮食，苏联政府开始考虑以合同订购的方式将整个村社(而非个体农民)吸纳进来，因为村社大会通过的订购决议有强制性，所有村社成员对合同条款的完成负有集体责任。

自1928年起，该政策导致合同订购大规模扩张。据统计，有14238个村社参与了1928年秋播作物的订购(占签署订购合同的协会和单位总数的25%)，其中包括508548家农户(占订约人总数的逾40%)，播种面积达150.5万公顷(占订约总面积的45%)⒁。

合同订购让村社开始屈服于国家力量，使村社农业生产不再由农民自主决定。因为，签订合同后，采购方有权对村社农业生产指手画脚，如该种何种作物，播种多大面积，甚至连如何进行田间作业都要受到干涉。

(2)剥夺富农对村社的管理权和领导权

1927年10月，联共(布)中央通过决议，明确指出须剥夺被取消苏维埃选举权的人(即富农)在村社大会上的投票权，以此保障村苏维埃对村社的领导作用⒂。同年12月，联共(布)十五大要求向富农进攻，将其排挤出村社管理层。1928年10月，联共(布)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鲍曼(К.Бауман)提出了将富农排挤出村社领导层的具体方法:从贫农、雇农和中农中挑选积极分子，破坏富农在村社的经济权威⒃。推行上述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改变村社大会的组成，这是对村社古老传统的挑战。

对村社管理权和领导权的争夺，是一场非常关键的战役。尽管过程非常艰难，且经常出现反复，但总体而言多数富农还是被排挤出村社管理层。

(3)减少乃至切断村社的收入来源

1927年年底至1928年年初的“粮食收购危机”改变了农村的政治气候。村社拥有的雄厚资金实力引起了布尔什维克高层的不安，遂通过控制村社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公益捐)来削弱村社实力。1928年1月5日，联共(布)中央向地方各级党组织发出一封措辞严厉的通令，要求没收农村存款，包括“以自愿捐法律为基础，紧急建立地方补充捐税”⒄。根据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建议，1月7日全俄中央执委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居民自愿捐制度的决议》，将公益捐从村社剥离出来，强制纳入国家税收体系。1928年夏天之后，多数农户的所谓“闲钱”都被没收充公。借此，村苏维埃夺取了原本由村社掌控的公益捐资金管理权。物质基础的这种深刻变化，让村社与村苏维埃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

总之，苏维埃政权分别从生产、人事和财务这三个关键方面对村社进行了打压，压缩了村社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空间，让村社渐渐丧失了之前的勃勃生机，为村社最终的灭亡扫清了障碍。

四、集体农庄取代村社:治理模式彻底变革

1929年年中，斯大林对集体农庄的增长速度严重不满，于是又开展全盘集体化运动和消灭富农阶级运动。全盘集体化的特点是不再提自愿原则，用行政和强制措施逼迫农民在短期内大规模加入集体农庄；而消灭富农阶级的措施更加残酷，很多所谓富农的财产被没收，全家被强制迁往人迹罕至的极北地区和西伯利亚等地。据统计，在全盘集体化时期，有100多万农民家庭(可能有将近500万～600万人)作为富农遭到镇压，其中，1930～1931年间，有381026个家庭(约1803392人)被强制迁往外地⒅。

在农业全盘集体化的狂潮中取消村社自治，代之以集体农庄制度，是苏联执政者对农民的治理模式和控制方式的一次大规模变革。1930年7月30日，全俄中央执委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在全盘集体化地区撤销土地公社的决议》，规定撤销土地公社的农业集体化的比例为“不低于75%”⒆。然而，75%的集体化率实际很难达到，于是当局不得不进行下调。1931年10月20日，全俄中央执委会和人民委员会将取消土地公社的集体化的比例下调到68%～70%⒇。土地公社被撤销后，其农业用途的土地和财产被转交给了集体农庄(21)。

据统计，及至1933年全盘集体化阶段结束之时，已完成集体化的农户占苏联农户总数的65.6%(22)。土地公社在各地被撤销的时间各不相同，就苏联全国而言，只是到了1934年年底，必须取消土地公社的集体化率才最终达到。这表明，随着集体化的结束，作为农民自治组织的村社基本消亡。

村社自治被取消之后，苏维埃政权建立起崭新的农民治理模式和控制模式，除了荒野戈壁外，广大农村的土地都隶属于集体农庄和国有农场。集体农庄制度确立并保证了执政党对农村和农民的全面控制。具体表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第一，在集体农庄制度下，农民失去了生产自主权，播种作物的种类和面积等完全由国家下达任务。而在村社制度下，村社拥有完全的生产自主权。

第二，集体农庄是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农民成了农业工人，其劳动成果不再归农民个人支配，而归集体农庄所有，然后上交国家。农民获得的劳动报酬不是工资，而是所谓“劳动日”(23)。而村社是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有机结合体，村社农民的劳动成果完全归农民自由支配。

第三，集体农庄中的农民主要进行的是集体劳动，出工、收工以及整个劳动过程都有监督，而村社农民主要进行的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劳动(仅割草属集体劳动)，村社农民的个体劳动从来没有演变为集体劳动。个体劳动的成果归农民自己支配，而集体劳动的成果归集体农庄所有，然后转交给国家。因此，集体农庄中的农民的劳动积极性非常差，磨洋工现象非常普遍。

第四，集体农庄主席与村社的村长有很大的差别。集体农庄主席是上级任命的，对上级负责；而村社的村长是村民选举产生的，对全体村民负责，还有一定的任期。集体农庄主席的权力比村社村长的权力大得多。

第五，村社从本质上说，是农民的民主组织，有最高权力机构———村社大会，村民可以在大会上畅所欲言，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投票权；同时，村社还是农民的自治组织，在涉及村社内部事务时，有很大的社会经济空间，国家政权无法直接干涉。然而，集体农庄只听从上级党政机关的命令，是生产农产品的工厂，农民对集体农庄的生产和生活没有决定权，甚至连表决权都丧失了。

五、社会动荡和农业生产力的破坏

全盘集体化与消灭富农阶级这两项运动标志着苏联农村政策和农业发展道路的彻底转向。实行非常措施引起了农民各阶层的强烈不满，进而大规模的农民反抗运动引发社会急剧动荡，并导致农村生产力遭严重破坏。

1.农民的大规模反抗与社会动荡

据绝密档案可知，1928年至1930年苏联农村发生大量农民反抗事件。1928年有709起大规模暴动，1929年增加到1307起，而1930年则猛增到13453起。此时期发生的恐怖事件数量也是如此:1928年为1027起，1929年增加到9093起，而1930年猛增到13794起(24)。这表明，农民反抗事件的数量相当大，且逐年递增。此外，农民反抗的人数也相当惊人。据统计，1929年农村的大规模、集体性反苏示威的参与人数超过24.4万人，而1930年的参与人数为1929年的10倍，达到246.8万人(25)。1929～1930年的农民反抗运动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广泛吸收妇女和青少年、儿童参加大规模暴动(26)。这种长时间、大规模、数量众多的农民反抗运动，必然带来持续、急剧的社会动荡，给农村社会带来强大的冲击。

2.全盘集体化与农业生产力的破坏

疾风骤雨似的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以及与此相伴而生的对农民治理模式和控制方式的改革，导致苏联农业生产力遭严重破坏。

第一，相当多具有较高农业生产技能、善于经营管理的农民在消灭富农阶级运动中被当作富农消灭。据统计，大约有100万左右的所谓“富农”，加上其家庭成员约有500万～600万人，在集体化过程中被剥夺了土地和生产资料，其中有381026个家庭(约1803392人)在1930～1931年间被迫迁往外地(27)。他们往往被送往遥远的西伯利亚、极北地区和中亚的集中营，很多人因饥饿、寒冷和瘟疫而悲惨地死去。骤然失去数量如此庞大的善于经营、具有较高农业生产技能的农民，对苏联农业生产力的提高造成了持续的不利影响。

第二，苏联的畜牧业遭到毁灭性打击。因农民不愿意将牛、马等牲畜带进集体农庄，而是将其大量宰杀，1929～1933年苏联牲畜存栏率大为降低，各种牲畜的存量几乎都下降一半(28)。直到1953年，集体化对畜牧业的影响仍然存在，牛、马、绵羊的头数仍低于集体化前的水平(29)。

第三，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产量)长期在低位徘徊。集体化后，苏联农业的机械化水平大幅提高，农业生产率也得以提高，这让苏联农业取得一定的进步。尽管如此，苏联农业总体而言仍非常落后，远未实现农业现代化，尤其是粮食产量长期落后。直到1938年(1937年除外)，苏联粮食总产量才超过1913年水平。而且，1930～1940年谷物的人均产量低于全盘集体化前1928年至1929年的470公斤，更低于沙皇时代1913年的540公斤(30)。显然，粮食产量的长期徘徊不前，与取消村社自治、实行集体农庄制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六、结语

村社在千百年里一直是俄国农村的基本社会结构。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在全盘集体化前的十几年时间里，一直企图逐渐压缩村社的生存空间，代之以布尔什维克在农村建立的基层政权单位———村苏维埃，建立起苏维埃政权能够控制的农民治理模式和控制方式。由于村社实力过于强大，始终无法如愿。

村社是农民的基层自治组织，这一特性决定了它最终的悲剧命运。作为一个将农民联合起来的邻里自治组织，村社在国家政权面前，一直充当农民的自我保护组织。尽管布尔什维克从1928年起执行的各种压制政策，让村社的生存空间日趋狭小，但是拥有千年历史的俄国村社所特有的适应性和柔韧性，让村社实际上和以前一样，在面对来自村社之外的强力入侵之时，仍是一个团结一致的统一体，仍在积极反抗执政当局的一系列具有毁灭性打击的措施。苏维埃政权的各种“紧急措施”(粮食征购、征税和公益捐、强制实施集体化等)从最开始就遭遇农民抵抗，而赋予这一抵抗以组织性的，正是村社。正是所有社员都平等参与的村社大会，成为了农民对当局的暴力行径进行大规模抗议的舞台。从1928年初开始出现的大规模农民暴动，让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领导人考虑取消土地公社的问题，正如村社在1905～1907年农民革命运动中发挥的领导作用催生了斯托雷平的反村社改革一样。另外，苏联领导人恐怕也无法容忍拥有独立个性、能对其统治地位造成威胁的农民自治组织存在，妨碍执政党对广大农村的有效控制。最终，在全盘集体化达到一定比例的地区，强制取消了村社，建立起集体农庄这一崭新的农民治理模式和农村控制方式。这意味着执政党对农民的控制得到巨大拓展。

取消村社自治，代之以集体农庄制度，这是布尔什维克对苏联经济体制进行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其目的是建立对广大农村的强有力控制，继而控制农民的劳动力和产品，从农民身上获取工业化所需的资金。尽管从表面上看，上述政治经济目的确实达到了，但从社会效果看，改革引发了农民的大规模反抗和暴动，新经济政策时代的社会稳定状态被打破，社会长期动荡。改革过程中的暴力性、强制性和掠夺性，又强化了农民的敌视心理。从长时段看，农民对执政党的长期敌视态度，也与之息息相关。改革之所以引发社会抵制运动，从根本上说，是因为这场改革与俄罗斯民族的历史传统和民族心理相悖———村社精神已经融化进俄罗斯民族的骨肉和血液里，成为其民族精神的重要特征。而且，从农业发展的经济效果看，改革后苏联农业生产力的持续下滑并长期保持低位徘徊，足以证明苏维埃政权对农民治理模式的改革存在严重缺陷。

乡村发现转自：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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