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弟弟周作人为何做了文化汉奸？

周作人是鲁迅（周树人）的弟弟，他可以说是一个传奇人物。他是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和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他精通日语、古希腊语、英语也曾自学古英语、世界语。然而，这位北大教授却在抗日期间做了“文化汉奸”最后被判狱十年。

周作人任北大中文系教授时存照

抗战的背景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撤离北平，周作人受到北大校长蒋梦麟的委托看护校产。蒋梦麟在回忆录中写道：“抗战的时候，他留在北平，我曾示意他说，你不要走，于是，他果然没有走，后来因他在抗战时期曾和日本人在文化上合作被捉起来关在南京。我常派人去看他，并常送给他一些需用的东西和钱。记得有一次，他托朋友带了封信出来，说法庭要我的证据。他对法庭说，他留在北平并不是想做汉奸，是校长托他在那里照顾学校的。法庭问我有没有这件事？我曾回信证明确有其事。”

1934年11月，周作人（中坐者）出席东亚文化协议会第八次评议员会时存照

另一方面，周作人的日本太太羽太信子也必然会力劝周作人留下。羽太信子在近代史上她的名声很差，挥霍无度的她更是周作人和鲁迅反目成仇、兄弟失和的直接导火索。周作人是“日本女婿”，也曾留学于日本，这自然成了日本人拉拢他的便利条件。

周作人笔墨

之所以说周作人做了文化汉奸而不是真正的汉奸，是因为他并没有做过伤天害理、迫害同胞的事。他知道一旦上了日本人的贼船从此就会万劫不复，于是便关起门来搞翻译。也许最终的底线，是被他在1939年的“元旦遇刺”事件则所突破的。

周作人笔墨

一个自称是他学生的人求见周作人，他在进门后开枪将其击倒，蹊跷的是，子弹只打在了他衣服的一枚铜扣上，周作人只是受了轻伤。但这对于当时的周作人来讲可谓是不小的惊吓，日本宪兵队借机行事，以保护他为由进驻周府。周作人一直认为这场刺杀是日本人安排的，但出于惊惧心理还是在次月接受了汪伪政府的聘书。周作人先是担任了北京大学的图书馆馆长，后来又担任了教育总署的督办，最后还兼任了东亚文化协会会长、中日文化协会理事等伪职。

周作人于南京老虎桥狱中之题壁诗，书赠朱省斋手迹

抗战结束后，蒋介石命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名将周作人逮捕，在押解南京受审随后将周作人监禁于老虎桥监狱。得知此事之后，他的朋友和学生纷纷为他开脱求情，说他有“保全北大的图书和设备之功”，俞平伯还给在美国办外交的胡适写了封长信，请求胡适为周作人说情。1946年11月6日，高等法院判处他十四年有期徒刑，1947年12月9日改判十年有期徒刑。

性格与苗头

周作人

从《周作人传》中可见他一饰三角：一是“伪官吏”的“周督办”，一是“寻梦者”的苦住庵庵主，一是周作人自己塑造的“为国为民”的“殉道者”。周作人文章的字里行间总是涌动着一股淡淡的“物哀”思绪，在不同的层次里，“物哀”可能是悲哀的消解、超越或深化。正如叶渭渠所指出：这种无常的哀感和无常的美感，正是日本人的“物哀美”的真髓。这也看得出他性格里另外一个层面。

周作人著《谈虎集》一九二八年一月版

周作人曾谈到其自选文集《谈虎集》的命名，称集中“这些小文，大抵有点得罪人得罪社会，觉得好像是踏了老虎尾巴，私心不免惴惴，大有色变之虑，这是我所以集名【谈虎】之由来，此外别无深意。”在周作人自以为是“踏了老虎尾巴”的文章中，有一封写给末代皇帝溥仪的信，恐怕是最“得罪人”的一篇文字了。因为他写这封信是溥仪被赶出宫之后，正偕同郑孝胥、陈宝琛二人，由醇王府仓惶逃往东交民巷日本使馆。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当口，给落荒而逃的皇上写一封调侃戏谑的公开信，且还是“贺信”，看起来更像是落井下石。

溥仪1922年存照

他用文字抨击国外势力对中国内政的干扰，又激烈去讽刺“奴气”的国民，他对这两者都是深感忧愤的。在面对反驳之后他会旋即撰写文章更为激烈地批评北京市民。周作人曾态度鲜明地反对各方势力对“逼宫”事件加以利用，对外来势力尤其是日本势力的渗入，更为敏感与反感。他一再强调“日本人要自省，这样的侮辱他人结果就是自侮”。

周作人

如果说挑起“逼宫”事件的论战只是拉开一段人生戏剧的序幕，那么，在“逼宫”事件十八年后，周作人一生最重的戏份才悄然来临。此时他摇身一变，不仅从反日反帝的文化先锋变作了投日事伪的“文化巨奸”，还以伪教育总署督办的身份拜见溥仪。

周氏三兄弟

不可否认的是，周作人在文学上的造诣与对中国现代文学所做的贡献，但是他的性格里存在致命的软弱的一面。在面对苦难与权威的时候他总会选择顺从与自保，但在书面上他又是那么的“慷慨爱国”甚至到了激进和愤青的地步。

周作人的所作所为也就造就了他“如戏”的人生，不得不说“这人咋还两幅面孔呢”，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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