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玉奎自述：我与相声结缘

　　我父亲孙寿斋，是京剧琴师，又研究过单弦拉戏，曾在曲艺里演出，认识了我的相声老师于俊波。我五岁时，父亲带我到于老师家，对于老师说，让我跟他学相声。于老师说我太小，先念书，长大再学吧。
　　我念了几年私塾，长到十多岁，父亲总想叫我作艺，母亲福世英总想叫我做工。我学了一出京剧《女起解》，又入“富连成”科班，也没入成。母亲遂托邻居金秉诚，让我到《每日评论》报馆学徒，学了四个来月，报纸停版了。我又到《民生报》学了两个来月，报纸也停版了。父亲还叫学京剧，天天儿他拉胡琴，我唱那出《女起解》。
　　1936年，母亲认识了大业印刷局经理颜子江的太太，托她让我到大业学徒。我先与铸字老师学铸字，后与排字老师学排字。其间，还在京华印书局，做过《联绵字典》的装版工作。
　　1939年，我十八岁时，前门外劝业场开了“新罗天”演出曲艺，我去听了高德明、绪得贵的相声。他们演出《倭瓜镖》，我是越听越可笑，由此喜欢听相声。二去新罗天，戴少甫、于俊波合说的相声是《戏迷药方》。我听了以后，觉得这段《戏迷药方》编的很有意思，很可笑。
　　再去“新罗天”，场子改演评戏了。北边有个小场子，演出相声大会，我听过高玉峰、金晓山的相声，郭荣起、常宝霖的相声，高德明、绪得贵的相声。我还去西单商场“启明茶社”，听了常连安、常宝霆的相声，以及华子元的相声《戏迷传》。
　　这一年，我与师父成了近邻。一天，父亲将师父让到家里，叫我跟师父学相声，师父答应了。从此，工余之后到师父家学相声，头一段学的是《地理图》。
　　我还到天桥，师父掌穴的那个老相声场子听相声。所以说老相声场子，是因为这块明地，经过我们三代演员，即师爷焦德海、刘德智，师伯张寿臣，师父于俊波，师叔白宝亭等在此说相声。师父于俊波掌穴时，师父周德山，师叔陈子全，师兄白全福、罗荣寿在那儿演出。
　　我工余到天桥相声场子学说相声，被大业印刷局经理颜子江知道了，不同意我去天桥学相声。我便离开了大业印刷局。此后，我每天上午到于老师家学相声，午饭后到天桥学说相声。
　　后来，师父与戴少甫去天津演出，我又到白全福家学相声。天桥相声场子增加了朱阔泉的徒弟李宝麒。我有时上午到他家学相声。
　　有一天，他对我说，他与师弟侯宝林同去沈阳说相声，因为俩人闹意见分开了，他说单口相声。
　　经李宝麒介绍，我认识了绪得贵。绪得贵曾带我到尚小云办的科班“荣春社”和李万春办的科班“鸣春社”，教丑角学员《菜单子》。
　　李宝麒还带我到东安市场内的“新中国茶社”，听张杰尧、绪得贵、李宝麒演出相声。后来，李宝麒入了“启明茶社”，我又认识了常连安、吉评三、侯一尘、赵霭如、王长友、常宝霖、常宝霆、常宝华。
　　李宝麒在骡马市大街“宾宴春”应了一个堂会，叫我给他捧哏，他说了一段《打牌论》，下场后，他抱怨我没有捧好。我赌气说，你说单的吧，我不干了。此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我从小就爱看电影，看了很多部电影，我用电影片子的名字，写了一段对口相声《影迷药方》。写完后交给白全福师兄了，这是我在学说相声当中写的相声。
　　1941年，我又去做工，先后在中国大学印刷部、慈成印刷局、大业印刷局、京城印刷局排字。京城印刷局的活干完后，有位工友叫我去唐山《冀东日报》排字，我去了一看，工资不多，生活很苦。我由唐山回北平，在天津停留两天，正赶上听了侯宝林与郭启儒说的相声《卖布头》。我觉得侯宝林嗓子好，说得也好。

　　回北平后，又在东方印刷局排字。1945年5月，于俊波老师叫我到启明茶社继续学说相声，并叫我举行拜师礼。于老师邀请张寿臣、常连安、赵霭如、侯一尘、谭伯儒、王长友、白全福、罗荣寿、黄鹤来、常宝霖、常宝霆、常宝华、赵春田参加。
　　启明茶社后台供有相声祖师爷东方朔的牌位，东方朔是汉朝大夫，字曼倩，性情滑稽诙谐，爱说笑话，相声界老前辈尊他为说笑话的祖师，并且教育后代，要有曼倩遗风，意思是要有东方曼倩遗留下滑稽诙谐，用风趣的语言，引人发笑的作风。
　　我拜于老师时，将东方朔的牌位，放在小舞台上，先给东方朔祖师磕头，再给师父、师伯磕头。然后写拜师字据。这个字据，与众不同，只写了师徒关系、年月日。
　　头一天，我在启明茶社说相声，是于老师给我捧哏，说的是《打白朗》。常连安听了很满意，从此我就在启明茶社，学说相声了。
　　说了三个来月，抗日战争胜利了，启明茶社的管帐先生不干了。常连安和大家商量，叫我带管交娱乐税和印花税，给我增加了份儿。
　　常连安是启明茶社老板，他的班社，名“长春社 ”。我与他和侯一尘商议，以“长春社”名字，办一个刊物《长春游艺画刊》。这个刊物公开发行，除了在启明茶社卖，还在南柳巷报刊发行部卖。我是刊物的社长，又是总编辑，共出版六期。其间，常宝霆、白全福和我还在东城商业华声广播电台，说相声，报广告。后来，我一个人包一个钟点报广告，播音员放唱片；还在观音寺新中国商业广播电台和西城胜利商业广播电台，放唱片。报广告。
　　我在启明茶社说相声，先也说一小段儿《六口人》、《反七口》、《家堂令》、《大娶亲》、《拴娃娃》、《干枝子》。这些段子都是捧哏与逗哏以父母妻子开玩笑，逗哏占捧哏的便宜引观众发笑。
　　贯口活，我说过《地理图》、《洋药方》、《八扇屏》、《夸住宅》、《菜单子》。还有《打白朗》、《倭瓜镖》、《卖五器》，我也用贯口活使用。
　　文哏，我说过《打灯谜》、《笑酒令》、《窝头论》、《文章会》、《相面》、《朱夫子》、《哏政部》。
　　1947年，《游艺报》约我写中篇相声。我不会说，和赵霭期师伯商量，他教给我，他说我记，以我的名字发表，所得稿费我给赵霭如师伯。这样，在《游艺报》发表了传统中篇相声《乾隆下江南》、《四霸天》、《范家店》。
　　同年冬季，我想创作新的相声，写了《双过新年》，反映了当时社会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人民生活贫困。1948年春节，我与谭伯儒在启明茶社演出后，观众很爱听。我们又到西单“哈尔飞”剧场，为西城内二区警察等义务演出。侯宝林、郭启儒先说《流行歌曲》，我和谭伯儒说《双过新年》，受到欢迎。下场后，“哈尔飞”的一位负责人鼓励我：“还是多说这样的相声。”
　　1949年1月31日，北京解放了，解放后，我参加了北京市戏曲界讲习班，学习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新民主主义论》，我知道了怎样运用讽刺，改进相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我没有离开相声，我是说相声，整理相声，创新相声，研究相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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