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漠深处铺筑“世界上最长的砖砌公路”

“秦砖汉瓦”是一个很有分量的词儿，这缘于由它构建的历史渗透着中华民族的杰出智慧和卓越精神。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深处那条“世界上最长的砖砌公路”，则将秦砖汉瓦的历史和深度延续至今，更把与之相关联的智慧和精神表现到了极致。

“世界上最长的砖砌公路”,本是218国道尉犁至若羌一段长约102公里的砖砌公路。如今，随着218国道的改建它仅存5公里，成了大漠中供人观瞻的一道风景。
5月4日清晨，“牛头”车从库尔勒出发向着大漠中的“世界上最长砖砌公路”行进，两三个小时后，我和同事易清华及砖砌公路当年的建设者高敦禄等来到它的面前。退休前曾是一名筑路工人的高敦禄已有67岁高龄，他踩着眼前斑斑驳驳的砖砌公路缓缓地走着，眼神让人难以琢磨。也许，此刻他的心神已经回到了41年前。在他缓慢的叙述中，北京知青们与世界上最长的砖砌公路的往事慢慢浮现出来。
1966年夏天的北京，在各大农场接受“正面教育”的知识青年，几乎每天晚上都要观看《生命的火花》、《军垦战歌》、《黄沙绿浪》、《天山上的红花》等影片，于是他们对美丽壮观而又遥远的新疆产生了向往之情。看过电影后，还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干部给知识青年们作报告介绍新疆的情况，动员有志青年报名加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队伍，支援边疆建设。于是，后来就有了一帮北京知识青年，高唱着“满怀热情，满怀理想，跨山越水到边疆”的歌曲登上了前来新疆的列车。
高敦禄老人回忆说，在北京的天河农场接受“正面教育”前，他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山东籍学生，因为在课堂上向老师问了些对浮夸风不能理解的问题，被错打成是彭德怀等一批人的“应声虫”，而被迫接受劳动改造。“受打击归受打击，但那个年代知识青年们的爱国激情并没有因为时代特殊而减退，所以有很多北京知青积极报名来了新疆。”高敦禄说。
高敦禄清楚地记得，在1966年那趟由北京来新疆的列车上，有已摘帽的和未摘帽的“右派分子”；有对极“左”路线和“三面红旗”略有微辞的“思想反动者”；有不安心农业生产盲目流入城市而被称为“盲流”的农民子弟；也有稍有劣迹的城市失足青少年。那是一支2000多人的队伍，他们的出身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文化程度也更是参差不齐，有研究生、留学生，也有小学学历者甚至文盲。

经过四天四夜的颠簸，包括高敦禄在内的这一行人终于到了大河沿（吐鲁番）火车站。刚下车，他们就受到了热烈欢迎，一位全身戎装的兵团领导在那里当场宣布：你们这批北京青年已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前身）的新成员！这支2000多人的队伍当场即被编入兵团建设工程第二师工程支队（1969年第二师解散，工程支队编入农二师），并接受指令向南疆的尉犁县开进。

“到了尉犁县，我才知道上面是让我们去修尉犁县到若羌县的公路。”高敦禄说，起初，他们支队部设在尉犁县县城南的桥头上。当时，那条尉犁至若羌的公路的代号为“654工程”，意思是说，那条路是国务院于1965年4月正式批准立项的。
“尉犁至若羌原本是有路的，盛世才两面三刀依附蒋介石政府后，蒋介石为了拉拢他，曾给新疆拨付1305万元兴建库尔勒至甘肃安西的等级公路，这条路就经过尉犁和若羌。但由于当时这条路的修建标准低，沿线又多为沙漠、戈壁及沼泽，所以路况很差。
“1966年我们北京知青来到这里的时候几乎已经看不到公路的样子了，过往汽车大多要靠拱沙包、扛杠子、铺红柳枝，才能勉强通过，由库尔勒到若羌一般要走四天。”高敦禄说，解放前的那条公路叫南疆公路，全长1344公里，其中库尔勒至若羌的距离为422公里。

新中国要重修这条路，一是为沿线各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便利条件；二是要为新疆修建第二条连接内地的大动脉，因为当时中苏关系日益恶化，北疆通往河西走廊的路一旦被卡住，新疆就会与内地失去呼应。
高敦禄说，他所在的建设工程第二师工程支队的二大队八连，当年的第一站住在尉犁县卡拉附近的戈壁滩上。他们一个班十几个人住一顶帐篷，时值8月下旬，戈壁滩上骄阳似火，帐篷里和蒸笼没什么两样。到了夜里，凉风阵阵，大多数人身上也只有一件单衣，施工战士们被冻得瑟瑟发抖。这些年轻人本想到了兵团，上级会发给书包、衣物，但没想到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他们梦寐以求的军装迟迟没能发下来。在尉犁通往若羌的那片茫茫的戈壁和沙漠上，这批来自京城的青年，第一次领略了“早穿皮袄午穿纱”的内陆沙漠性气候。
“气候决定了我们吃不上新鲜蔬菜，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也只能吃点腊肉。我们的主食也就一顿两个窝窝头。由于没有机械，工程全靠手工来干。”高敦禄说，当路修到尉犁至若羌间的英苏地区的时候，施工队伍已经没有足够的沙石料修路了。经工二师党委与新疆交通厅研究决定，由工程支队就地取材，用风干的胡杨作燃料烧砖砌路，先试点，取得经验再全面推广。由此，“654工程”中，全长102公里的砖砌国道公路铺路工程全面在若羌县的英苏地区展开。
戈壁滩上没有专门制作砖坯的机器，施工队员只好土法上马。高敦禄说，那制坯的土很有讲究：黏土和沙性土的比例要搭配合适，黏性大了砖坯容易干裂，沙性大了砖坯会“酥”，强度不够。制作砖的土要用水泡透，不能有疙瘩，软硬也要适当，泥硬了灌斗不实，砖坯缺棱短角，泥软了砖坯凝不住会变形。
烧砖要建砖窑，没有现成的图纸，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的知青林锋和刘雪鹏在施工队伍里有了发挥专长的用武之地。在没有任何资料的情况下，林锋和刘雪鹏俩人白手起家与大家一起边试验边改进修起了两座“马蹄窑”，又经过多次摸索、试验，竟烧出了高标号的红砖。

高敦禄回忆说，用风干木作燃料，火力猛、温度高，烧出的砖像涂上了瓷釉，色泽青黄，黄中透绿，颇似北京故宫屋顶上的琉璃瓦，轻轻敲击则叮当作响，仿佛金属发出的声音，其硬度和强度都大大超过了青砖，接近于陶瓷，施工队员就给它命名为“琉砖”。有时砖窑内温度过高，琉砖熔化变形，互相粘结在一起，出窑时要用铁锤敲打分离开后，才能取出砖窑……

实在没想到，高敦禄这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当年的高才生，居然能够把烧砖的工艺叙述得这样清楚。他说，砖坯模子也是施工队员自己动手做的，按照红砖的标准规格长24厘米、宽12厘米、厚6厘米，用木板钉成六块连在一起的坯斗，一次可倒六块砖坯……
如今，人们经过尉犁至若羌的那段218国道，仍会在其旁看到一些废弃的砖窑，它们虽然已经火灭灰冷、四壁坍塌，但仍可映现烧砖人的智慧和艰辛。
高敦禄说，砖烧成了，最后一道工序是砌砖路面。这项工作要把黏土路基垫平夯实，使之中间稍高，略成拱形，两边各留出一米宽的路肩，上铺20厘米厚的黏土洒水夯实，内侧立一排横砖作边界。中间六米宽的路面下面先铺一层平砖，上面再按“人”字型拼码一层横砖，这很像镶木地板的样子。砖与砖挤得很紧，虽然没有水泥灌浆勾缝，只有用细沙填充砖缝，路面却紧密无间，浑然一体。

218国道尉犁至若羌方向931至1033公里处，曾经坦坦荡荡地铺展着102公里的红砖路面，它于1966年8月开工，建设至1971年5月竣工。如今，在它残存的5公里的路基的一侧，新疆交通厅公路管理局立起了一块“世界上最长的砖砌公路”纪念碑，其近旁还有一块“世界上最长的砖砌公路”简介碑。那纪念碑和简介碑都用大理石砌成，如今，过往行人总是站在它们的面前凭吊这条独树一帜的公路。

高敦禄缓缓走到了那纪念碑和简介碑的跟前说，“世界上最长的砖砌公路”共计用了6200多万块砖，足可建上百幢楼房。虽然当年的筑路队员当时住的却是帐篷和地窝子，却没有人说要用砖来盖住宅楼。

上世纪70年代初，西北公路设计院的一位工程师曾来砖砌公路考察。他经过实地调查、检测后大发感慨：这样的砖砌公路世界少见国内仅有。兵团战士，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不等不靠，自力更生，就地取材，修起这样高水平的公路，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创造，值得载入世界公路建设的史册。
2002年7月28日，新疆交通厅与巴州党委、政府，在库尔勒联合举行“最长砖砌路国道公路基尼斯世界纪录颁证仪式暨新闻发布会”。在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大世界基尼斯总部理事、新疆总代理为这条新疆惟一的一条砖砌公路颁发了“基尼斯世界之最纪录”证书。

时至今日，那段“世界上最长的砖砌公路”引来不少人的猜疑：在茫茫戈壁滩上，从哪里弄来这么多土烧砖铺路面呢？有的人说，是从几百公里外的库尔勒、尉犁运来的；有的人说，当年修路的工人在这里砍伐了大片胡杨林烧砖铺路，破坏了生态平衡，还有的人说，砖是重刑劳改犯就地烧制的……
林林总总的猜疑让高敦禄这位历史的见证者百口莫辩，他只是站在砖砌公路上自言自语：“不管怎么说，这路为人们提供了交通方便应该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吧？

在经过汽车千万次的碾轧之后，我看到，“世界上最长的砖砌公路”已经归于沉寂，这种沉寂让记者在内心仰望起万里长城、巍巍故宫，那里的秦砖汉瓦也已经归于沉寂。或许，能经受碾轧和经历孤寂正是秦砖汉瓦独有的品格和气度吧。
我有一种感觉：在人们的眼前，那段现在仅存5公里的砖砌公路，也并不能够轻易地望到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