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最后的"慰安妇"：我老了，在等死，没有什么办法

• 随着黄有良老人离世，中国大陆所有“慰安妇”原告均已逝世。自1995年起，中国大陆24位“慰安妇”幸存者作为原告、在4个起诉案中控告日本政府，全部败诉。

• 据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统计，目前登记在册的中国大陆“慰安妇”幸存者仅剩14人。其中，4人生活在海南。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20万以上的中国妇女被迫沦为日军的性奴隶。

黄有良老人终究没有等来她大半生都希望得到的道歉和正义。

一间面积不到10平方米的小瓦房，成为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幸存者黄有良人生旅途的“最后舞台”。

在8月14日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当天，黄有良的葬礼在乙堆村举行。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 摄

在平静中，饱受屈辱与沧桑的老人12日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乙堆村家中，望着漏雨的屋顶，咽下最后一口气，终年90岁。

越翻越薄的历史

在她离世前一周，新华社记者探访了黄有良老人，见证了她在人世的最后时光。

黄有良患有严重风湿，体重不足40公斤，生前已不能下床，只能蜷缩在一张漆色脱落的木床上。屋内物品、家具并不多，一张木桌上零散放着三个塑料盆和一双碗筷等生活用品，墙上一根细绳上挂着几件老人的衣服。拐角处一架轮椅布满灰尘。

一天中大多时候，黄有良都在呆坐中度过。“我老了，在等死，没有什么办法。”她说。

黄有良生前在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乙堆村家中（8月2日摄）。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 摄

距黄有良家约50公里的另一位受害者、本号镇宿风村的卓天妹情况也不容乐观。今年92岁的她已经卧病不起，神色如死灰。

十多天前，卓天妹傍晚时分在家中看到记者镜头时，一度试图坐起来说些什么，但她喉咙里似乎总有一口痰卡着，喃喃自语了几句黎族方言后，便没有了力气，很快便重新躺了下去。儿媳妇陈玉琼说，几天前老人气喘加重。

“这是越翻越薄的历史。” 从事“慰安妇”调查20余年的志愿者陈厚志叹息，海南仅存的4名“慰安妇”幸存者都已年过九旬。

对幸存的“慰安妇”受害者来说，时间在一分一秒流逝。这是她们最后的时光。

每当陈厚志带着志愿者和媒体人士看望这些幸存的“慰安妇”受害者时，她们会变得格外激动。

在万宁市大茂镇进坑村一个错落有致的庭院，记者见到了91岁的陈连村。老人意识清醒，平时还能独立煮饭、喂鸡。在客厅坐下来后，她一直拉着记者的手，时不时抚摩记者的手背。老人没说几句，就落下泪来。

不堪回首的往事

儿子张先雄从陈连村的回忆中勾勒出母亲落入魔窟的大致经历。

十三四岁时，全村人被日军强征修路，长相清秀的陈连村白天在工地做苦力，夜里还被强迫充当日军的性奴隶。

陈连村不知道，彼时，海南岛已经沦陷，和她同样受辱的还有上千名姐妹。

史料记载，1939年2月，日军入侵海南，并将海南作为进攻东南亚的重要基地。日军在此大量驻军，第二年陆续占领海南大部分县城和乡镇，并在交通要道、重要村庄建立起军事营地和军事据点，到1941年共有据点360余处。日军不断围绕这些据点实施蚕食、扫荡。

澄迈县中兴镇土龙村的李美金老人。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 摄

日本作家水野明撰写的《日本军队对海南岛的侵占与暴政》一书记载，仅在崖县、昌江县、八所镇、那大镇的日军“慰安所”，就强征了1300多名“慰安妇”。她们每天被糟蹋少则几次，多则十几二十次。由于日军的残暴蹂躏，“慰安妇”死亡率和更迭率相当高，日军则以暴力手段强行掳掠本地妇女进行补充。以此推算，在彼时海南16县76间“慰安所”内，被强掳为“慰安妇”的本地受害者人数前后应达5000余人。

这段屈辱往事，似乎是幸存的“慰安妇”受害者的回忆禁区。

从1993年开始，原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巡视员符和积实地调研并记录日军侵琼暴行。其间，“慰安妇”幸存者开始走进他的视野。通过实地走访和详实的资料对比，符和积耗时三年撰写了《铁蹄下的腥风血雨——日军侵琼暴行实录》一书。

该书记载，1941年，日军入侵了黄有良的家乡。当年11月，15岁的黄有良在收割水稻时被日军撵至家中并遭到性侵。之后日军夜夜上门，她只好躲进邻居家。找不着人的日军就对她父母拳打脚踢，黄有良只能放弃躲藏和反抗。转过年，日军又将她抓进了“慰安所”，年轻的黄有良在那里受尽欺凌。不少同伴因不堪折磨而自杀。

两年后， 一位村民壮着胆子向日军谎称黄父去世，央求放黄有良回家奔丧，她才脱离了“慰安所”。之后，家人在村里起了两个坟堆，假装是自杀了的黄有良和父亲的坟墓。随后，一家人连夜逃往100多公里外的保亭县。直到日军战败，才敢回到家乡。

卓天妹的情况更为悲惨。

据卓天妹儿媳介绍，卓天妹“进去”了四年，除充当“慰安妇”外，还要给日军挑水、洗衣服、煮饭。在受强暴、殴打、劳累、饥饿的多重打击之下，卓天妹的身体终于被击垮。直到日本投降，她才回到家。彼时，父母都已离世。

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镇宿风村的卓天妹老人。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 摄

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介绍，日军将海南作为日本进攻东南亚的大后方，除日本本国妇女之外，还从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等处强征大量年轻女子充当性奴隶，海南是中国受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海南本土的“慰安妇”受害者基本上是在村子里被日军强掳，或者被以招工的名义诱骗至军营，绝大多数受害者除被性侵外，还被迫从事体力劳作；海南沦为“慰安妇”受害者包括汉、黎、苗、回等民族，绝大多数人被性侵时仍是未成年少女。

苏智良说，“慰安妇”制度是日本使用国家力量、采取强制手段、针对外国女性的性奴隶制度。“这样的国家犯罪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令人发指。”

被歧视的后半生

日本投降后，生活还要继续。

苏智良的研究资料表明，同村人知道黄有良的经历后，嘲笑黄有良为“日本娘”“被日本人睡过”。嘲笑、歧视伴随了她的后半生。

无奈之下，黄有良后来嫁给了一个麻风病患者。

婚姻并不像她想象的幸福。“他知道我的过去，一有气，就打我，骂我。”她说。

万宁市大茂镇进坑村的陈连村老人。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 摄

黄有良选择了隐忍，将5个子女养大。她始终未曾主动提及这段往事。

直到1993年左右，符和积前来调查“慰安妇”的情况，她一直缄默不语。在征得丈夫同意后，才鼓起勇气，道出往事。

伤疤被撕开后，黄有良痛哭流涕，数夜难眠。直到那时，儿子才第一次知道，原来自己的母亲就是曾是电影中看到的“慰安妇”受害者。

采访中，黄有良的小儿子胡仁富始终低着头。村里人至今还会指指点点，他依然觉得丢人。

胡仁富至今还记得，以前与人吵架，别的孩子总以他母亲为话题。虽然母亲从未主动向子女讲述过那段历史，他还是从旁人的嘲讽中听出了大概。他和兄弟姐妹也曾奋力反驳，终究无济于事。对于母亲的过往，胡仁富至今对下一代仍难以启齿。

91岁的李美金和92岁的王志凤都住在澄迈县中兴镇土龙村。由于媒体采访和外界关于慰安妇的调查，她们的“慰安妇”身份近些年才被村民知晓。

1940年，王志凤在澄迈县山口村家中被日军强掳，关押在附近的大云墟据点。一年后，李美金在澄迈县茅圆村被掳，关押在日军设在隔壁临高县加来机场的据点。

日军投降后，在相当长时间内，两位女孩再也没有提起过自己这段经历，都选择偷偷嫁人，恰巧都远嫁到了土龙村。

为了守住秘密，王志凤前后四次搬家，丈夫去世时也不知道她“过去的故事”。

“他死后我才敢说。”王志凤苦笑。

对于母亲的遭遇，王志凤55岁的二儿子钟天祥仍有一丝抱怨：“人家都说是‘日本娘’的后代，怕不干净。”他至今仍是单身。

不该忘却的记忆

在澄迈县中兴镇土龙村，记者见到李美金时正值晌午。村口一颗百年榕树下，她正靠在一张塑料椅上乘凉。虽皱纹满面，却依旧泛着光泽。老人双手戴着一对镯子，手握拐杖，一身紫色花纹的短衫，整个人显得慈祥、安宁。

澄迈县中兴镇土龙村的王志凤老人。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 摄

榕树下，阳光明媚，微风轻拂，树影斑驳摇曳。李美金时不时唱起儿时的歌谣，几个孩童在身旁玩耍嬉戏，不远处的小卖部里，四五个人围着桌子打麻将。

“日本人坏透了。”这是李美金重复最多的话。她深吸了一口气，似乎极力在歌声里隐藏那段悲伤的历史。

王志凤夜里会做噩梦，这几年睡眠也越来越差了。

得知母亲的遭遇后，小儿子钟天祥有种参军的冲动。“看电视剧时都想打日本鬼子。”他坦言，现在自己很少买日货，除了经济原因，更多是因为对侵略者的恨。

王志凤老人偶尔会喃喃自语。她说，假若还能见到曾经伤害她的日本人，她一定会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我现在上哪找他们去？”

记者问她，是否会接受这些日本人后代的道歉。

“我会接受，但我一定要告诉他们，你的爸爸、爷爷曾经做过什么。”她说。

陈连村身体状况略好一点。虽然她还能做家务，但单靠自己再也走不出自家大院。儿子将老人卧室里的电视机搬走了，因为母亲看到电视剧中的日本人依然感到害怕。

三亚市海棠区藤桥村委会红八队两间两层的红砖塔楼危房是黄有良噩梦开始的地方。其中一间已经塌陷，另一间墙皮已经脱落，一道三米长、两指宽的裂痕从墙根延伸至二楼。

而在陵水县老城区的一条深巷里，两排楼房对立而起，行人三三两两走过，一块夷为平地的宅基地并不会引起行人注意。若不是邻居老人讲述，无人知晓这里曾是一座“魔窟”。

当年最早开展海南“慰安妇”调查的符和积已经68岁了。他不知道，今年5月另一位曾赴日上诉的“慰安妇”幸存者陈亚扁已经逝世。“还有一些健在的，只是年岁已高，记忆模糊了。这是不该忘却的记忆。”他说。

【此文献给那些受尽屈辱的人们。】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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