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以前遍地的丝绸厂去哪儿了？蚕桑老人口述史回忆当年

“这可能是我做过的，最沉重的课题。采访对象大多都是80多岁的老人，有时候说着说着他们就落下泪来……”今天上午，“蚕下记忆——52位老人丝绸老人口述史”发布会在中国丝绸博物馆举行。现场，《桑下记忆》的主编楼婷在做新书介绍时，几度哽咽。

2013年，中国丝绸博物馆与浙江传媒学院合作开始进行有计划、有规模的做蚕桑丝绸老人的口述史。

四年中，口述史团队去了北京、丝绸重镇吴江、蜀锦之乡西南、丝绸产地江浙沪，还去了柞蚕生产重地辽宁丹东、大连以及山东淄博、青岛等地，采访了近百位纺织老人，并将访谈整理成文。

挑一个地方来讲丝绸故事

最佳选择一定是在桑树下

《桑下记忆》中52位老人的口述史是新中国轻纺发展史的缩影。书籍从主人公自身的工作经历和奋斗史还原了中国丝绸现代史的原貌，从不同层面、角度，反映了我国纺织业的发展轨迹、方针政策、体制改革、科学研究、生产技术……此次发布的是第一集，首批收录了52位前辈的口述史，他们基本都已是年过80岁的耄耋老人。

中国丝绸博物馆的馆长赵丰告诉时报记者，想为丝绸届老人做口述史大约是六七年前，“那时我的另一位导师、著名蚕桑史学者蒋猷龙先生过世，他把生前用过的资料都捐了我馆，我馆就此建起了‘新猷资料馆’。用的是朱新予和蒋猷龙两位恩师的名字。”

这次新书的名字也是赵丰起的，他说：“以前常听一首歌，叫《听妈妈讲过去的事》。我总想有一天我也老了，女儿找我讲故事，那该在哪里呢？我想，讲丝绸的故事，最好的地方就应该是桑树下面了。这就是《桑下记忆》这个名字的由来。”

与以往的发布会有所不同，今天的现场来了很多白发苍苍的老人。记者注意到，他们上台致辞时，总是在不停地在说谢谢，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我一生有三个遗憾，一是没有沿着古丝绸之路去做研究；二是没有去采访那些老一辈的丝绸人；三是，退休以后我一直想写一本“丝绸外史”，但因为年纪大了，精力差了，手头资料也不多，并且找不到共同完成这项任务的人，就没有写成。”钱同源是原浙江省丝绸公司的总工程师，今年已经82岁了。他说：“我的这些遗憾，现下《桑下记忆》这本书帮我弥补了。”

阴差阳错选择了丝绸业

之后一辈子都给了这个行业

“我啊，一开始其实不会做这行的。1961年的时候我考上农大，被分配去了蚕桑系。当时我就想，蚕桑系？养蚕？那不是小孩子养养的嘛！怎么大学还会有这么个专业？”原浙江省丝绸集团公司副总经理王象礼说，“我想去理工科，所以不太愿意来读桑蚕系，甚至我都想到明年再考过。但是那时候浙江丝绸业其实很强，我身边的人都跟我说好好好，后来我就来了，这一来，没想到就和丝绸相伴了一生。”

其实，一直到毕业，王象礼始终对自己的专业不太满意，让他改观的关键时间点是在他工作以后。“我被分配到浙江省农业厅下面的一个原种场。那时候蚕都是要杂交的，我当时就在研究蚕种，怎么维持它原有的性状，然后又能培育出更好的品种。”王象礼告诉记者，他渐渐觉得丝绸业与他一开始想的很不一样，当时研究的原种，其实是蛮高端的一个技术，对社会是很有贡献的。

在王象礼漫长的丝绸生涯里，印象中最艰难的事就是去收蚕茧了。“那时候还是计划经济为主。省政府会和当地政府签订责任状，规定一年内地方要上交多少蚕丝，少一吨就扣6万块钱。”王象礼说，“到了夏天、秋天，那简直是千军万马去收蚕茧。一开始嘉兴湖州有30000多个生产队，但后来制度改革，变成了600000户人家。收蚕茧又是有时间限制的，久了水分蒸发了就轻了，或者那个蚕蛹就出来了。所以那时候，三四天就要收完600000户人家的蚕茧。”王象礼感慨，还好当时全省有700多个茧站，才能顺利完成任务。

当年被称为功勋产业的丝绸业

如今在杭州却只剩下两家厂

老一辈的人都知道，丝绸业是共和国的功勋产业。拿浙江省来说，当年十亿美金的出口外汇，丝绸行业就占了两个多亿。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昔日辉煌的丝绸业如今却已逐渐走向没落。

今年85岁的来成勋做丝绸业已经50年。“我们这一辈人见证了整个杭州丝绸工业的发展。从无到有，从有到盛，从盛到衰……”来成勋说，“1944年，杭州有10个大厂，都归丝绸会馆管。当时有纺织机器的有1000多户，归大经堂管。一直到1956年，社会居民接受改造，丝绸就发展了，10个大厂变得更大，1000多户纺织人家变成了丝绸合作社，再过了13年，就成了地方国营。”

然而，好景不长。90年代开始丝绸业开始走下坡路。一个原因是工人们都老了，下岗后工厂负担不起退休工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的设备落后，劳动力就增加，费用就高了。

来成勋说起丝绸业的现状显然有些伤感，“现在杭州只剩下两个厂还活着。一个是都锦生，一个是福华。但这两个厂其实也已经改制了，变成私人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