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唐王室为了确立正统也是拼 改户口 认老子为祖宗

天可汗的马前卒

贞观三年（629年），唐朝军队分六道全面出击东突厥汗国，一度不可一世的突厥在内乱兵败的情况下土崩瓦解，颉利可汗被俘押至长安，东突厥汗国灭亡，大漠以南全部成了唐朝疆域。第二年，北方各族各部君长齐集长安，共尊唐太宗李世民为“华夷父母”的“天可汗”。

东突厥败亡之后，部众向南移动投降唐朝的多达十余万人，降服的突厥贵族开始大量进入唐廷为官。由于突厥人大多不识汉文，不能充当文官；“天可汗”李世民就任命他们充当大将军或中郎将。一时间，朝堂之上高于五品的突厥武官多至一百多人，几乎占朝臣的一半，是为唐代大规模任用番将的滥觞。据统计，唐代可考的番将，有国族可稽者2523人；不知国族者13人，总数竟达2536人之多。其中称使者、首领无姓名者27人；有姓名可稽者776人，

这真是中原王朝旷古未有的场面。昔日西汉武帝托孤于降汉的匈奴休屠王之子金日磾，竟令其惶恐不安，颇有自知之明地表示“臣外国人，且使匈奴轻汉”，武帝遂以霍光为正，金日磾退而辅之。至于西晋时江统名噪一时的《徙戎论》更是直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弱则畏服，强则侵叛”，对边疆民族的轻视与敌视溢于言表，这与唐太宗李世民“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的态度实有天渊之别。

李唐出自鲜卑？胡汉混血

番将“生时气雄，少养马上，长习陈敌”，故“武臣莫若番将”。但唐代对番将如此青睐，由“天可汗”李世民奠定的开明民族政策固然功不可没，而李唐王室本身的深度“胡化”恐亦难脱干系。李唐王室自云始祖为老子李耳，近祖系十六国中的西凉太祖李暠，显是无稽之谈。近代史学大家陈寅恪就认为，“李唐先世若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即是赵郡李氏之‘假冒牌’。”李唐王室之所以攀附李暠，只是因为汉人士族著姓中，只有李暠所属的陇西李氏一支家于西北番汉杂处之地，自圆其说的破绽较少而已。

甚至有人更是认为李唐先祖就是出自鲜卑，僧人法琳当着唐太宗的面讽刺李家根本出自鲜卑，“弃代北而认陇西”；单雄信曾直呼李世民的胞弟李元吉为“胡儿”；唐代笔记小说《独异志》说：“唐太宗皇帝虬髯，可以挂弓”，杜甫有诗云：“虬髯似太宗”，与中原汉人迥异的外貌特征也引发了人们的联想当然这些都是间接证据，仅备一说。但与李唐王室模糊的父系血统不同，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三代帝王之母明白无误出自鲜卑，这从其独孤、窦（源自于纥豆陵氏）、长孙的姓氏就看得清清楚楚。

正因数代的胡汉混血，李唐王室种种“胡化”的表现显得顺理成章了，李世民“下行可汗事”尚可说是时势使然，其长子承乾热衷胡语胡服，愿意“解发为突厥”就无论如何不是政治的需要了。甚至李唐皇室的婚姻也带有强烈的胡化色彩，唐朝最著名的两个女人，武则天以庶母而为高宗皇后，杨玉环以儿媳变成玄宗宠妃，这实在大异中原传统礼教，而与曾经盛行于古代游牧民族“妻其庶母、伯叔母、兄嫂、子弟妇”的习俗（王昭君即先后嫁予父子两代匈奴单于）颇有共通之处。无怪南宋大儒朱熹一语道破，“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无礼之事，不以为异”。在如此弥漫宫廷的胡风氛围的熏陶下，唐廷任用气类相通的番将自然更算不得什么离经叛道的事情了！唐朝继承魏晋南北朝三百年民族大融合成果，“华夷无猜”、“爱之如一”也理所应当。

功臣高官自愿陪葬“天可汗”李世民

在太宗时代，“勇决习战”的番将已经在“天可汗”的麾下南征北战，破西突厥、拒吐蕃、平吐谷浑、击薛延陀、伐高丽，番将以其骁勇善战，立下了汗马功劳。尤其是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原突厥处罗可汗的儿子，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奉太宗之命远征西域的龟兹，所部除了汉兵汉将，还有“铁勒兵牧十有三部，突厥侯王十余万骑”。阿史那社尔采用游牧部落古老的战术，佯装败退，将龟兹军队诱至沙漠里，一举将其歼灭，遂令西域震惧，各国竞相内属。唐太宗将安西都护府移至龟兹国都，统于阗、疏勒、碎叶，是为“安西四镇”，唐朝的西部国境由之拓展数千里，直至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北部）以西地方。

为了厚赏这位麾下最好的将领，唐太宗将宗室的一位公主嫁给了他。阿史那社尔的忠诚是如此深厚，以至于当唐太宗李世民去世时，这位年迈的佣兵长要按照游牧民族的习惯，自杀殉葬，以“卫陵寝”（但被继位的高宗李治阻止了）。最后，阿史那社尔，以及铁勒部的哥论易勿施莫贺可汗的孙子契苾何力，突厥酋长执失思力等人，死后都作为功臣高官陪葬于“天可汗”李世民的昭陵。这可以说是唐太宗时代重用番将的一个侧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