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萧乾
我是在北京的小胡同里出生并长大的。由于我那个从未见过面的爸爸在世时管开关东直门，所以东北城角就成了我的早年的世界。40年代（编者注：20世纪40年代）我在海外漂泊时，每当思乡，我想的就是北京的那个角落。我认识世界就是从那里开始的。
母亲去世后，我寄养在堂兄家里。当时我半工半读：织地毯和送羊奶，短不了走街串巷。高中差半年毕业（1927年冬），因学运被变相开除，远走广东潮汕。1929年，虽然又回到北平上大学，但那时过的是校园生活了。我这辈子只有头17年是真正生活在北京的小胡同里。那以后，我就走南闯北了。可是不论我走到哪里，在梦境里，我的灵魂总萦绕着那几条小胡同转悠。
啊，胡同里从早到晚是一阕动人的交响乐。大清早就是一阵接一阵的叫卖声。挑子两头是“芹菜辣青椒，韭菜黄瓜”，碧绿的叶子上还滴着水珠。过一会儿，卖“江米小枣年糕”的车子推过来了。然后是叮叮当当的“锔盆锔碗的”。最动人心弦的是街头理发师手里那把铁玩艺儿，磁啦一声就把空气荡出漾漾花纹。
北京的叫卖声最富季节性。春天是“蛤蟆骨朵儿大田螺丝”，夏天是莲蓬和凉粉儿，秋天的炒栗子炒得香喷喷黏乎乎的，冬天“烤白薯真热火”。
我最喜欢听夜晚的叫卖声。顾客对象大概都是灯下斗纸牌的少爷小姐。夜晚叫卖的特点是徐缓、拖尾，而且当中必有段间歇——有时还挺长。比较干脆的是卖熏鱼的或者“算灵卦”的。最喜欢拉长，而且加颤音的是夜乞者。
另外是夜行人：有戏迷，也有醉鬼。尖声唱着“一马离了”或“苏三离了洪洞县”。这么唱也不知是为了满足一下无处发挥的表演欲呢，还是走黑道发怵，在给自己壮胆。
那时我是个穷孩子，可穷孩子也有买得起的玩具。几个钱就能买支转个不停的小风车。去隆福寺买几个模子，黄土和起泥，就刻起泥饽饽。春天，大院的天空就成了风筝的世界。阔孩子放沙雁，穷孩子也能有秫秸糊个屁股帘儿。反正也能飞起，衬着蓝色的天空，大摇大摆。小心坎可乐了，好像自己也上了天。
夏天，我还常钻到东直门的芦苇塘里去捉蛤蟆，要么就在坟堆旁边逮蛐蛐——还有油葫芦。蛐蛐会咬架，油葫芦个头大，但不咬。它叫起来可优雅啦。当然，金钟更好听，却难得能抓到一只。这些，我都是养在泥罐子里，每天给一两颗毛豆，一点水就成了。
北京还有一种死胡同，有点像上海的弄堂。可是弄堂里见不到阳光。北京胡同里的平房，多么破，也不缺乏阳光。
胡同可以说是一种中古民用建筑。我在伦敦和慕尼黑的古城都见到过类似的胡同。伦敦英格兰银行旁边就有一条窄窄的“针鼻巷”，很像北京的胡同。在美洲新大陆就见不到。新加坡的城市现代化就搞猛了。40年代我两次过狮城，很有东方味道。80年代再去，认不得了。幸而他们还保留了一条“牛车水”。我每次去新加坡，必去那里吃碗排骨茶，边吃边想着老北京的豆浆油炸果。
但愿北京能少拆几条、多留几条胡同。
1993年10月6日
（作者萧乾为已故著名作家、翻译家。本报有删节）
作者简介：
萧乾（1910年1月27日-1999年2月11日），原名萧秉乾、萧炳乾。北京八旗蒙古人。中国现代记者、文学家、翻译家。先后就读于北京辅仁大学、燕京大学，英国剑桥大学。历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馆馆长等。
1931年到1935年间，萧乾和美国人埃德加·斯诺等人编译了《中国简报》、《活的中国》等刊物和文学集。1935年他进入《大公报》当记者。1939年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师，兼任《大公报》驻英记者，是二战时期整个欧洲战场唯一的中国战地记者。还曾采访报道第一届联合国大会、审判纳粹战犯事件。
1949年后，主要从事文学翻译工作。1995年出版了《一个中国记者看二次大战》，译作《尤利西斯》获第二届外国文学图书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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